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折磨妳的不是痛,是等待。
案件会怎么走?
他会不会被起诉?
检察官会不会相信妳?
没有录音了,会不会就什么都不算?
重伤害、杀人未遂……会不会全部都不算?
只要一想到这些,妳连续几天晚上都睡不着。
妳不是怕他真的会被放过,妳怕的是──妳都已经差点死了,这个世界却会告诉妳:「妳的痛,不够重要。」
那封来自台中的挂号信躺在桌上,妳看着封皮,手却抖得不敢拆。
妳知道这封信代表什么:它不是「关心」,它是「决定」。
妳深吸一口气——痛——还是拆开。
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传票。
没有多余一句话。
只有一行冷冰冰的字:「6/×出庭说明。涉嫌罪名:伤害。」
没有重伤害。
没有杀人未遂。
只有——「伤害」。
那两个字太轻了。
妳盯着那两个字,胸口慢慢沉下去。
不是因为它震撼,而是它轻得可怕。
妳被打到牙掉、肋骨断裂、差点窒息──在法律的第一步里,只算「伤害」。
那一刻,妳第一次产生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荒凉感:原来活下来的人,反而要自己证明「差点死过」。
妳知道不能再靠意志硬撑。
妳知道自己不能只依靠「心情」。
妳得找律师。
妳第一个想到的是陈律,妳信任他、也相信他懂妳。
但案件发生在台中,他在台北。
他沉默了几秒后,说:「我帮妳介绍一个在地的,他比较能即时处理。」
于是邱律出现了。
第一次和他通电话时,妳的声音还是哑的。
妳说完自己的情况后,电话另一端静了一下。
邱律的第一句话不是「证据呢?」
也不是「这个很难打」。
而是:「妳先不要怕,我会陪妳。」
妳听到这句话时,眼眶竟然突然一阵酸。
不是因为有人愿意帮妳,而是因为:在那么多质疑、冷眼、程序性的语气里,终于有人没有把妳当成麻烦,也没有把妳的痛当成夸张。
妳第一次觉得——或许妳真的不是孤身一人面对这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