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17 作品整理文体理论与文学批评（第2页）

这种按照体裁排列的形式同时也兼顾了不同作家的文章，汉代之后出现了“文笔”这个概念。此外，是否押韵成为基本标准之一，韵文经常被赋予比较高的地位，例如收录在《宋书》卷六十九中的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在这封信中，范晔比较了押韵和不押韵的文章，并且强调格律严格的形式会让文章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沈约等人从宇宙秩序等角度出发，对声调的作用以及文章韵律性进行了思考，人们从公元6世纪开始更加严格地区分有规范的文学作品及其他类型的作品。这种区分对唐代律诗的形式规则及其使用方法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没有能长久地被人接受，反而很快就遭到激烈的攻击和批评，特别是晚唐时期一些将散文写得像诗、将诗写得像散文的文学家。

与其他许多形成于公元5世纪末的作品集一样，《文选》的编订者也同时有多个要实现的目的，除了保存作品、教育教化外，还有娱乐的目的。但娱乐功能是很有限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南方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对于道德规范的严格追求，这种发展趋势被称为“儒教化”。

如果同时看一下当时的其他文集和类书，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理解《文选》对文学概念的狭义解读。从这些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普遍存在的专业化趋势。完整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农业类书《齐民要术》[83]为贾思勰（大约生活在公元5世纪）所著，正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下，农业类书的出现说明：即便是在遁世的做法风行之时，上流社会在公共要务和人民福祉方面的努力也没有完全停止。在公元6世纪“儒教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诸如唐初学者王通（584？—617）[84]或唐太宗谋士魏徵（580—643）[85]这样的杰出人物。公元6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长期分裂状态后重新追求统一的阶段，在中国上流社会的文化中，颜之推（531—591）这位“佛儒”的《颜氏家训》是非常重要的著作。[86]在这部著作之后，许多“家训”涌现，由此开创的传统曾在宋代之后再次兴盛。[87]

公元6世纪按照题材分类的文集有徐陵奉萧纲之命编订的《玉台新咏》，这部收录爱情诗的著作是同类文集中最早的一部，[88]其中收录了从汉代直到公元6世纪中叶的相关诗歌，并多为6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认为是宫体诗的典型代表。《玉台新咏》收录的众多诗歌中，有502首来自南朝，这些南朝的诗由113位作者创作，其中有12位女诗人。无论从题材还是从特定意象的使用上，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晚唐词的前身，此外，晚唐词也有源自民间的部分。

刘勰的《文心雕龙》

虽然与《文选》产生于相同的环境中，同样也由受到富有家庭或皇族资助的文人所作，延续的也是从建安时期就开始的文人传统，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文学的观点却有所不同。[89]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被认为是诗学专著，成书时间在公元500年前后，创作这部著作本身就是对当时文学领域以沈约、谢朓、王融为主要代表的革新运动的回应，这几位作家所代表的风格后来以年号永明（483—493）为名，被称为“永明体”。

刘勰的基本观点是他的“通变”论，他的这种理论一方面将文学在质量上的变化看作一步一步走下坡路的衰落史（例如第二十九卷中的论述），但同时他又认为文学的质量是政府和统治者本人好与坏的直接结果（第四十五卷）。这部著作体现了随着历史不断变化的文学观以及所有文学理论与史书编写之间始终存在的密切联系。文学被文官当作自我认知的手段，所以文学批评也始终保持着教化的功能，这些文官从根本上既不能也不愿放弃塑造世界的责任。

由于刘勰所持的整体观，《文心雕龙》不同于前代和当时的文学批评著作，它探讨的对象不仅是文学散文与诗歌，而且包括历史著作和哲学论述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刘勰对文学的定义也符合这种广泛性：文学的源头在世界的整体秩序之中，文学就是这个整体秩序的体现，负责传递的是带有感情与判断力的人心。孔子的古代经典已经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形式，刘勰以此为基础，将古代文本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他认为古代经典实现了有效的秩序原则。虽然文学的风格和表现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但应该把这些变体视为枝叶，而那些经典才是真正的根，[90]《文心雕龙》就是要捋出这样一条线索。

