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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诗话和笔记（第2页）

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浩然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两字，亦焉得为佳句也哉！如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余谓陈公所补四字不工，而老杜一“过”字为工也。……足见吟诗要一两字功夫，观此，则知余之所论，非凿空而言也。[117]

对后来的诗学讨论产生过深刻影响，比《诗人玉屑》和所有其他11世纪、12世纪的诗论都更为重要的是《沧浪诗话》。这部作品直接影响了公共舆论的形成，有些作者把严羽的规范用于具体的诗作和诗人，比如高棅（1350—1423）在《唐诗品汇》里就是如此，因而这部作品也影响了对过去诗歌的评判。

《沧浪诗话》像是一种宣言。严羽把盛唐时期的诗看作真正诗学的完美实现，是自发性与适当性的结合。他认为这种完美只能通过某种更高的认识以及某种明显受禅宗影响的妙悟取得。然而，严羽不只表述了诗歌的理想，也指出了引发诗歌没落的一种“变”。他在中唐和晚唐时期的诗歌里就已发现这种“变”。严羽反对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派”的诗作。他认为，除去宋初的有些作者，如欧阳修和梅尧臣外，大多数宋代诗人的诗都是笨拙和枯燥的。与严羽观点相对立的看法，在明代的“公安派”中达到顶峰，但“公安派”没有创作出如《沧浪诗话》这样的纲领性作品。这种对立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反对复古的“公安派”推重宋诗，特别是苏轼的诗，将苏诗看作范式，“公安派”追随者反对像法古者那样把诗严格地分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例如，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118]

这与朱熹和吕祖谦合撰的（或者说合辑的）《近思录》里的这段话相似：

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觊足下由经以求道，勉之又勉，异日见卓尔有立于前，然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也。[119]

严羽总被指责以禅喻诗。有些作者，比如钱谦益就认为，将诗与禅宗觉悟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因为觉悟发生在语言之外，而诗产生于语言之中。但事实上，钱谦益或许并没有理解严羽的意思，严羽只想把禅学与诗作类比。

笔记

在中国，笔记和随笔与书写本身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宋朝时，随着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随笔作为单独的体裁而形成。这种新的体裁体现出文人的某种分享自己零散记录的需求。有关京城生活的笔记和笑话汇编，以及历史及地理观察汇编，同样也可算作这种体裁。日记、游记和神怪故事集也可被囊括其中。[120]其他文学体裁中使用的素材最初也常出现在笔记中。而苏轼被认为是许多笑话集和逸事集的作者，同时，他也是许多逸事的主角，后来还成为北方杂剧中颇受欢迎的角色。[121]

最早以笔记为名发表作品的是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宋祁。他所撰的《宋景文公笔记》中既有对旧时典故的记录，也有对奇闻逸事及其他事件的记述和观察。虽然笔记所包含的题目种类不断地在丰富，笔记最后也被用来收录谜语和其他文学体裁，但个人历史的书写与笔记之间还是保存着某种特别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个人的历史书写以及对新旧事件的记述，早在宋朝以前就已成为某种文官理想的内化表达。按照这种理想，个人同时是独立的观察者和批评者。[122]某些笔记成了常被引用的文化史的原始材料，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罗大经（卒于1248年）的《鹤林玉露》和周密的《齐东野语》。

但若只把笔记作者所记述的东西看作随手的笔录的话，这种评价是不公允的。因为有些作品，如沈括（1031—1095）所撰的因其技术和自然科学部分而闻名的《梦溪笔谈》[123]，或洪迈（1123—1202）所撰的以志怪形式包含许多讽刺内容的《夷坚志》，具有特别的性质。之所以把它们归入笔记这一体裁，只是表示没有更合适的体裁名称。传世的笔记作品中，《夷坚志》因其特别的文学价值而应被给予更多的关注。

《夷坚志》自1161年来陆续成书，作者洪迈具有多方面的天分，且相当多产，他也以收藏和编写文学作品闻名。[124]此外，他还撰有许多其他笔记作品，特别是分五集的《容斋随笔》。《夷坚志》的内容多为异闻杂录，是当时叙述作品取材的最重要来源，书中包含许多有文学价值的记述，有些还非常独特。这部笔记小说集原有420卷，估计在14世纪的时候，就已残阙近半，今传本仅包括200多卷，大约2700个故事。它被看作《太平广记》后最重要的小说集，其中的素材几乎被后世所有的文学体裁所使用。[125]

这部集的名字就是纲领性的，它取自《列子·汤问》。其中，在对“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的鱼以及“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的鸟的描述后，有这样的话：“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像夷坚那样，洪迈也想记录不可思议的、闻所未闻的事情。当他搜集奇闻异事的消息传开后，就收到了从各处寄来的相关记述。他把它们陆续出版，逐渐取得当时读者的肯定，就这样，他辑成了中国历史上内容最为丰富的小说集之一。

《夷坚志》明显承袭了志怪变文和传奇的传统。除去记述各种各样的事件和现象，比如药方或某些神秘教派的习惯，以及对宋代学者的诗文的记述，该书还特别包括了对一些异闻的叙述。于是，那些在唐代还被当作史料来看待，最晚自11世纪起却不再被如此肯定的事件记录，因《夷坚志》而得以传世。该书继承了历史书写的传统，这点清楚地体现在洪迈的写法中：他为故事注明日期，让其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地点，并将故事与某些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他自称所记述的都是发生在近60年的事情。

