那夜我将小女孩的纸条夹进手稿,合上册子时,指尖在封皮上停了许久。梅纹刻得浅,却清晰,像一道愈合已久的伤疤,仍能辨出当初裂开的方向。窗外风起,檐下铜铃轻响,恍惚间似有脚步声自远而近,又悄然退去。我知道,那是记忆在走动。
次日清晨,我照例前往“明心堂”整理藏书。这原是紫绡先生旧居旁一座废弃祠堂,经几代人修缮,如今成了女子典籍收藏之所。堂前一株老梅,据说明砚幼时亲手所植,如今已亭亭如盖。春深时节,残花未尽,新叶初展,风过处,落英拂肩,宛如细语。
刚推开木门,便见沈素衣的女儿沈昭正在廊下抄录《女诫辨》。她穿一件素青布衫,发髻用一根竹簪挽住,低头执笔,神情专注。听见脚步声,她抬眼一笑:“林姨来了。”声音清越,竟与她母亲年轻时一般无二。
我点点头,在她身旁坐下。案上摊着一卷残页,墨色斑驳,边角焦黑,显然是从火中抢出之物。“这是……?”我轻声问。
“前些日子,有人在金陵一处废宅地窖里发现的。”她指着其中一行,“您看,这里写着‘女子非器,不可拘于闺阁’??这八个字,和《薪传录》初版序言完全一致。”
我的心猛地一颤。《薪传录》初版早在百年前就被官府焚毁,连抄本都极罕见。若这真是原稿残卷,那便是护灯人最早的证物之一。
“发现者是谁?”我问。
“是个寡妇,姓吴。”沈昭低声说,“她说祖母临终前交代,家中地窖藏着‘不能烧的东西’。她一直不敢挖,直到去年女儿要考律司,才鼓起勇气掀开石板。除了这卷书,还有一盏油灯,灯芯早已碳化,但铜座上刻着四个小字:‘薪火相传’。”
我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位无名的老妇,在战乱年代抱着一卷书躲进地窖,用身体挡住烈火,把希望埋进泥土。百年后,她的孙女为女儿求学而启封,恰如命运轮回,不偏不倚。
“我已经请工匠修复这页纸。”沈昭说,“虽不能复原全貌,但至少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条路,从来就有人走。”
我点头,喉头微哽。正欲说话,忽听堂外传来喧哗声。一个年轻女子踉跄跑进来,脸色苍白,怀里紧紧抱着一本册子。
“沈姑娘!林先生!”她喘息着跪倒在地,“救命……他们要烧书!”
沈昭立刻起身扶她:“别怕,慢慢说。”
女子名叫周芸,是城外“静慧女塾”的助教。昨日夜里,一群乡绅带人闯入学堂,砸了讲台,抢走所有书籍,扬言要“肃清邪说,匡正风俗”。他们当众焚烧课本,还逼几位女学生跪在灰烬前发誓永不识字。
“为什么?”我问,声音低沉。
“因为……我们教了《人权初论》。”她咬着唇,“还有……让学生写了‘我的志向’。有个女孩说想做御史,查贪官。结果被人告到县衙,说是‘大逆不道’。”
我沉默良久。这已不是第一次。每当前进一步,总有人以“纲常”为盾,挥刀斩向光明。可这一次,我不再只是悲愤。
“你带我去。”我说。
半个时辰后,我站在静慧女塾的废墟前。焦黑的纸片如蝶般散落泥中,一块断裂的黑板上,还残留着半句未写完的诗:“愿为提灯人,照破千年暗……”
周围聚了些村民,多是妇人与孩童,远远站着,眼神怯懦又渴望。一位老妪拄着拐杖走近,颤声道:“我家孙女昨天还在念书……她说,学会了就能给我读药方。”
我弯腰拾起一片残纸,上面是一个名字:“李秀兰”。字迹歪斜,却一笔一划,认真至极。
“这是她写的第一个完整句子。”周芸低声说,“她说:‘我要读书,为了不再被人骗。’”
我将那片纸小心收进袖中。
当晚,我在明心堂召集十余位女师,包括沈昭、两位律司任职的女官、三位边地归来的游学士子。烛光摇曳,众人围坐,气氛凝重。
“他们烧书,是因为害怕。”我说,“怕女子有了思想,便不再顺从;怕我们写下真相,便无法再篡改历史。可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写。”
有人问:“那该如何应对?上书请命?还是组织联名?”
我摇头:“这些都做,但还不够。我们要让每一本书的灰烬,都变成新的种子。”
于是我们议定三事:其一,将《薪传录》《提灯录》《女诫辨》等核心典籍拆解成短章,印成小册,由商旅妇人秘密携带,送往各地女塾;其二,发动已识字的女子,每人每月教会一人写字,无论老少贫富;其三,在全国范围内收集“题壁遗文”??凡女子在墙、船、碑、灶等处留下的文字,皆拓印保存,汇编为《无声集》。
“我们要让天下知道,”我最后说,“女子从未沉默,只是被刻意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