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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章只处理存在或不存在（第3页）

它不给妳时间解释前因后果，也不允许妳从头说起。它只在乎，妳现在手上，能不能拿出「有用的东西」。

在这个空间里，妳不是被倾听的人，妳是必须完成举证的人。

而那一刻，妳很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妳要说的，不会是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为什么没有」的说明。

妳没有立刻回答。

不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是因为在那个问题被抛出来的瞬间，妳很清楚——妳要说的，并不会真正被这个空间理解。刑事庭要的是「证据存在或不存在」，而妳要说的，恰恰是一段证据为什么没办法存在的过程。

妳原本是有的。

那不是事后拼凑的说法，也不是模糊的记忆修辞。

那是一段确实存在过的录音。

妳很清楚它曾经被保存在手机里，清楚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录、什么时候被中断，也清楚那段声音里包含了什么。

那不是为了法律而留下的东西，而是当时唯一能替妳留住现场的方式。

妳不是在搜证，妳是在撑命。

那段录音出现的时候，妳并不知道它未来会不会被需要。

妳只知道，那是妳当下唯一还能抓住的东西。

可同样也是那一刻，妳很快发现，手机的状态已经影响到妳能不能求救。电量、通话功能、讯号，每一件事都变得比记录更迫切。

妳没有时间衡量哪一个选项对未来比较有利，那不是选择题，而是一个即时反应的问题。

活下来，还是留下来。

妳很清楚，如果不删掉那段录音，妳没有办法顺利拨出那通电话。

妳也很清楚，当时的妳，已经没有余裕再去承担任何「也许可以等一下」的风险。

那不是理性判断，也不是价值排序，而是身体在告诉妳——再不求救，妳撑不下去。

所以妳删了。

那个动作不是决定，而是反射。

不是放弃证据，而是换取呼吸。

妳在刑事庭里把这件事说出来的时候，语气很平。妳没有试着让它听起来合理，也没有替自己辩护。

妳只是把事情按照它实际发生的顺序，完整地放在这个空间里。妳说，那段录音确实存在过，但它被删掉的原因，不是隐瞒，而是为了拨出那通救护车的电话。

那不是妳选择不要证据，是妳选择不要死。

妳没有强调那个瞬间有多危急，也没有描述自己的状态。因为妳知道，在刑事庭里，这些形容词不会被接住。

妳只是把「生存」与「证据」并排放在同一条线上，让这个矛盾本身自己成立。

如果妳留下录音，妳可能没有办法活着走到今天。

如果妳活了下来，那段录音就注定不存在。

这不是妳的疏失，而是那一刻的现实条件。

妳很清楚，妳说出口的这一段，不会让法律为妳让步。

刑事庭不会因为理解妳的处境，就降低它对证据的要求。

但妳仍然说了。

不是为了说服，而是为了让这件事被放在光底下。妳不打算美化这个选择，也不打算把它包装成某种道德高度。

妳只是把它如实呈现——在那个时间点，妳必须用一段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换取一条能继续走到法庭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