同时，洪迈努力说明每个事件的原因，以证明自己是当时强大的理性主义潮流的代表；他还承袭了佛教因果报应的学说，因此在《夷坚志》的故事中，因果报应往往会发生在人物转生之后。有关恶有恶报的记述同时有着这样的意义，即因世间的不公而给读者以补偿。但在某些情况下，由神怪执行的过度惩罚又会被取消。[126]

在许多故事里，宋代风行的有关善恶最后可能相互抵消的看法也体现了出来。比如，书中有这样的记述，某张氏女子梦里被告知将被雷击死，以此为前世某件不为己知的恶行赎罪。在最后时刻，出于对自己婆婆的担心，张氏才得以免于这种命运。

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盐官县雷震，先雷数日，上管场亭户顾德谦妻张氏，梦神人以宿生事责之曰：“明当死雷斧下。”觉而大恐，流泪悲噎，姑问之，不以实对。姑怒曰：“以我尝贷汝某物未偿故耶，何至是！”张始言之，姑殊不信。明日暴风起，天斗暗，张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下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惊怖何，俄雷电晦冥，空中有人呼张氏曰：“汝实当死，以适一念起孝，天赦汝。”又曰：“汝归益为善。”[127]

有关梦中遇见鬼神或其他超自然生物的记述相当普遍。若女子被罪恶的鬼怪以人形或蛇形引诱，那么叙述者实际暗示的是这种不幸是该女子自己招致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守妇道的女子身上。但有时女性也因自身不带偏见的行为而得到丰厚的回报。比如，《夷坚志》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来到一家茶肆要茶喝，老板的女儿恭敬地为乞丐沏了茶，且不收钱，这个乞丐便总来这间茶肆索茶喝。虽然茶肆的老板不愿看到他，但这种善行还是持续月余。某日，这个乞丐将自己剩下的茶给这位女子喝，女子因害怕这茶可能不干净而倒了些在地上。这时，有股异香升起。闻到异香后，女子便把这杯茶喝净，且马上觉得神清体健。这个乞丐告知女子自己是吕洞宾，要予她富贵。可这个质朴的女子只求得到长寿和相称的财富。她最终如愿以偿。[128]

还有些作品，比如刘斧（约1040—1113后）所著的《青琐高议》（该书也收录了其他作者的作品），有时也被归在笔记中。但实际上，这些作品包含短篇和中篇小说，更应该被归入《太平广记》之类的书中。各类个人记述自宋朝起就逐渐增多，笔记也随之增多，至今已有数百种刊行并流传下来。此外，有些书则完全按照宋朝时流行的类书的样子，将不同思想家的言论结集起来，这也是文学世界和教育状况的某种表达，比如《近思录》。1175年后的数年间，《近思录》由朱熹、吕祖谦共同完成，摘录了周敦颐、程颐和张载的言论，共有622条。

随着官吏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管理的逐渐专业化，某些官吏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志向和追求转移到了工作上，例如某些汇编中就有许多与作者为官生活相关的记述。但也有些作品完全专注于某一特定对象，有极高的文化史价值。有关海外地理的记述尤其值得关注，比如成书于1276年的赵汝适（1170—1231）的《诸蕃志》。此书是作者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所写，记载了各国的风土物产。[129]

陆九渊的《象山先生全集》成书于公元13世纪，近半是书信。诸如书信之类的文学样式在许多作品中可见，某些作者的作品甚至多由这样的文学样式构成。此外，许多在今天被作为标准本使用的全集实际是后世编纂的结果，如《朱子全书》就是由李光地（1642—1718）等奉敕编修，该书完成于1714年，其原始材料来自《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朱子语类》为朱熹的学生及再传弟子最初于1270年出版，共140卷，实际是朱熹的讲学语录。

游记

还有一类常被归为笔记的作品就是游记。到了宋代，笔记逐渐增多，它一方面承袭了《穆天子传》的写作传统，记述旅行见闻或佛教朝圣见闻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某种诗歌和散文形式的风景描写（特别自谢灵运和柳宗元起）的影响。[130]这些旅行描写多以日记为基础，在结构上也显示出与笔记这一体裁的关联性。因而，日记就体裁而言要归于笔记当中。这并非偶然，其特点就是每日记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陆游于1170年成书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131]

有关旅游时注意事项的说明早就存在，比如沈括就有这样的作品传世。旅行因商路的改善而变得更方便。此外，按照官吏体制和轮换制度，官吏要定期前往新地任职，旅行变得越来越平常。[132]这样，游记因其实用性而成为受欢迎的读物。于是，除了实用的说明，许多作者会在记述中尽显自己的文学知识和造诣。

游记既有关于短期出游的，也有关于较长时间的旅行的。苏轼的《石钟山记》记述的是短期出游。这篇游记首先对有关石钟山的记录提出疑问，[133]然后注明准确的日期，描写自己的出游过程以及游览过程中听到的山的“铿然有声”。结尾处，作者批评了那些在他之前虽然记述过这种自然现象，但并未查实这种现象及其原因的作者。文章所包含的探究事物本质的风气是当时中国的自然观察的特征，也反映出11世纪人们看待事物时尤为突出的理性主义视角。

有关使者出使的记述与那些到某些具体地方（比如山或湖）进行短期旅游的记述性质不同，更不用说与那些描写前往某地任职的路途见闻或前往外族居住地的旅行见闻的差异了。[134]还有一种游记与旅行路线的特殊性有关：由于较远的旅行常借助船只，经由江河或运河完成，许多游记几乎就是河流走向的描写，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它们的书名中。[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