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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索罗浮起来了（第4页）

“太可笑了。”他说。

弗兰妮的房间与我的房间紧挨着，我们共用一个古老的浴缸；浴缸足够深，可以放得下一头牛。我们的厕所在走廊那头，在大堂外面。只有父亲的房间带独立的浴室和厕所。好像苏西也用我和弗兰妮共用的那个浴室，但她只能穿过我的或弗兰妮的房间才能进去。

“别担心。”苏西说，“我不怎么洗澡。”

这话不假。我们闻到的气味虽然不完全是熊身上的那种气味，但还是带有浓重的酸味、咸味。当她把熊头取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她那乌黑潮湿的头发——她那张苍白、满是麻子的脸，那双憔悴、不安的眼睛——我们还是看她装扮成熊，觉得更舒服一些。

“你们看到的，”苏西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粉刺——青春期的痛苦。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孩——你把一个袋子套在我头上就好受了。”

“别难过。”弗兰克说，“我是一个同性恋，我没想过我的青春期也会这么难熬。”

“呃，至少你长得很漂亮。你们全家人都很漂亮。”苏西一边说，一边向我们投来不屑的眼光，“你们可能会受到歧视，但让我告诉你们：不管什么样的歧视，与别人看见一张丑脸的那种眼神相比，都算不了什么。我以前是个丑孩子，现在一天比一天更丑了。”

我们不由得盯着她这副穿着熊装的身体看（她没有戴上熊头）。当然，我们很想知道苏西本人的身体是否像熊一样壮实。下午晚些时候，我们看到她穿着T恤和运动短裤，靠着弗洛伊德的办公室的墙，做着下蹲和屈膝动作，浑身是汗——她正在为自己的角色做热身运动，因为那些激进分子干完白天的活儿就要出门，到了晚上妓女们马上就要来上班。我们发现，她的身体正适合装扮熊。

“又矮又壮，是吧？”她对我说。艾奥瓦鲍勃可能会说：香蕉吃得太多了，跑步跑得太少了。

不过，说句公道话，假如苏西不打扮成熊的样子去做表演，她到什么地方亮相都是不容易的。当然，穿上熊装，锻炼身体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我不能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否则我们就有麻烦了。”她说。

这是因为，要是没有苏西，弗洛伊德怎么能够维持旅馆的秩序？苏西就是秩序的维护者。当激进分子受到右派捣乱者的骚扰的时候，当走廊里和楼梯上有人跑来跑去乱喊乱叫的时候，当一群新的法西斯分子开始尖叫“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的时候，当一小群暴徒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让东西方关系研讨会的人滚……滚到更东边的地方去”）到大堂来抗议的时候——在那些时候，弗洛伊德就能用上她这头熊了，苏西说。

“还不快滚，你们把熊激怒了！”弗洛伊德总是这样喊。

有时候只需熊的一声低吼，或一次短距离的出击。

“说来很有意思。”苏西说，“我的样子不是很威猛，但是没有人会去与熊打斗。我只要抓住一个人，其他人就会滚成一团，开始呻吟。我只不过往这些杂种身上吹口气，只不过轻轻压到他们的身上。如果你是一头熊，没有人会反击。”

激进分子看到熊保护了他们，便对熊心存感激之情，因此，让他们搬到楼上去这件事，就不成什么问题了。我父亲和弗洛伊德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向他们解释了这一情况。父亲给我派了个搬运打字机的活儿，我二话没说就动手把打字机搬到五楼的那些空房间里去。一共有六台打字机、一台油印机、不少日常的办公用品，电话机好像多得过了头。等我搬完第三张或第四张办公桌的时候，我感到有点累了。好在这几天人在旅途，我没有像平常那样举重，所以我倒也喜欢搬东西这样的锻炼形式。我问了几个年轻的激进分子，他们是否知道哪里可以弄到杠铃。我看他们一下子警觉起来：也难怪，我们是美国人嘛。他们要么是不懂英语，要么假装不懂，依然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一个年长的激进分子对搬家一事表示了短暂的抗议，与弗洛伊德辩论起来，听上去言辞相当激烈。苏西在一旁开始呜呜地叫起来，那头熊围着老人的脚踝不停打转——就像她要把鼻涕擦在老人的裤管上似的。老人于是就冷静了下来，往楼上爬去——他当然知道苏西并不是一头真正的熊。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电话机？”我问，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到电话铃响，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一整天都没有响过。

