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刻,以最狰狞的方式卷土重来。
那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帧帧刻骨铭心的画面。
冰冷的夜风刮过我的脸颊,刚满五岁的我,一只手被妈妈冰凉汗湿的手紧紧攥着,另一只手抱着那个塞了我最心爱的、洗得发白的布兔子“小白”的塑料袋。
我们正跌跌撞撞地跑下漆黑的楼梯,心脏在胸腔里像要跳出来,恐惧和一种幼稚的希望交织着——只要跑到街上,跑到有光的地方,就能离开这个充满酒气和怒吼的家。
那时,阿珩一家还没有搬来对门,楼道里只有我们仓皇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喘息。
然而,希望像泡沫一样脆弱。就在我们快要冲到楼门口时,一道巨大的黑影堵住了去路。
爸爸带着一身浓重的酒气提前回来了,他赤红的双眼在黑暗中像野兽般闪着光。
“跑?贱骨头!想往哪儿跑?!”
粗暴的力道将我们拽回,“小白”被抢过去扔在地上,被那只肮脏的鞋底狠狠践踏。
随之而来的,是落在妈妈和我自己身上的、分不清方向的拳脚和不堪入耳的辱骂。
“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这辈子都别想!”
爸爸那夜的咆哮,连同身体上的剧痛,将“逃离”这个愿望,死死地钉在了耻辱和恐惧的十字架上,蒙上了厚厚一层再也不敢触碰的灰。
……
十月三日的晨光,并未带来丝毫暖意。
我睁开眼,率先感受到的是左臂上方结痂伤口传来的细微刺痛,以及心底那片熟悉的、冰冷的空洞。
房间里弥漫着隔夜酒气和老旧家具的霉味,阳光费力地穿透污浊的窗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模糊的光斑。
里间传来那个男人因宿醉发出的鼾声和含糊的呓语。
这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狠狠搅动着我胃里的怨恨。
就是他,当年对妈妈哭着跪下来求他“别轻信别人”、“那是骗局”的劝告置若罔闻,执意将全部家当甚至借来的巨款,投进那个漏洞百出的陷阱,最终输得精光。
破产后,他一蹶不振,反而将所有的怨气撒在独自打几份工扛起这个破败家的妈妈身上,将她的辛勤视作对他无能的嘲讽,暴力成了他维持可怜自尊的唯一方式。
妈妈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一碗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放在床头,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欲言又止的担忧。
“砚砚,”她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扰了什么,“这两天……那边的人可能又要上门。你……就在屋里,千万别出来,不管听到什么。”
我看着妈妈眼角新添的乌青和细纹,点了点头,喉咙像是被一团湿棉花堵住了。
童年那个失败的夜晚,如同冰冷的潮水再次涌来,让我手脚发凉。
上午,那预料中如同丧钟般的敲门声还是来了,不算特别响,却带着一种钝重的、不容置疑的压力。
妈妈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洗得发白的衣角,像奔赴刑场一样走去开门。
我出于对妈妈的不放心,还是打开了一条门缝。
两个男人站在门外。
出乎意料,并没有立刻大喊大叫。
为首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甚至有几分斯文的中年男人(后来我知道他们叫他“王先生”),他脸上甚至带着一点无奈的歉意。他身后跟着一个身材魁梧、抱着胳膊、面无表情的同伴。
“陈太太,不好意思,又来打扰了。”王先生语气平和,“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这账期拖得确实太久了。您看,家里是不是再想想办法?总这样下去,对大家都不好。”
妈妈局促地搓着手,背脊佝偻着,声音卑微得让我心酸:“王先生,真的……求求再宽限几天,我这个月工资一发,一定先还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