所以《文心雕龙》在第一部分中先从天地秩序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本质，并讨论了谶纬的价值。之后，刘勰分析了一些重要著作，例如包含在《楚辞》之中的《离骚》以及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他提出“诗”最早是不能与音乐分开的，诗是感情的表达，属于文学的基本形式。“乐府诗”来自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时期的采诗行为，而《诗经》就已经蕴含着“赋”的源头。刘勰还在书中为“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和“吊”等不同体裁的韵文寻找源头，并简要叙述了这些体裁到公元5世纪的发展历史。“史传”被归入非韵文的类型，最典型的代表是《尚书》和《春秋》，另外还有“诸子”“论”“说”“诏”“檄”“移”以及章议和书信等。

在介绍了重要的文体类型之后，书的第二部分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特殊问题以及语言的表达手段，谈到的话题包括作者个性与创作的关系、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还谈到了如何在新的环境中恰当地使用传统的形式和表达手段，以及骈体、比喻等修辞手法。书中着重讨论了骈体这种在六朝文学语言中非常典型的风格，而刘勰本人的语言风格也体现出了骈体的影响。《文心雕龙》在中国出版之后，就始终享有特殊的地位，经常被人与刘知幾的《史通》相提并论，直到近代仍被誉为文学世界的指南针，是所有作家和学者的指南。[91]

钟嵘的《诗品》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钟嵘的《诗品》是相较于《文心雕龙》影响更大的诗学专著，这部著作延续的是品评文学等级的传统，[92]这种品评方式在从汉代开始的官吏举荐制度中很常见。钟嵘借用了品评诗人优劣的论述形式，对120余位作家进行了优劣高下的评价。

钟嵘在评论中明确地以前代著作（例如刘向及其子刘歆的《七略》）中的分级分类为依据。被他当作范例的还有撰写于公元235年前后的刘劭（190？—265）的《人物志》，以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诸多著作。在钟嵘的时代，这一类的分级显然非常受人欢迎，而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都有类似的分级，不仅仅包括书、画，还包括与诗歌一样被视为体现天地秩序的围棋，沈约和柳恽（465—517）都曾经写过《棋品》。

在钟嵘的时代，文学领域呈现出分化的局面，人们对沈约及其所属文学圈推行的韵律及平仄规则观点不一。一些思想比较保守的群体与思想较新的群体形成对立。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裴子野（469—530）和他的模仿者，这些人坚持的是古老的朴素风格。还有一些人继承了谢灵运的风格，《文选》的编订者萧统有段时间也曾拥护过这种风格，这些人试图调和新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对某个人的文学作品的评判会直接影响到此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公元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的诗学著作并不是产生于艺术的象牙塔中的，而是在当时的政治以及文学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所有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钟嵘在《诗品》的三篇对沈约表现出敌意的序言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准的无依。[93]

在第二篇序言中，钟嵘说到了前代的文学批评：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94]

与他之后的大多数文学评论家一样，钟嵘也认为建安时期是最具有文学创造力的时期，之后，文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诗品》的第一篇序言中，钟嵘这样评论后来的文学作品：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95]

及至后来的陈子昂（659—700）和李白，也将建安文学作为优于之后数代文学的典范而大加赞赏。如果我们对他们的诗学概念的理解没有错，那么人们似乎很喜爱这种酸涩与优美的脆弱之感。

按照钟嵘的看法，文学作品应该能够直接反映自己心中的情感：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96]

虽然钟嵘的诗学理论强调个人的情感，但是从公元5世纪末开始，写作技术方面的因素在诗歌艺术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约定俗成的意象和题材的使用压制了独特性和个人的想象力。江淹就是一个例子，他因为模仿前代人的诗作而进入了文学史，但也有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说是诗人郭璞曾在梦中拿走了江淹的笔，而江淹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作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