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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佛教和道教文章（第2页）

其他此类记录传奇、玄妙故事的文集有《宣验记》，这部故事集的作者被认为是《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此外还有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王琰的《冥祥记》。《冥祥记》共收录131个故事，是我们现在所知佛教故事中收录内容最多的一部。在这些故事集汲取素材并形成合集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无疑是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的《法苑珠林》，而这部书又成为《太平广记》的重要素材来源。

佛教史书与僧人游记

完整保存到今天的中国僧人传记中时间最早的一部，是南朝梁僧慧皎完成于公元530年的《高僧传》。[150]这部传记集共14卷，有257篇传记，该书还有自东汉以来附见者200余人，其成书时间为南梁，所以也被称为《梁高僧传》。后来又有很多模仿这个体例而作的续编。[151]《高僧传》是六朝时期散文作品的杰出代表。这部传记尚未明确区分虚构和事实。因此，它虽为传记作品，却不单可以被算作是史书和佛教圣徒传，该书还包含了大量传奇故事，也可以被归入叙述文学之中。

我们没有关于僧人慧皎出身的可靠资料，但知道他来自今浙江绍兴，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他不但通晓佛教经文，特别是那些为僧人和信众规定纪律的经律，对世俗文本也很熟悉。在撰写《高僧传》的过程中，他利用了大量已有的资料，尤其是僧人宝唱于公元519年完成的《名僧传》。我们今天看到的《比丘尼传》也是宝唱的作品。[152]

慧皎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弥补正史对佛教僧团的忽视，同时也希望公众能了解那些他非常推崇的僧人。不过，他也会记述一些传播错误教义的僧人以及其他宗教，他将这些宗教与佛教的关系比喻为万条溪流与大海（溪流汇入海中）。同时，他还致力于让佛教及僧人能够得到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家乡上流社会贵族的认可，[153]他似乎对这个群体的人特别有认同感。

《高僧传》对已经固定下来的史书形式，尤其对司马迁《史记》开创的史书体例的效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效仿不仅体现在书的结构上，同时也体现在叙述手法和一些构成元素上，例如“赞”以及包含史学家个人观点的“论”。书中的僧人传记被分成10种不同的类别，每一类再按照时间排序。这10个类别（“门”）分别是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后记则写明了作者作此书的目的。

与佛教史书有些类似的还有关于西域的描写，这里指的是一些佛教国家以及去这些国家的经历。在中国的游记中，僧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教义，当然也是为了能从遥远的国度带回更多的知识而远行，去西方求取经书并写就的记录也因而享有特殊的地位。[154]唐代还存在大量非僧人所作的、对印度的描述，如今这些记述都已经佚失，我们对这些包罗万象的著作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图书目录的记载，例如《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八）中就列出了裴矩所著的《西域图记》3卷、公元7世纪上半叶王玄策所著《中天竺国行记》10卷以及公元656年应皇帝的命令而作的《西域国志》60卷。

去西域取经的僧人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佛教法相宗创始人玄奘（600？—664）。[155]但在玄奘之前，去过西域的僧人，有据可考的就至少有54人。最早去西域求法的著名僧人是朱士行（公元260年前后出发），这些人部分是独行，但绝大多数都是一行数人。[156]保存下来的公元8世纪之前的游记[157]中，最重要的是下面这四部：记录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到414年间去往印度和锡兰求法的《高僧法显传》，这部书在西方主要是通过汉学家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的译文而为人熟知；[158]记录宋云、惠生出使乌仗那（Udyana）和犍陀罗（Gandhara）事迹的《洛阳伽蓝记》；[159]记录玄奘见闻的《大唐西域记》[160]；义净（635—713）的《南海寄归内法传》。[161]这些游记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对佛教国家和旅行路线的了解程度，同时它们也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对各个地区以及当地宗教生活的描述中，也包括对重要建筑物和传说的记载。但若要对这些记载进行综合评判，就必须结合其他关于外国和外国宗教的记述。[162]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这种游记都不仅是旅行者自己的报告，而是会使用已存在的资料。道宣（596—667）完成于公元650年的《释迦方志》中就有对玄奘《大唐西域记》内容的总结，标题中的“方志”后来被用来指称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

虔心向佛的证明

佛教与道教这两个对中国中古时期思想领域产生了持续深刻影响的宗教，在文学领域留下了几乎无处不在的痕迹。这一类的影响经常不再能被清楚地辨认出来，但我们能看到大量体现作者强烈信仰的文章和故事。除了僧祐的《弘明集》、道宣的《广弘明集》，流传下来的还有信徒们的誓愿和忏悔文。[163]作诗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信徒们也会作诗。他们经常是出于祭亡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记录特别事件，不过也会用来对一些文章或信仰进行讨论。[164]例如追随竟陵王萧子良的年轻军官兼诗人王融，就曾经写过一系列表达自己虔心向佛的诗。[165]

人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这类文学作品获得福报，能够更好地转世轮回。其他一些表达虔诚的文章只是作为某种功绩的附属品，这些文章主要是刊印佛经的前言以及捐赠者的铭文，它们是整部作品被念诵或被印刷的保证。一种常见的扩大自己功绩的方法就是尽量多印制、多念诵，或是让人专门念诵某篇经文。这种风俗对中国印刷术的发展作用极大，藏传佛教中的转经筒也是由此产生的。1900年前后，在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发现的手抄本和刻印本中有大量附在经文副本上的后记，其中一篇后记的残篇标记日期为公元720年阴历四月八日（相当于公历5月19日）：

？？？

开元八□四月八日清信弟子孙思忠写的。[166]

