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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面向民众的民间文学（第1页）

35。面向民众的民间文学

城市文化和广泛的受众

16世纪以来，城市繁荣，文学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南京作为明代的文化中心，其地位逐渐被扬州、苏州和北京所取代，这些城市的影响力遍及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印刷业的扩张。城市文化的兴盛不仅使当时只占全国居民5%的城市居民，也使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接触到文学作品。

几百年来，仕宦机会的缺乏使得文化活动在官宦环境外独立发展。有文化的富商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发展。但应举者之多，表明入仕仍是人们的追求目标。其明显体现就是因科考而产生的群体对立。比如1711年，扬州乡试中有许多盐商子弟中举，落榜者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指控总督和正主考官受贿。超过千名应试者在城中集会，并将财神爷锁于府学之内以示抗议。调查历经9个月，满汉分歧也贯穿其间，正主考官、副考官和同考官，以及若干中举者被判死罪。但此种情况并不多见，职位的竞争常在暗中进行。

18世纪的中国，城市中不只有学校，也有剧院及其他娱乐场所，听者观者众多，特别是在某些节日或特殊的日子。促进文学在社会中发展的，除了城市中的娱乐业，还有通行的交流方式，特别是商业、行政和社会各领域对书面化的要求。由于城市文化的发达，居民也开始对文化物件产生兴趣，某些热爱文艺的商贾家中出现了相当可观的收藏，富有的爱好者对戏曲的资助推动了地方风格的形成，以至马克林（ackerras）对此有了“地方戏曲之黄金时代”的说法。戏曲演出、故事演述和诗词写作主要出现在各种仪式活动上，这些活动既有私人的，比如葬礼、婚礼或送别；也有公共的，比如庙会或乡村节日。

由于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民间出版活动在18世纪兴起。某些为世人所乐道的作品以简单的形式和便宜的价格刊行。当时流传最广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其中，《西游记》的题材特别适合舞台演出，或是以绘画形式来表现。小说中独具特色的形象及其要经历的劫难特别适合娱乐之用。

文学短样式

应当被归在文学范畴中的也包括各种最初只是口耳相传的文学短样式，比如笑话、幽默的或讽刺的逸事、谜语、成语和童谣，但它们很早就已见于文学作品中，后来（主要是11世纪）也出现了专门辑录它们的集子。这些短样式受到广泛的欢迎，除词之外，它们也许是文学领域专门化程度最低的部分，不只以某个特定群体或阶层为对象。

虽然我们很难判定某部作品是为哪一群体所作，但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作品每次加工的目标读者。其中，作者与其加工的素材间的距离是判定其所面对读者的最可靠依据。面向精英的和面向群众的体裁虽各有特色，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某种深刻的联系的，其细节却已无法考证。[123]

除去娱乐性质的以及有时是批评和讽刺性质的作品，多数作品是带有教化性质的，它们以各种形式传播，比如戏曲、有伴奏的演说、短篇小说或诗词。[124]旨在教化百姓的最重要形式包括在1670年始推广，后不时被重新颁布的康熙帝的《圣谕》。[125]这类文本之前也曾经有过，特别是洪武帝朱元璋的上谕。康熙帝的《圣谕》有16条，每条7个字，语法结构相同。洪武帝的上谕已有推演和解释，知名的是1587年刊行的钟化民所作的《圣谕图解》。不久，也有推衍和阐释康熙帝《圣谕》的作品产生。其中有些作品带有大量插图，许多则以白话写成。这些作品旨在宣扬儒家学说，在清代时，刊行者众多，其作者多为官吏，想以此劝诫子民，其中许多作品的语言风格多样，因而，读者皆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触动。

由四字构成的成语其实是一些固定说法，大量见于文学作品中，是中国教育的公共财富。[126]此外还有其他特殊形式，比如歇后语。[127]歇后语是不完整的句子，听者或读者要自己补充。它们常带有戏谑的性质，但作者或说话者也常自己作出补充。比如，在想表达难于保全自己的意思时，就可以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前部分常是描述性的，后部分多取自固定说法、成语或其他常用说法，有时也只是个单字。歇后语常常会用到语言游戏或历史典故，但有些没有解释也可以理解，比如，

