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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总是好的（第1页）

免费的总是好的

Gratisisgoed

旅途的起点在鹿特丹老坝上的一个车站旁。阿什瓦德看了看左边，又看了看右边，等待那辆黄色的电车出现在远方。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长方形的钱包，里面没有钞票，就连买一包薯条或者一个冰激凌的几个硬币也没有。钱包里只有一样东西，是一张印着阿什瓦德的名字、出生年月、照片和一段小字的卡，上面写着：“用这张卡，阿什瓦德的看护人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包括电车、汽车、火车和地铁。”这是我妈跟政府申请的，自从这张卡落进我们家信箱的那一天起，我们的生活就受到了限制。从此，但凡我们要坐公共交通，就必须带着阿什瓦德，那样的话就有一个人不用买票。免费的总是好的。有时候，比如说阿什瓦德去学校了，又或者是得了流感躺在**，看护卡就不能用了。那时候我就会把钱包挂在脖子上，有人来查票了，我就会惊讶地看着四周，大叫道：“阿什瓦德？阿什瓦德，你在哪儿啊？”每次查票的工作人员都会叫我赶紧下车，去找我哥。

还有一次，我二哥约翰（他除了哮喘，就没别的毛病了）和我一起出去。查票的时候，约翰立刻做出一副鬼脸。而我则火上浇油，对查票的人说：“他是个残疾人。”查票的人还充满理解地点了点头。

“9路，”阿什瓦德大叫起来，“9路电车来了。”在我们左边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黄色的车。我妈看着开近的车，眼睛不好，看不清是9还是7。等车到了站，我妈才说：“阿什瓦德，好样的。”说完松开了握着箱子把手的手。

我妈的旅行早就开始了，在第贝利亚斯小巷，在我妈的衣柜里。每次我妈要出门，就会把里面的东西全都装进行李箱，至少是其中的一大部分。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妈一共带了十七个箱子。去游乐园玩的那个星期，一共十四个。她很少有只带几个箱子出门的时候。

今天早上，衣柜里的东西被塞进了四个大箱子里，有衣服、锅、瓶装食物，还有一路上能用得到的东西。我妈觉得，旅行路上要买东西的人，都是没活明白的人，也不值得活在这个世上。

旅行箱，我妈的生活总跟那些箱子脱不了干系。

我爸拖着那些箱子，来到了老坝上的电车站。这期间，我爸已经锻炼成一个经验丰富的搬运工，孟买火车站的那些人都不在他的话下，他的技能比他们的还高超，速度比他们快，动作也很灵巧。

阿什瓦德朝电车司机竖起中指。自从进了青春期，他就会经常这样，有什么不顺心的，就会发脾气。

电车叮叮当地开走了，我妈走向阿什瓦德，对他说：“你不可以像刚才那样竖起中指，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要7路车。”

“7路车马上就会来的。”

“妈妈，”我大哥问，“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出一趟远门，”我妈说，“去法国。”

“坐7路车去吗？”

“先坐7路车，然后换火车，最后还要坐汽车。”

“我今天晚上睡在哪里呢？”

“旅馆里。”

“小熊呢？”我哥拿着他的玩具问。那是一只毛茸茸的猴子，我哥叫它小熊。睡觉的时候，小熊就躺在他的胳肢窝下面。自从进了青春期，小熊身上就有了足球运动员更衣室里的汗味。

“小熊在箱子里。”我妈说。

“这么说它也要坐电车、火车和汽车？”

我妈点了点头，阿什瓦德不再提问了，没有再问旅行，也没有问法国，总算安下心来。他看着左边，等待7路电车出现的那一刻。这就是我大哥，有时候很暴躁，有时候又会担心他的玩具猴子。

到了中央火车站，我妈找到了一个警察，指着放在地上的四个箱子，又指向阿什瓦德，就跟我们在电车里被查票、我指着约翰的样子一模一样。只不过我妈没有对警察说：“他是个残疾人。”而阿什瓦德也没有做出一副鬼脸。看护人的卡发挥了作用，我妈从我大哥的钱包里拿出那张卡，给警察看，说：“我们要去11号站台。”再过三分钟，11号站台的火车就要出发前往乌特勒支了，就眼下这个情况，四个箱子、三分钟、十一个站台，我爸完全可以轻松应对，可惜的是，在老坝车站他在没有得到我妈任何小费的情况下被遣送回家了。因为他不能免费坐电车，而要花钱的东西总是不好的。

现在这个警察要帮忙扛这些箱子，他仔细地看了看卡片上的说明，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妈就干脆说：“来，阿什瓦德，我们走吧。”

警察十分钟后才来到站台，我妈站在火车门旁边，正跟火车车长展开着激烈的讨论。只听她大声嚷嚷，说警察马上就来了，是来护送她的。有时候，我很庆幸我不在现场，而在别的地方。

警察大汗淋漓，仿佛一只水獭。蓝色的衬衫全都浸湿了，帽子也歪了。要是在孟买的火车站，他就惨了。不过好在这是鹿特丹中央火车站，游戏规则也不一样。我妈打开其中的一只箱子，在里面摸索起来。这些箱子是我妈的，属于另一个世界。她终于在一堆混乱中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拿出了一个猫罐头。里面是被捣碎的兔肉，还是打折的时候买的，是家里仅剩的几个罐头了。火车车长的哨子声超越了警察的讶异。

火车上一切顺利，也就是说我大哥没有再发脾气。他看着窗外，哼着电台播放的歌曲。查票的工作人员走进我们的车厢时，他骄傲地把看护卡从钱包里拿出来。工作人员检查的时候，阿什瓦德竟然指着我妈，说：“她是残疾人。”这是我和二哥教他的。

到了乌特勒支火车站，我们的一个表哥早已来到站台上，准备帮我们搬行李。他是我妈一个姐姐的孩子，就住在乌特勒支市中心。出门前的一天，我妈给她住在海牙的姐姐打电话，要求她的儿子来火车站接我们。整个对话都是印度语，唯一的荷兰语词是“乌特勒支会展中心”，还重复了好几次。这是我妈和我哥要坐车的地方。表哥把车开到会展中心的停车场，停在了遇到的第一辆大巴车旁边，然而这不是我妈和我哥要坐的那辆去法国的大巴车，车窗后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科隆”两个字。我妈叫表哥去问大巴司机，他带着些许的不情愿，下了车，走向了大巴，一会儿又上了车，发动了汽车，说：“得继续向前，再往右边开。”结果到了那里，全都是大巴车，没有尽头的寻找就此开始。表哥每开到一辆大巴旁边，就听司机说我妈和我哥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单上。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也不能放弃，这是作为一个侄子对阿姨应尽的责任，印度的文化就是这样。我妈气坏了，怪我表哥没有找对大巴。这就不是印度文化了，只是我妈的文化。她发现表哥开错了方向，就把他骂下车，自己坐到了方向盘后面。那些不在场的人应该会很庆幸自己当时正身处别处吧。

最后，大巴终于出现了，可是我妈并不在乘客名单上，阿什瓦德的名字在上面。

“小熊的名字呢？”我大哥问司机。

司机用食指指着名单，问：“小熊姓什么啊？”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认真对待阿什瓦德，因为他看起来确实挺正常的：一个帅帅的、梳着中分的男孩子。他不会算算数，也不会看书，光看是看不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年里，阿什瓦德唯一的进步就是能把7路电车和9路电车区分开来。

我妈来到司机和我哥之间，说：“小熊在箱子里，会待在放行李的地方。”

“乘客不可以待在行李区。”司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