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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梦（第2页）

我从跑道的一边跟我爸妈招手，跟在弗雷克·芮格洛克的后面，几乎就要超过他了。我妈也跟我挥了挥手，站了起来，让我跑快点儿。

“加油!加油!”我妈在跑道中间的草地上大叫起来，“快点!快点!”

不过，当她看到我爸又在看文章，立刻一把夺过，就跟猎鸟捕捉猎物一样。

这时候轮到我爸在草地上大喊大叫了：“救命啊!救命啊!”

结果一点用也没有，我妈已经拿着文章逃之夭夭了。只见她在草地上飞奔起来，找到最近的一个垃圾桶，把撕碎的文章丢了进去。

现在，二十年以后，我爸还在研究前列腺癌。他已经离开了鹿特丹，为多伦多的健康系统工作。他成了那里很有权威的研究专家，经常在重要的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然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攻破前列腺癌的药还没有发明出来。有时候我在想，要不是我妈把那些文章都撕了丢了的话，治疗前列腺癌的药也许早就发明出来了。我不敢去想那些英年早逝，又或者成了性无能的男人。也许，我妈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在第一次训练后，我爸就不跟着一起来了。而我妈每次都会来，一次也不会错过，比陪孩子们踢足球的父亲还狂热。每个星期六早晨和星期三下午，她都会带我去跑道，站在旁边狠命地给我加油。在第一次训练后，弗雷克·芮格洛克开始叫我“加油”，再后来和我一起训练的小孩们也这么叫我，一直叫到我二十一岁那年。

我的第一场田径比赛是俱乐部冠军杯比赛。小学生的比赛一共有四个项目：40米快跑，丢垒球，跳远和600米。我有点紧张，不过跟我妈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她一直在问问题，手也抖个不停，连把号码贴到我橙色的比赛服后面都困难。我觉得背后被戳了一下，刚想发怒，就看见了我妈眼里的泪花。

“妈，”我都为自己说的这些话感到吃惊，“好了，好了，没什么可哭的。我知道你很骄傲，可是过一会儿就骄傲不起来了。你爱我，是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妈妈，快擦干眼泪，抱抱我，我们来互相鼓励。”

最后，还是约岩的妈妈帮我把号码固定在了衣服上。约岩也住在月里河小巷里，比我大一岁，跟C组的孩子们一起参赛，打算在比赛的结尾打破1000米的俱乐部纪录。到了少年组，他就会成为我的竞争对象，准确地说是我妈的竞争对象。

小学生的第一个项目是40米快跑。如今看来是很短的一段距离，那时候看来却很长，成了我记忆里的一道划痕，虽说看不见摸不着。我妈带我来到起点，问了我好多次我在哪一组在哪个跑道。我点了点头，说：“第三组，第四个跑道。”然后又撩起我的T恤，把T恤塞进了我的裤子里。要不是她的手抖得厉害，恐怕连鞋带都要重新给我系一次。

我妈那紧张的样子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同时也让我羞愧不已。当第二组的参赛队员准备完毕时，我妈问：“你撒尿了吗？”

我突然明白自己犯了个错，赶紧摇起头来。

“恩斯特。”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威胁。

餐厅的厕所离跑道很远，如果这时候去厕所，就会错过比赛。

“肚子里装着尿就赢不了比赛了。”我妈指着一棵树说，那棵树就在跑道旁边。

我试图不动声色地走向那棵树，可还是被两个学生看见了。就这样，三秒钟内，赛场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了我在一棵树后面尿尿的事实，远处传来了一片笑声，划伤了一个孩子的灵魂。

“别管他们。”我妈说，说完又帮我把T恤塞进了裤子里。不要把外界事物，尤其是别人的话当回事，我妈也一直是这么做的。这是一条她一直遵守的法则。

这时裁判员打响了起跑枪，我们飞奔出去。“加油!”我妈大叫起来，“加油!加油!”她用整个印度家庭的**为我加油，其中包括了爸爸、妈妈、两个儿子，还有无数的女儿。

起跑时我并没有占优势，不过是第一个跨过终点线的。我挺起胸，就跟弗雷克·芮格洛克教的那样。我妈站在跑道旁边，已经准备好了来祝贺我，她自己也跑了40米的冲刺。我们得往回跑一小段，这样裁判们才能看清我们背后的号码。这时秒表、嘀嘀声、铅笔、纸张和橡皮擦纷纷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说的吧，”我妈说，“排空小便真的有用。”说完就把我搂进那温暖、强壮的胳膊，眼里噙着泪花，轻声说，“你就得听你老妈的话。”这是她给我的意见，我得谨遵这条真理，这样一切才会相安无事。

我们来到了跳远的场地，我的头两次起跳被宣判无效，第三跳排在了第四名，这就导致我在总排名上从第一名滑到了第二名。我妈被请出了赛场，因为她跑去干扰裁判的工作。她不同意我的第一和第二跳被宣判无效。

