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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做官与优雅的私人生活（第1页）

16。做官与优雅的私人生活

对远方的渴望与现实生活

中国中古时代早期的诗人中最受后人赞誉的是陶渊明和谢灵运，他们在做官与离官之间摇摆。在诗歌中，他们坚持归隐后完美的理想状态；但对他们而言，能够为官同样很重要。虽然向往自然和远方，但在现实世界中有所作为同样也是文人的目标。在一开始，遁世只是那些无法在现实中有所作为者的最后一条出路，却因两个原因而变得诱人：首先，神仙的美好世界与佛祖的纯净国度是值得追求的；其次，由于政局动**，为官变得极有风险。所以归隐田园，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常常成为比较能够被人接受也比较安全的一条路。

北方的知识精英来到南方后，就为描述远方世界的文学作品找到了新的灵感。这不仅仅是因为景色变化与温和气候让他们有了新的感受，同时也是因为他们接触到了不同的音乐、歌谣和此前并不了解的地方神话传说，尤其是南方较自由的氛围，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人的感受得以加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陶渊明。对世界和自然的丰富性的认识，特别是表现性与描述性的结合，成为公元4世纪到5世纪文学作品的特征。

在归隐与入仕之间不断摇摆的例子当时比比皆是，很多人的归隐与否与年龄无关，例如上文中曾经提到的孙绰。这位东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年轻时曾纵情山水，后来才开始做官，并且越做越大。尽管如此，他的文学作品始终流露出对自然的热爱。公元5世纪，人们对这种遁世，特别是对在做官与归隐之间反复摇摆的看法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在诗歌领域引起了非常惊人的、重要的变化。拒绝做官的人如果没有确实的理由，那么拒绝的结果可能就是再也不会获得任何官职。此外，隐居的行为常常会被看作是对朝廷的抗议，甚至可能招致危险。所以，辞官的事就越来越少了。早期归隐诗和隐士诗传达的生活态度为后来的诗人提供了建立自我认知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在欣赏这些诗歌的同时体味隐居的感觉。当然，拒绝为官的人还是有的，这其中就有宗炳的孙子宗测。宗测在南齐（479—502）初年辞官，他曾表达过自己对自然的热爱。跟祖父一样，宗测也擅长书法、绘画和古琴。辞官后，他回到祖父位于庐山的旧宅。在这里，他用画描述了传说中阮籍遇苏门山隐士孙登时的场景，孙登擅长啸，据说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应和自然”。

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归隐看法的改变，就像其他很多领域，例如宗教及其社会组织形式发生的转变一样，都是政治经济情况产生了变化的结果。公元5世纪到6世纪的特点是中央政权的势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同时，旧贵族阶层的生活水平和影响力都在下降，他们不再是僧人和诗人的赞助者，取代他们的是皇子甚或皇帝本人。

归隐田园的陶渊明

人们经常将陶渊明与杜甫（712—770）、李白相提并论。[44]但他的同代人和之后的几代人对他并不十分关注，例如钟嵘的《诗品》就将陶渊明的作品归为次一流之列。不过，萧统的《文选》已经收录了陶渊明的作品，使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对陶渊明的这种重新认定显然与萧统反对他那个时代诗歌艺术中新潮流的态度有关，但让陶渊明越来越受到认可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他将简朴与毫无保留地流露内心情感相结合的特殊方式。

从宋代开始，陶渊明格外受到推崇。这一方面与宋朝大文学家苏轼对他的赞誉有关，苏轼甚至将陶渊明视为自己的前生，同时也与当时的人们开始远离直到唐代初期还占据主流地位的华丽繁杂的诗歌语言，开始放弃严格的诗歌规则有关。此外，这也是因陶渊明用一种近乎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和友人圈的回归、对田园生活的人生理想的回归。随着体制越来越官僚化，他的作品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明末“公安派”的代表人物非常注重诗歌表达个人情感的功能，他们认为陶渊明实现了这样的理想。在江盈科（1553—1605）的时代，诗歌与情感的关系以几乎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呈现。[45]对陶渊明的推崇一直持续到今天，他被视为民间诗人，是“封建社会的批判者”，与普通百姓同甘共苦。这一诗人形象的神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他的接受，其实他的这一形象与他实际的个人经历是有矛盾的，这个被视为隐居者的人曾为官约13年之久。

