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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宋代的文学流派（第2页）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诏书来，生齿复版录；

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86]

梅尧臣以生物为题材的寓言诗意蕴丰富，效法赋的传统。他以古玩和艺术品为题材的诗则是那个时代复兴的对古物兴趣的表达，这种兴趣也体现在收藏艺术品和为古玩编制目录中。梅尧臣的朋友欧阳修特别专心于此，也正是因为欧阳修，我们才有了首部金石资料集《集古录》。这些诗作里描述的许多艺术品都已亡佚，但有些器物，比如画作，正是根据这些诗作的描述而被后世伪造，或者说被重构，然后就被当成真品。

宋代诗人中最著名的，在创作方面也应该是最多面的，就是我们已多次提及的苏轼，他同样也以词见长，他的别称东坡更为世所熟知。[87]苏轼任公职，同时又是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画家和书法家，他的才能超出同样从事文学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作为诗人，苏轼生前就相当出名，各体诗歌都有出色的作品，既有古诗也有律诗，既有词也有赋。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以赤壁为题材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苏轼之后最著名的诗人无疑是博学而怪僻的黄庭坚，[88]因而存在“苏黄诗派”的说法，苏黄即指苏轼和黄庭坚。南宋的“江西诗派”就是以“苏黄诗派”为根据的。“苏黄诗派”的成员也包括张耒、晁补之和秦观。但陈师道是否也属于这个诗派，则存在争议。黄庭坚和苏轼的关系始自1078年，当时，34岁的黄庭坚把一首诗给了比自己年长9岁的苏轼看，苏轼非常欣赏。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没有保持这样的融洽，因为苏轼后来曾说黄庭坚不过是一个模仿者。

关于苏轼和黄庭坚，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里有这样的描述：

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89]

江西诗派

以该诗派精神领袖兼楷模黄庭坚的家乡来为诗派命名的做法始自吕本中，大约是在1119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出包括自己在内的25名诗人，以之为法嗣，并评价黄庭坚找到了通往韩愈和杜甫的作品的途径。根据后来的某些文学史家的看法，此诗派由陈师道创立，其追随者被认为有以下这些诗人：陈与义、[90]杨万里、[91]陆游[92]和范成大。[93]“江西诗派”究竟是确实存在，还是只是后来的构造？虽然就这一问题仍存在疑问，但是上述作者还是被后世当作一个群体来看待。

在所有这些诗人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将他们区别于其他诗人的根本特征。比如，我们在陈与义这里既找不到欧阳修的叙事倾向，也找不到苏轼的豪放与黄庭坚的隐逸，而是用简单的抒情语调，描写了风景的美感，或是某种新奇的敏感，或是某种对光线的突出强调。

宋代诗歌在12世纪后半叶及13世纪初经历了再次繁荣，这主要与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有关。他们当中，陆游当然最为重要，他的游记也为世人所推崇。[94]《剑南诗稿》由他自己按时间顺序而辑，由其长子于1221年最后编次而成，收录了约9200首他的诗。陆游的诗歌里常出现梦境，如果考虑到他既无法在政治上实现自己所宣扬的收复被女真人占领的北方的目标，自己的生活中似乎也没有经历过很多的幸福，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陆游的诗虽以爱国思想为中心，但也多专注于道教思想和炼丹术的题材。与此相应，“狂”是他创作中期的核心概念。在田园诗方面，他和陶渊明的作品都是最知名的。范成大为官比陆游成功，在四川时，范成大曾任陆游的上级，存世有《石湖居士诗集》，其中收录1916首诗。他与陆游同样来自中国的东南部，陆游来自浙江绍兴，范成大来自江苏苏州，后来所谓的浙派和吴派之分（分别指浙江和江苏两省），可能是从这两位诗人而来。和陆游一样，范成大对农村生活也有某种感情，常把它作为自己诗歌的题材，并且也写了很多游记。

杨万里有多部诗集存世。在保存下来的他最早的诗集的序中，他写道自己初学“江西诗派”作诗，此后却把这些作品全部烧毁。他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诗还流露出某种“江西诗派”的影响，这些诗全部创作于1162年以后，那一年，宋孝宗登基，杨万里36岁。杨万里总在努力效法唐朝诗人。据称在1178年，杨万里在诗歌创作方面突然醒悟，这很像佛教徒冥想中的顿悟。杨万里的语言不落窠臼，使用许多通俗的语言表达，常常处理独特的题材。

