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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哲学论证与政治论辩（第2页）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10]

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荀卿（约前313—前238，名况）认为人如果不接受教育，是无法变“善”的，所以，人是需要严格**的。荀子的学说被收录在《荀子》一书中，该书娓娓道来，不乏幽默色彩，形式上采用了论述体，而非早期著作常采用的问答体。由此看来，这本书应是他本人撰写的。[111]荀子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先秦时代哲学发展的巅峰，对后世哲学家及史书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因《孟子》被列为儒家经典，《荀子》一书才在宋代被人忽视了。

在先秦哲学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历史记录或伪装成历史记录的故事，它们经常被用来增加观点的直观性。但也有些论述，我们无法明确判断其被插入的原因。在记录法家最著名代表人物韩非（卒于前233年）思想的《韩非子》[112]一书中，有55篇对法家治国思想基本理念的论述。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这部书应是他求当谋士不成之后写下的。他的家乡韩国遭到秦国攻击之时，他作为使者被派往敌营，后来死在了对方的牢狱中。韩非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法”“术”和“势”，他用于解释自己思想的寓言和故事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散文宝库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下面这个故事，它讽刺了某些因墨守成规而失去实际行动能力的人：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人曰：“何不试之以足？”

曰：“宁信度，无自信也。”[113]

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吕氏春秋》，最初有可能是因为使用干支纪年法编排而得名，这部著作通常被归入法家，[114]但或许将其称为杂家之作会更确切。[115]在这部由大商人兼秦始皇谋士吕不韦（卒于前235年）主持编纂的著作中，除政治及道德哲学方面的论说外，还有大量的故事和报道，书中浸透了那个时代虽则自由但又追求秩序建设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在吕不韦之后出任秦国丞相的李斯（？—前208）的杰出政治哲学论述中也有体现，李斯的论述主要散见于其散文作品和书信中。

但最有趣的寓言故事并不是在偏理性的儒家经典或严肃的法家经典中，而是在较为柔和、偏重个人而又不失幽默的道家著作中，并且久而久之，其他学说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学说流派的影响。

道家的老子和庄子

早期的道家传统被称为“道家哲学”，以区别于公元2世纪形成的道教。这种哲学实际包含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流派，其中一种以被认为是老子（我们所熟悉的名字是Laotse或Laudse）所著的《道德经》为核心，另一种则以《庄子》为代表，这部著作后来也被称为《南华真经》。

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们的学说都强调个人、世界和生命的神秘性，这种思想在过去两个世纪始终非常吸引欧洲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16]对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这种学说的影响力也远比他们公开承认的要大。《道德经》通常被我们音译为Daudedsg、Tao-Te-King，或取其意，译为DasBuchdesAltenvomSinnundLeben[117]或DasHeiligeBuWeguugend[118]，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拥有最多西方语言译本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难理解的一部。

在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座公元前168年的汉墓中的帛书出土之前，王弼（226—249）所注《道德经》一直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版本。[119]马王堆帛书中有两种版本的《道德经》，其中保存较好的版本是用隶书写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弼版《道德经》分为上、下两部分，共81章，而马王堆帛书版两部分的前后顺序与之不同，主要论述社会政治问题的“德经”在前，论述宇宙与本体论问题的“道经”在后，如此一来，书的名称实际应该是《德道经》。

《道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我们并不清楚，其成书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中多为押韵的警句、哲言。认为老子是作者的观点可追溯到《史记》，这部约5000字的著作被认为是老子骑牛出关途中写给一名关令的，这个传说于1938年被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写进了他那首著名的诗《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LegeehungdesBuchesTaotekingaufdemWegdesLaotseiion）中。[120]还有一些记载将老子描述为孔子的同代人，所以他被认为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121]

《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为现实生活设定的最高目标，讲求的是效法道而行，返璞归真，道法自然。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种观念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影响，也远不止《德道经》中所用的对偶或排比等修辞手法。

早期道家哲学中的另外一部，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则是庄周（约前369—前286，也称庄子）的作品《庄子》，这部著作共33章，分为“内篇”（1—7章）、“外篇”（8—22章）和“杂篇”（23—33章）三部分，而其中只有1—7章可以确定是庄子所作。[122]这部著作的语言风格应该源自庄子的家乡宋国，这个位置偏南的诸侯国认为自己是殷商后裔，不过宋国的语言也仅被保留在这一部著作中而已。其中比较典型的除了奇特的人物名字，还有其他一些语言特点。《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最著名的一段是“蝶梦”，作者在“蝶梦”中形象地论述了他关于突破自我、万物齐一的思想：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部著作用很多故事颂扬无用之用，批评“圣人”的“文明”，书中还有很多地方将儒家的各种“文明”规约视为世间万恶的始作俑者。[123]庄子思想中对文化和文明的悲观抨击成为持续影响中国文化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潜流或支流，而庄子文章中提倡的回归田园以及牧歌式的文风直到近代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同时也体现在作为他们归隐场所的园林和庭院的结构上。

道的无处不在以及认为万物之间存在神秘联系的观点，是庄子哲学的基本思想，于是，就有了他临终之时说的下面这样一段话：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124]