公元900年7月8日，也就是唐朝面临覆灭、佛教的组织经历毁灭之后，在一篇碑铭中，一个母亲哀叹自己的儿子早逝。这里体现了一个自然神学的问题，即上天怎么会容忍好人遭遇不幸，而恶人却能够颐养天年。[167]

当然，这些佛教信徒的碑铭和文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碑铭的详细研究能够大大丰富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了解。同样地，这些刻印在石头上或纸上的虔诚文章，也能让我们看到被儒家经典忽视了的人们的信仰和情感世界。

10世纪中期的供奉画（单页），上半部分的图中是骑狮子的文殊菩萨，左右是两个侍从。这种雕版刻印的单子是为了积累福报，印数越多，福报越大。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这样的供奉画。

[1]　B。J。MaBeck（马恩斯）关于这个时期的概述，载D。Twitchett（崔瑞德）、M。Loewe（鲁惟一）编的TheCambrigeHistoryofa（《剑桥中国史》），剑桥，1986年，第317—376页。

[2]　见be（何天爵）的TheExemplarState。Ideology，Self-Cultivation，andPowerinFourth-turya（《理想状态：5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自我修养和权力》），载HJAS（《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49期（1989年），第93—139页。

[3]《后汉书》卷四十九；又见E。Balazs（白乐日）的eseCivilizationandBureucracy（《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系》），纽黑文，康涅狄格州，1964年，第215页及以下。

[4]《后汉书》卷四十九。

[5]《后汉书》卷四十九；参见E。Balazs（白乐日）的eseCivilizationandBureucracy（《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系》），第217页及以下。

[6]　见J。P。Diény（桀溺）的LesDix-neufpo?mesans（《古诗十九首》），巴黎，1963年；J。P。Diény的AuxinsdelapoésieClassiqueeudesurlapoésielyrique?l'époquedesHan（《中国古诗溯源：汉朝抒情诗研究》），莱顿，1969年；D。Holzman的Lespremiersverspentasyllabiquesdatesdanslapoésieoise（《中国诗歌中的早期五言诗》），载Mélangesdesinologyofferts?MonsieurPaulDemiéville（《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杂编〉》），第2卷（巴黎，1974年），第77—115页。

[7]《曹操集》（北京，1959年），第6页及以下。

[8]《曹操集》（北京，1959年），第6页及以下。

[9]　见R。C。Miao（缪文杰）的EarlyMedievalesePoetry。TheLifeandVerseofWangTs'an（A。D。177-217）（《中世纪早期的中国诗：王粲的生平与诗歌》），威斯巴登，1982年。

[10]　见R。C。Miao的TheCh'i-aishihofthelateHanandPeriods（I）（《从汉末到晋的〈七哀诗〉》），载HJAS（《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33期（1973年），第183—223页。

[11]　关于这首诗，参见H。H。FraheFlPlumandthePalaceLady。IionsofesePoetry（《梅花与宫闱佳丽：解读中国诗》），纽黑文，康涅狄格州，1976年，第28页及以下。

[12]《文选》卷二十三；参见J。D。Frodsham（傅德山）的AnAnthologyofeseVerse（《中国诗集》），牛津，1967年，第26页及以下。

[13]　见R。J。Cutter（高德耀）较新的论文TheIheGate。CaoZhi，TheSu，andLiteraryFame（《司马门事件：曹植、继位和文学声誉》），载TP（《通报》）第71期（1985年），第228—262页；R。J。Cutter的CaoZhi（192-232）ary（《曹植和他的诗》），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R。J。Cutter的CaoZhi's（192-232）SymposiumPoems（《曹植诗集》），载CLEAR（《中国文学》）第6期（1984年），第1—32页。

[14]《文选》卷二十；参见E。v。Zach的Dieesisthologie（《中国文学选集》）2卷本，剑桥，马萨诸塞州，1958年，第1卷，第305页；R。J。Cutter（高德耀）的CaoZhi（192-232）ary（《曹植和他的诗》），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第231页及以下；H。H。Frankel（傅汉思）的Fiftees'aoAttemptataNeroach（《曹植十五首诗新解》），载JAOS（《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4期（1964年），第1—14页，此处第8—9页；H。H。FraheFlPlumandthePalaceLady。IionsofesePoetry（《梅花与宫闱佳丽：解读中国诗》），第46页及以下。

[15]　H。H。Frankel（傅汉思）的dthePoemsAttributedtoHer（《蔡琰和她名下的诗》），载CLEAR（《中国文学》）第5期（1982年），第133—156页。这篇文章中翻译了被归在蔡琰名下的诗。

[16]　D。HolzmaitheEarlyThirdturyA。D。（《公元3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载AS（《亚洲专刊》）第28期（1974年），第113—149页；R。C。Miao（缪文杰）的LiteraryCriticismattheEernHan（《东汉末年的文学批评》），载LEW16（1972年），第1013—1034页；译文，亦见Siu-kitWong（黄兆杰）编的EarlyeseLiteraryCriticism（《早期中国文学批评》），香港，1983年。

[17]《文选》卷四十二；参见R。C。Miao（缪文杰）的LiteraryCriticismattheElan（《东汉末年的文学批评》），第1031页。

[18]《文选》卷五十二。

[19]《文选》卷五十二；本题材，亦见D。Pollard（潘乐德）的Ch'iieraryTheory（《中国文论中的“气”》），载A。A。Rickett（李克）编的eseApproachestoLiteraturefromfuciustoLiangCh'i-ch'ao（《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子到梁启超》），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78年，第43—66页。

[21]　见《后汉书》卷六十八，以及《文选》卷五十八中蔡邕作郭有道碑文。

[22]《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参见E。Balazs（白乐日）的eseCivilizationandBureucracy（《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系》），第238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