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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第1页）

重生

二十年前，当我开始着手为这本书作调查时，我惊讶于这家美国软饮料公司的官员竟然有那么多机会接触世界上的伟人们。现在，我再也不会感到惊讶了。毕竟，可口可乐公司一年的销售额甚至超过了某些生产和销售其饮料的国家整年的经济收入。幽默的琼斯?哈里森曾经说过：“可口可乐公司就像一头大象的屁股，你往任何方向扔一块石头，都有可能会打它。”最近，另一个评论员写到：“可口可乐比罗马帝国更持久、更强健、更善于自我改善。这种产品注定要比美国还长寿。”再者，抛开关于营养、肥胖、文化、广告、政治、水消耗、劳工问题、敢死队等等争议问题不谈，可口可乐公司一直是这世上的一股“善”的力量。

当地震、洪水、火灾、饥荒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虽然动机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公众形象，可口可乐公司及其瓶装厂毕竟总能为大众供应新鲜、干净的水（或饮料）。比如，1998年波多黎各遭受乔治飓风的侵害，可口可乐公司在那里帮助无家可归的灾民。“他们特别喜欢和感激我们发的可口可乐、雪碧和水。”可口可乐员工写道，“帮助他人的感觉好极了，即使只是以这种微薄的方式。”同样，2011年，可怕的海啸摧毁了日本，穆泰康在几天后就飞往日本并宣布提供3000万美元的重建基金。

遗憾的是，可口可乐游说团体极力反对“退瓶返押金”立法，他们建立了一个叫“无党派基层”的组织，形成市民行动网络，抗议这类法案的通过和反对汽水税。只要比较一下佐治亚州路边堆着的垃圾和我住的佛蒙特州的退瓶返押金设施，集中回收法案的作用就很明显了。但可口可乐公司合理地指出，他们确有积极地促进产品的回收。瓶子回收改造后，能够制成人们身上穿的软毡衣服。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可口可乐公司还大力支持教育改革，由公司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慈善馈赠不计其数。除了公司层面上的投资，伍德拉夫、怀特海、卢普顿、托马斯、布拉德利和郭思达都为公众慈善事业提供过巨额资助，更不用提无数美国当地的慈善机构的国外的瓶装商的捐助。罗伯特?伍德拉夫的话很对，每个接触到这种神奇饮料的人都会赚钱——幸运的是，大部分的赚来的钱也花得明智，特别是在亚特兰大。

有人可能会认为可口可乐对当地文化和饮食习惯带来了冲击，但即使是平常时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都证明了自己是带来经济增长的福音。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可口可乐1991-1994年期间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可口可乐瓶装系统每增加1个工作，零售的就业岗位就会增加10个。从本质上讲，可口可乐公司帮助当地创建了从前没有的创业阶级。这种“翻倍效应”在其他国家也有记载，其中，意大利2012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可口可乐以1∶13的比例间接影响着就业增加。

我有一个从高中起就认识的老朋友，上一版书时他还在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戴维除了头发鬓角渐渐斑白，他看起来几乎和以往一样，我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有一次戴维给我看他和家人去海滩度假的照片。对着镜头微笑的他穿着一件可口可乐T恤。我笑了：“天啊，你度假的时候就不能脱了它吗？”他也笑，然后简短答道：“我不想。”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朋友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有人称之为“换血”，他的身体里流的不再是血液，而是焦糖糖浆。戴维获得了重生，虽然他从未试图向我“传教”，但我知道他一直坚守着一种信仰，一种在我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有趣又令人警醒的特质，并始终带着神秘感的信仰。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可口可乐人。

但我必须在这里加一条谨慎的备注。当另一位退休的可口可乐人得知我在写这本书的新版时，他感叹说：“我不确定这本书的标题是否还讲得通，虽然20年前确实是很合理的。有很多原因让我觉得现在的‘可口可乐人’不如20年前多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恐怕他是对的。为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已不再像从前一样，是一种“更高的使命”。许多人只是来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一段时间，把它当作职业的跳板。但是围绕着公司的那些魔法和信仰仍然存在，至少比大多数公司要多。在这一版书中，我采访了一位前可口可乐营销人员，他是21世纪初大裁员潮中的某一次被裁掉的。谈起这段经历，他仍然有点难过，不过他显然喜欢谈论可口可乐。当我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愣了一下，然后说：“有趣，不过可口可乐似乎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