所谓“江湖派”是指那112位宋朝末年的作者，他们不是因为某种理论或某种纲领而相联系，而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均收录在最初为南宋书商陈起（生卒年未知）刊行，其底本却未传于世的《江湖集》里。此派最著名的代表是以词闻名的刘克庄（1187—1269），而姜夔虽然后来也被收录在这部诗集里头，却不被认为是“江湖派”的作者。出于政治原因，“江湖派”诗歌不久就受到攻击，刘克庄的一首诗也因此被从诗集中删去。

对宋诗的贬低主要是受到了严羽的影响。作为《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认为相对唐代的诗歌来说，近代的诗歌，也就是他所指的宋代的诗歌，是一种没落：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故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95]

严羽批评宋诗存在普遍不足，也批评了它的散文性。与严羽相似，宋代晚期的其他批评家也把宋诗和唐诗对比起来看。江湖派最多产的诗人刘克庄就是如此。他到了相当的年纪，才对唐诗产生兴趣。有关唐诗，他在《竹溪诗序》中说：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各有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96]

这样的看法并不少见，其他的文学评论家也要求复归唐诗，但这种看法到明朝时才得到广泛的支持。而宋诗的风格与宋朝的灭亡构成因果关系的看法，在这里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宋诗和唐诗并不总是被当作整体来看待，通常的做法是将两者区别对待。比如元好问，他生活在中国北部女真人统治的地区，曾公开赞赏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诗，而严厉批评“江西诗派”“四灵”“江湖派”的作品。

非汉族统治下的文学

虽然在非汉族统治的朝代，只有很少的诗作流传于世，即便保存下来的诗也很少得到认可；但在非汉族统治的时期，诗歌依然属于自我认识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媒介。[97]在女真人创立的金代，元好问之前的诗坛活跃着赵秉文（1159—1232）和王若虚（1174—1243）。元好问主要因他所编的金代诗歌集《中州集》而闻名。

蒙古族于1234年首先攻灭中国北部女真人统治的金朝，最后于1278年征服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对中国的大部分文人来说，蒙古人征服中国意味着异常深刻的变化，他们的文学创作也不能不在整体上受到影响。元朝（1206—1368）最全面的诗文集是苏天爵（1294—1352）所辑，于1336年首次刊行的《国朝文类》，辑录了几乎所有元代早期和中期的重要文学家的作品。

像戴表元（1244—1310）这样在宋朝担任过公职，后又为新朝代服务的人，在当时人看来显然是与忠心相背的。[98]而和戴表元不同，许多人曾通过做家庭教师以及出售自己的作品来维持生计。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但自印刷技术普及后，这种做法在宋朝时就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了。事实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抗议。有些文人，比如马致远（约1251—1321），还以其他的方式——撰写杂剧——来表示抗议。

有的人同意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担任官职，比如身为宋宗室的主要以书画闻名的赵孟（1254—1322）[99]，虽然他的内心也许怀有某些保留，就像他在为画家张琦画作所题的《题商德符学士桃源春晓图》中所表达的那样。[100]还有的人并没有保留，而是尽心竭力地为元朝服务，比如以清幽的山水诗著称的虞集，他博学多识，与杨载（1271—1323）、范梈（1272—1330）和揭傒斯（1274—1344）并称为“元诗四大家”。虞集所作的题画诗见于元代众多著名画家的画作里。而元代的文人画则模糊了绘画和文学的区分。画家以自己的笔迹，题自己的诗于自己的画作上。吴镇（1280—1354）对这种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与倪瓒（1301或1306—1374）、黄公望（1269—1354）和王蒙（1308或1301—1385）合称“元四家”。[101]

对唐诗的重新提倡特别得益于严羽的诗论的推动，诗的体裁因此得以复兴。这种体裁在后来的朝代里也将保持其主导地位，而同时，词和唐乐府也被后世所模仿。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杨维桢（1296—1370），他不是那么知名，但极具表现力，以乐府诗的传统为宗，以李白的笔调来创作乐歌。在下面这首名为《独禄》的乐歌里，他特别提到了自己所效法的楷模：

古乐府独禄篇，为父报仇之作也，太白拟之，转为雪国耻之词，予在吴中见有父仇不报而与之共室处者，人理之灭甚矣，为赋此词，以激立孝子之节云。

独禄独禄，恶水浊。

仇家当族，孝子免污辱。

孝子躯干小，勇气满九州。

拔刀削中睨父仇。

父仇未报，何面上父丘。

漆仇头，为饮器；

脔仇肉，为食嘬，头上之天才可戴。[102]

此外，孝的题材后来在明末清初非常受欢迎，比如在吴嘉纪（1618—1684）和屈大均（1630—1696）这里，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也是因为杨维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