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12 对精致与美的矛盾观点（第2页）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道德经》因此将无目的的行为和不借助言语的教育视作达到完美的理想方式。在儒学中，这种对语言的怀疑则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孔子的说法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45]

语言艺术与道德

道德虽然通常作为准绳而存在，但优美的语言与雅致的辩词对人的感动力量也是不能全然否认的，这一点甚至会使人把语言的优美与内容的表达分开来看，在上文论及《战国策》时我们已经谈到过，语言的优美尽可以使人获得享受，但这并不能与要表达的内容混为一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反反复复，论据也是不断推陈出新。

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在汉武帝之后，反对矫饰、反对过分追求美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多。从那个时候起，推崇朴素甚至毫无修饰的古老文学的人与那些为形式而辩护的人就时常发生论战，且往往是以在两种观点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为结束。

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外在形式（文）和内容（质）的关系上，这一点孔子就已经谈到过，前文论及“赋”时提到过的扬雄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述。《论语》中是这样说的：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46]

扬雄则从天地秩序的角度详尽论证了内涵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提倡的是在服务内容的前提下，寻找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平衡。[147]在《太玄经》中，他结合文学，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

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不约则其指不详，不要则其应不博……是故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148]

虽然反复强调要适可而止，但扬雄还是看到了形成书面文本的重要性，他将这个过程比喻为雕琢玉石：

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149]

在另外一处，扬雄又提出，只有君子能够将所想表达出来：

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面相之，辞相适，抒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150]

扬雄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但他在另一处提到了作为一个后来人，在理解别人所说所写时的困难。

就像人分君子和小人一样，文学也有高尚的和不那么高尚的之分，这一因素被当作区分文学类型的标准，我们也很容易理解。王充便是依此区分“五文”：一为五经六艺，二为诸子传书，三为造论著说，四为上书奏记，五为文德之操。[151]从下面这段话，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虚构文学的轻视：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152]

东汉时期，人们对于文学是什么的看法有所改变，对语言之美的理解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多种多样，就连王充这样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严格遵循儒家传统的人也会嘲笑并尖刻地讽刺他那个时代的儒者，他区分了文儒和世儒[153]，反对过度推崇后一种儒生。他的这种区分应该是没能立住脚，否则就会在以维护道德学问为己任的文人阶层内部引起分化了。王充反对将深刻晦涩视为好言辞的观点，正如他在《论衡·自纪篇》中所说的：

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

王充认为，言辞应该是清晰明确的，不应该隐藏其本身的精致与清楚，他并不是反对美，而是反对晦涩难懂。他认为，语言表达应该被视为内心修养的体现。这种对于清晰表达的推崇在汉代之后曾长时间不被重视，因为当时人们愈加偏重对于自己内心的发现和挖掘，但到了公元6世纪的时候，偏重实用但同时又不迎合外部世界的态度，即王充的所谓“世儒”，就已经出现在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

建安时期（196—220）的诗人完成了道德与审美的分离，这一点在曹丕写给钟繇的信中就能看得出来：“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见美诗人。”[154]不过，这种将美作为独立判断标准的观点在得到认可的同时，也不断地被人质疑和反对。

例如在不到100年之后，《文章流别论》的编撰者，与伟大的文学家、理论家陆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挚虞（卒于311年）就批评了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道德意义的做法。[155]欧阳询（557—641）在《艺文类聚》中记录了挚虞对于枚乘《七发》的评论，挚虞在赞扬了枚乘的作品及其建立的文体类型之后说道：“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丽之尤矣。”[156]

之所以会有人不断表达对华丽风格的反感，反对用审美的需求遮蔽道德教化的意义，应该与艺术化语言所具有的魅力相关，但推崇理性和清晰风格的文章往往只能体现出作者的一个侧面，在人生的其他阶段，或者哪怕只是换一个时间，这些人所思所做的就有可能全不一样。《后汉书》的作者、曾尖锐地批评骈体文的范晔在狱中给甥侄写了一封信，就提到了其中存在的危险：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157]

这种被范晔视为文人普遍会面对的危险，在其他人看来，则是自己所处时代相对于上古时代的堕落的表现，正如刘勰下面这段话所讲的（而这段话同时还表明了上古黄帝的谱系）：

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158]

言之外

认为语言不能够表达一切的观点，《易经》就已经借孔子之口有所表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59]这种观点被某些人发展到极端，认为真正的内涵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能不借助语言而把握佛法，这种思想始于公元11世纪，还持续影响到宋明理学。

荀子早已提出“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160]的观点，但人需要语言，所以语言又被视为必要之恶。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类似网或梯子，用完之后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对于语言反映事实的能力的怀疑，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思想家那里都能找得到。《吕氏春秋》一书中也有体现，该书提出古人是以人之所想而非所言为依据的。[161]尽管语言被看作一种工具，但它始终还是被认为不可或缺。关于这一点，记录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欧阳建（？—300）的说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62]但是欧阳建的说法又趋于极端，他的观点几乎类似adaequatioirei（知与物相合）。[163]

佛教进入中国后，人们大量译经，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著述，但贬低语言地位的最强烈呼声恰恰是出现在佛教领域内。这种以经书形式传入中国，并使印刷术走向完善的宗教，促进的反倒是一种提倡无言的学说。对诗歌和优美语言，甚或对语言的整体抵制，是建立在佛教禅宗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宗教传统认为语言会与表象世界的罪孽联系在一起，禅宗宗师并不是不使用语言，而是将其视作超语言的手段。“‘不知道’的意思是指：知道什么不能说、不能讲。”这种对语言地位的贬低也对诗歌产生了影响，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白居易（772—846）曾多次将自己的文学作品送进寺庙，以求这些作品得到净化，并为推广佛家学说服务。佛教徒的这种谨慎甚或拒绝的态度，不仅符合当时已经存在的对骈体文过度雕琢的语言的批评，甚至更加促进了这一潮流的发展。

对过度雕琢的语言的批评从5世纪开始越来越激烈，不仅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很多其他文章也都体现了当时的这种发展趋势，例如裴子野（469—530）的讽刺性文章《雕虫论》。这股潮流的高峰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581—604在位）在帝国统一之前的584年，[164]曾于宫廷开展的反对浮华文风的运动。或许此举更多是出于清教徒式的理念，而非对古代儒家传统的推崇。这种文风整顿很快就被一些人用作宫廷斗争的借口，李谔在《上书正文体》中记录的应该就是当时之事：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165]

在佛教的影响下，同时也由于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对理性风格的推崇，美和实用之间的区别得到了重新关注，实用性也与先秦时期的风格挂上了钩，这种联系从之后几个世纪人们对革新的敌视中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来。例如11世纪时，就曾有人提出若言辞优美，便无古风，若有古风，言辞又不尽优美。这句话应该是从《道德经》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衍生而来。

结合佛教的影响，我们就能够理解11世纪江西诗派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说法，即“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166]。

黄庭坚下面的这段话同样符合这种潮流：“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167]

对语言的适度轻视反而会带来创造性，例如杨万里（1127—1206）曾提出好的诗人应当轻言重义。

中古早期另外一种关于浮华诗歌风格的观点同样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该观点提出了语言应当言简意赅的要求。例如诗人王昌龄（？—756）的理想是只用一行诗就能让人理解含义，他认为先秦时期的人就做到了这一点。从7世纪末开始，诗人就不断思考如何能言简而意深的问题，这种思考体现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还发展出一些表达手段，例如明显的所答非所问，或者使用其他包含矛盾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