“他还那么小，”第一跳过后，我妈对坐在沙坑前的裁判员说，“他真的尽力了。”

第二跳的时候，我妈按住了裁判的红旗，拿走了白旗，举在空中。然而，别的裁判拒绝测量结果，于是我妈就走进沙坑，庄重地说：“4。7米。”这成绩应该可以破俱乐部纪录了，至少可以破小学组的纪录，如果这样的纪录真的存在的话。

后来，我妈在考过七次试后，终于拿到了荷兰皇家田径协会的裁判员证书，成了一名裁判。她很想成为一名裁判，并不是想要为田径比赛义务劳动，而是为了免费的午餐。比赛的裁判员都可以享用免费的午餐，还能拿到茶和咖啡的消费券。在我妈眼里，这就跟超市打折没什么区别。

一成为正式的裁判员，我妈就试图用消费券去换午餐。在第一部分比赛开始前，她找到所有的同事，企图跟他们交换餐券。有时候会拿到一张没用的券，因为她跟一个同事就消费券和午餐的交换数量无法达成协议。

只要有我妈在的地方，就有交易。

每场比赛，我爸和哥哥们都要在下午来到赛场，来拿免费的午餐。为了这午餐，我妈得不停地按下秒表，测量距离，把尺子摆在正确的高度。就这样，我们才吃上了装在塑料袋里，抹着厚厚的黄油，夹着火腿、奶酪和香肠的白面包，还有葡萄干面包和苹果。我们贪婪地吃起来，一旦回家，就什么也没的吃了。

我成了小学组的冠军，丢垒球和600米我都是第一。跑600米的时候，我妈一直跟在我旁边一起跑，几乎跑完了全程。其他妈妈大眼瞪小眼，有的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我妈对此视而不见，在我跑过最后一个弯道冲刺的时候，只听我妈大叫：“加油!加油!”

领奖台是由三个橙色的、高度不一的油桶拼起来的。叫到我的名字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一直持续到我妈放下手来。我爬上最高的那个油桶，等待走上前来的裁判长。他先给站在我旁边的选手们颁了奖。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名字和几千个名字同时存在，无法再去挖掘，早就被遗忘了。然后，裁判长往旁边跨了一步，站在了我的面前。

这是我获的第一个奖，也是我的第一个奖杯，1987年俱乐部小学组冠军杯。我在人群中寻找我妈的视线，发现她笑了，笑得很灿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幸福的样子，就跟其他妈妈们一样。时间仿佛被夏日里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过，推移了一个瞬间似的。

我来到她身边，她跟所有人说我的田径才能是遗传了她和她的姐姐们。“我们都是很优秀的田径队员，”她对裁判长说，“赢了很多奖杯和奖牌，还都是光着脚赢来的。”说完还给别人看脚上的老茧。即使别的妈妈们再疯，这样的事也永远不会发生在她们的身上。

回到月里河小巷，我得把获的奖给周围的邻居们看，包括住在街对面的邻居。每个人都要知道我成了俱乐部冠军。第二天我妈跟我一起去了学校，坚持让我拿着奖杯给全班同学看。就连平时一贯严格的碧岭老师，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敢说“不”。肯定是因为我妈的眼神像一副要喝血的样子。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我获过无数次奖，每次都要给所有人看。炫耀，是典型的印度作风。我记得每次比完赛，我们开车回家，一到鹿特丹我妈就把所有人摇醒，让我们都坐好，姿势要端正。只要我们家的房子出现在远处，我妈就会大叫起来：“开始!”我爸就会使劲按喇叭，在月里河小巷，以及后来的第贝利亚斯小巷里面开好几个来回，直到所有邻居都看到我们坐在车里的样子：我爸紧握方向盘，我的哥哥们面带笑容，我妈像个女王似的挥着手，而我要把奖牌或者奖杯举在窗外。

有一天，一个穿着红西装的老人出现在我们家门前。他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说自己叫库马先生。我以为他是上门来推销东西的，就跟卖万能抹布的一样，正想把门关上。这时库马先生指向胸前的徽章，一枚黄金做的刺绣纹章出现在我的眼前，上面写着印度田径协会。

过了一会儿，库马先生跟我们一起坐在了客厅的餐桌前。他双手捧着茶杯，时不时喝一口。一般情况下，我们家是不会有客人的。朋友还有我爸的同事们得在家门口等着。我妈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家里乱七八糟的样子，在她捡回一堆被丢弃的油烟机罩子后，她的收集癖好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对我们家来说，比起万能抹布，更需要一个心理医生。库马先生似乎看不见眼前这一堆混乱的场景，又或者是觉得客厅里堆满了录影带是世界上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能他老婆也这样，又或者所有的印度女人都有疯狂的收集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