“他们总往外打。”苏西说，“我想他们喜欢打威胁电话。我没有他们写的时事通信。我不喜欢他们搞的政治活动。”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弗兰克问。

“改变一切。”苏西说，“一切从头开始。他们想把过去一笔勾销。他们想来一场全新的游戏。”

“我也想。”弗兰克说，“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他们的样子很吓人。”莉莉说，“他们低下头朝你看来，好像在盯着你看，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你。”

“呃，你太矮了。”苏西说，“他们肯定看见我了，他们老是看我。”

“其中一个人老盯着弗兰妮看。”我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莉莉说，“我的意思是，当他们拿眼睛看你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你这个人。”

“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思考如何改变这一切。”弗兰克说。

“人呢，弗兰克？”弗兰妮问，“他们认为人也可以改变吗？你也这样认为吗？”

“可以改变的。”苏西说，“就好比我们到最后都会死。”

悲伤使一切变得亲密起来；我们为母亲和艾格的死感到无比的悲伤，在这样的悲伤中，我们了解了那些激进分子，了解了那些妓女，好像我们以前早就了解了他们一样。我们是一群失去亲人的孤苦孩子，在妓女眼里，我们失去了亲爱的母亲；在激进分子眼里，我们失去了金子一样珍贵的弟弟。所以，激进分子和妓女们对我们很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减轻我们失去亲人的忧伤，减轻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旅馆的这些状况而感到的另一份忧伤。尽管他们作息时间不同（激进分子白天工作，妓女晚上工作），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比我们原来想的要多。

他们都相信一个单纯理想在商业上有实现的可能性：他们都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能获得“自由”。他们都认为，他们的身体可以为了某项事业而慷慨地牺牲掉（在经历了艰难的牺牲之后，他们的身体能很容易地得到复原，或被替换）。他们使用名字的方式都有相似的地方——只是原因不同罢了。他们都是只用代号，只用绰号——即便使用真实姓名，他们也都只使用名，不使用姓。

他们当中有两个人起了同样的名字，但不至于造成混乱，因为这同名的两个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男的当然是激进分子，女的当然是妓女，而且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弗洛伊德旅馆。他们都叫老毕力格，在德语里，毕力格的意思是“廉价货”。一个年纪最大的妓女叫了这个名字，因为她的价格低于她所在的那个地区的妓女的一般价格。克鲁格大街虽然在第一区，但这条街的妓女的价格比拐一个弯的卡恩特纳大街的妓女低一个档次。如果你从卡恩特纳大街转到我们这条小街上来做生意，你就好像自降了身份，来到了一个没有光亮的世界。虽然与卡恩特纳大街只隔一条街，你在这里就看不到萨彻酒店的光芒，看不到国家歌剧院的流光溢彩，你只看到这里的妓女眼影画得更浓，她们的膝盖变形得更厉害，她们的脚踝似乎也凹陷得更厉害（因为站得太久），她们的腰围看上去更粗——就像站在弗兰克房间里的那个裁缝用的假人模特。老毕力格是克鲁格大街这帮妓女的老大。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对资历既尊敬，又痛恨。

与那个叫毕力格的老激进分子一样，这个叫老毕力格的老妓女因为换楼层的问题也与弗洛伊德吵得不可开交。

“你这是往下搬，”弗洛伊德说，“你可以少爬一层楼了。在一个没有电梯的旅馆里，住二楼总比住三楼强。”

弗洛伊德的德语我是能听懂的，但老毕力格的话，我却一点也听不懂。弗兰克给我解释说，她不愿搬家的原因是她的“纪念品”太多，搬不了。

“看看这个男孩！”弗洛伊德一边说，一边摸索着朝我这边走来，“看看他的肌肉！”当然，弗洛伊德说的“看”实际上是“摸”，他对我又是捏又是掐，把我往老妓女的方向推。“摸摸他！”弗洛伊德大声说，“他可以轻轻松松帮你搬走所有的纪念品。要是给他一天时间，他能把整个旅馆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