推崇庄子世界观的主要是精英阶层中对于美和浪漫思想持开放态度的人。而这种世界观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这符合精英阶层对独特性的认识，任何一种技艺都会被视为既不可教也不可学的，都会被认为是顺道的结果。下面这个寓言讲述的，正是这种回归内心的无为如何被人出于善意而破坏：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125]

《庄子》中的故事与许多收录在哲学著作中的寓言故事一样，不断被用在后世人关于精神层面的讨论中，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技巧，例如《庄子》中的庖丁，在政治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笔下，就已经变成了一种概念：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126]

贾谊在这里用到了《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的刀从来不会变钝，因为他无论是切肉还是分骨头，都能利用好关节之间的自然缝隙。[127]

经常与《庄子》相提并论的《列子》被认为是列子所著。相传列子能御风而行，一些人认为他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列子·杨朱篇》提到了传统上认为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杨朱。《列子》中虽然也包含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之前的内容，但它应该是在公元3世纪才编订而成的，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道家发达的炼丹术的影响以及从印度地区传到中国来的故事题材。[128]

故事、寓言和诗歌在各家“游哲游士”作品中有着多种多样的使用方式，这种现象表明纯文学在战国时期还没有独立的表现形式。尽管后世的文学始终也没能完全摆脱教化目的，但在这里，我们已经能看出人们对修辞艺术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一些带有空想性质的观点之所以能发展并传播，也正得益于这种兴趣。有些文人群体以及以某位教师为核心形成的学宫也因为他们的修辞手段而声名远播。当时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是齐国“稷下学宫”的淳于髡（大致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史记》中有多处记载了他的讽谏与机智。

《战国策》及其他被认为刘向所作之书

诸子百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本应有利于论辩体的发展，这一点从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出来，但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并没有一种符合arsoratoria（演说）意义的论辩体出现并被保持下来，而修辞学也没能发展起来。这或许是因为主流观念将重点放在了话语所蕴含的思想而非话语本身之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辩士流派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只是他们后来受到打压，著作才被人遗忘。刘向编订的《战国策》也能够证明这种推测。《战国策》包括了497个历史事实和故事传说，年代主要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21年。考古发现证明，远在该书编订之前的公元前220年左右，许多被收录其中的故事就已经在流传了。[129]

作品标题中的“策”字我们通常翻译为R?nkespiele（计谋）、Pl?schl?ge（计策），但编订者也有可能用的是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即“成编的木片”。从汉代末年开始，《战国策》就因其内容而越来越不受重视，或许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辩术是通向强大权力的捷径。例如《世说新语》中就讲到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特别善于衡量一件事的好处与坏处，深谙被称为“长短”的游说之术：

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130]

由于所引起的争议，《战国策》在唐时就已经部分失传了，直到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宋人曾巩（1019—1083）重新编订了这部书。有意思的是，曾巩不忘强调说这部书能让人看到正统一旦败落，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但该书的文字风格应该是让他十分叹服的，而且此类赞叹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曾经有过，例如宋人王觉就在《题〈战国策〉》中说道：“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核纬，亦文辞之最。”宋人李格非则在《书〈战国策〉后》里说：“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

虽然《战国策》在传统上被归为历史著作，而且也的确是我们了解战国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但它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而是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辩论文章。《战国策》英文全译本的译者柯润璞是对这部著作研究最深入的西方汉学家。他总结了不同的论证方式，认为从基础结构来看，书中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文本是按照下面这个程式进行的双重论证：“你应该这样或那样做。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赢得A，如果不成功，赢得的就是B。”下面就是这种程式的一个例子：

魏文侯借道于赵攻中山。赵侯将不许。赵利曰：“过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罢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131]

另外一种论证程式的结构是：“如果你做A，就很好；如果你不做A，就不好。”（或者反过来！）还有一种是“进退两难型”，用来让某人明白他要做的事无论如何都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下面这个故事：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132]

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的创办者、汉学家海尼诗（Eriisch，1880—1966）认为刘向像孟子一样是“为道德和性格斗争的先行者”。[133]除了《战国策》，还有其他作品被归在他的名下，例如《列女传》[134]，或以政治讽谏和道德教化故事为内容的《说苑》以及《新序》。后两种作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而《列女传》里面记载了105个令人敬佩的妇女的故事，开创了记载妇女事迹的传统，吕坤（1536—1618）的《闺范》就是这一类型的作品。《列女传》中的一些故事据说在汉代就已经成为绘画的题材，书籍印刷术推广之后，人们将这些画（其中一个系列为画家顾恺之的作品）作为插图，放在这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中。

《列仙传》记录了70位道教神仙的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同样被认为是刘向的作品，但这部著作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东汉时期（25—220）。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同类型作品中最早的一部。[135]由于著作中的人物都不是普通凡人，传统上也将其归为“志怪”一类，后来的《神仙传》或王世贞（1526—1590）的《列仙全传》就是继《列仙传》而作。成书于公元6世纪南朝梁僧人慧皎（497—554）的《高僧传》是佛教圣徒传记繁荣期的作品，这部著作同样受到了以《列仙传》为代表的早期道教传记的影响。不过与后期的作品相比，《列仙传》中的文章篇幅都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