不过，陶渊明后期的形象还是有事实依据的。在他的时代，陶渊明曾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仕途并不顺利。他不屈服于一些地位在他之上的傲慢贵族，所以绝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官位上任职。公元393年，他曾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官，但很快就辞官回家乡务农。他于公元399年加入桓玄幕下，这是他为官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阶段，但在桓玄镇压了几次贫苦农民（也许应该把他们称作叛民）的起义，并去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请求国君赏赐之时，陶渊明就已经不在他手下任职了，而是成了刘裕的参军（此人在公元404年征讨并打败了桓玄），但不久之后，陶渊明就又从刘裕处辞官而去。

结合他的这种个人经历，我们也可以将陶渊明的诗歌理解为一个并不厌世者所表达的抗议，他只是不断因为感到心寒而选择退隐。陶渊明的同代人中有一些选择从理论角度来论证为什么不做官是最高理想，而陶渊明则希望能将做官与个人生活结合起来，但他生活的世界并不允许这样的理想存在。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在《桃花源记》中设计一个世外桃源来表示抗议了。[46]

这篇著名的描述理想社会的文章由一个散文体的序和一首诗组成，风格与当时的志怪小说有类似之处。文中讲到一位渔夫在一小片桃林中偶然发现了通向一处世外桃源的入口，里面的居民生活安宁和乐。从那里返回后，渔夫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别人听，但后来再也没有人找到那个入口。这里所描述的桃花源或许并不是完全的空想，而是南部山区与世隔绝的某个小社会，虽然时局混乱，政治动**，但这样的地方却能使那些留在现实世界中，寻求与周边环境相和谐的文人的理想状态得以实现。陶渊明的文章本身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元300年前后一篇关于道教对天上世界详细描述的文章（伯夷的《桃花与石窟》）相联系。[47]

陶渊明已经脱离了前代孙绰所代表的更倾向于哲学思考的玄言诗传统，而将自我放在了观察的中心。但他平铺直叙的风格一开始就遭到了批评，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关注。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完全不同于他的朋友颜延之（384—456），颜延之的语言工于雕琢，风格华丽，与谢灵运、鲍照合称“元嘉三大家”（元嘉时期，424—453）。

在文学领域，陶渊明代表的是孤独者的形象，他遵从孟子著名的警示：在历史人物中寻找知音。不同于庐山僧人慧远（334—416）的众多俗家弟子，陶渊明并不追求向另外一个世界退隐[48]，而是要在眼前的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咏史诗》是在历史中为自己寻找榜样，这显示出了他突破界限、突破个体限制的倾向，我们因而看到了一个正在寻找自己道路的诗人。我们可以将这种基本矛盾看作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贵族阶层没落之后文官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陶渊明不仅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这种窘境，而且还很好地在文学作品中对它进行了描述。

正因如此，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作比当时所有其他作品的影响都更深远，特别是拥有众多注解的20首《饮酒》，其中的第5首开头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位时间很短的梁元帝（552—554在位）遵循了陶渊明的思想，认为能将官职和退隐结合在一起才是最高的生活理想，他将园林视为退隐的去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人是在园林中建立起自己的天地的。[49]做官与退隐结合在一起，而酒醉与清醒也无法再区分开来，因为人本来就既是醉的，又是清醒的。醉已不能再被视为逃避现实的行为，因为清醒也已经是一种远离世事的形式。[50]将嗜酒与青史留名结合在一起的做法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上文中所说的窘境。张翰就曾经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51]白居易曾评价陶渊明“爱酒不爱名”，[52]而陶渊明则评论那些争名逐利之人（《饮酒》其三）是“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可见，陶渊明追求的是身后的声名。现世的功名被人视作与饮酒完全对立，但也有人以屈原或扬雄为先例，将理想安置在酒与世俗功名之外。《饮酒》的第13首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首诗中，醉酒与清醒被描述成停留在诗人胸中的两个互相不能理解的客人。

陶渊明的《止酒》是某种欢快情绪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篇“杰作”（德博语）。这首诗的每一句里，他都用了“止”这个含义颇多的字，这个字的意思既可以是“停”，也可以是“不停”，还可以是“只”：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

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

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

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53]

这首诗中的主题后来一再被人使用，例如梅尧臣（1002—1060）就曾经用相同的题目写诗，在其中，他还添加了“中断”（止）这一意思。

据其表达的主题，陶渊明的诗也被称为“田园诗”，这种诗被认为不同于谢灵运所代表的“山水诗”。但这两种诗歌类型并不能被截然分开，在这个时代的很多诗人那里，我们都能够同时读到这两种类型的诗，例如不怎么有名气的湛方生，他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几首，这些诗里就既有“田园诗”，也有“山水诗”。[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