“豁牙子吃西瓜——道儿多”。[128]歇后语通常与日常语言联系紧密，因而外来者在缺少解释的情况下是无法理解的。此外，这些说法中的多数不是在全国，而是只在某些地区流行，所以主要见于方言作品及某些地方传统中，比如地方戏曲。童谣也常是地区性的，自汉以来被视为百姓情绪的表达。[129]如同占卜文字中的说法，某些同样采用谜语形式的说法被史学家称为童谣，其实则是政治宣传的口号。

晚近的所谓谜语其实已见于古代，[130]被叫作“廋辞”或“隐语”，常用隐射的言辞来传递消息。《滑稽列传》中记载齐威王（前356—前320在位）“喜隐，好为**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滑稽多辩”的淳于髡（前385—前305）所以“说之以隐”：

“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呜，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131]”

猜谜不久就成为游戏，产生出许多形式，这里面不只谜面常要作得漂亮，回答也要用隐语的形式。[132]非常受欢迎的是字谜。谁能将正确的成分组合起来，就猜出了答案。谜语常利用同音字，有些谜语还要求谙识经典。在晚近的谜语集中，也有内容不太正经的。比如下面这个谜语的谜底是夜壶：

小奴好似郎君妾，从未与郎同床歇。急时拉奴**去，兴尽即与奴分开。[133]

下面的谜语的谜底是扇子：

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无风，动有风。

下面的谜语的谜底是喷壶：

说我不是喝家，我有百杯之量；说我不是嫖家，常往花街柳巷；若还三日不去，多少花子思想。

这个谜语的巧妙之处在于用语的双关，比如妓女也叫作花，花街柳巷也指妓院。

笑话估计总是受欢迎的，所以很早就已辑录在专门的集子里。[134]比之成语和谜语，依其性质，笑话更像是讲唱艺术中为人喜闻乐见的部分。所以，与后来的滑稽短剧一样，笑话在民间表演者的演出中以及城市的勾栏瓦舍中很早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戏曲的重要构成部分。据《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和《史记》卷一百二十五《滑稽列传》所记，东方朔以“口谐辞给”名于世。笑话或俳谐的故事已见于《孟子》和《庄子》，[135]但最早的真正的笑话集据称是三国时期邯郸淳所撰的《笑林》。[136]之后应当不断有笑话被辑录成书。若说这类辑录了大量笑话的作品都是源自10世纪之前，其真实性却要得到根本怀疑。但某些古代笑话集，比如以辩才名世的隋朝人侯白所撰《启颜录》，至少有传世的残本以及后来的专书或类书中收录的遗闻为证，这些残本后被辑录于《历代笑话集》。[137]

明末清初，笑话集空前兴盛。最著名的是只存于日本的冯梦龙所编的《笑府》，其部分收录于《笑林广记》。特别受欢迎的当然是色情笑话[138]，其中，占有特别地位的主题，首先是讲述缺乏性经验的素材，然后到了封建时代的晚期，则主要变为妻子出轨的故事。这种现象也见于叙述性作品当中。[139]

许多古代辑本中的笑话难于理解，原因也在于笑话常由文字游戏构成，或是其中采用的典故不再可以假定为已知。但许多笑话与今天还在讲的笑话相似。笑话描述的对象是任何在其他文化中也会引起嘲讽的现象。当然，笑话何时逾越了界限，或造成尴尬，或不再可以被理解，也因时间或听者的变化而变化。笑话中常提及听者使其发笑，这时称其为诙谐逸事更为适合。笑话的某种特殊形式是戏仿，特别是文学戏仿，非常受中国文人的喜爱，估计最初是产生于诗社中，其传统也主要于此地得到保存。[140]

古代中国的童话只留下了残存的痕迹。其多数见于叙述性作品中，如战国哲学家著作中那些用来说明问题的故事和记录，中古时的志怪作品，以及唐以后的长篇小说及白话和文言短篇小说。此外，许多童话以口头形式传播，或又回到这种传统当中，以至于最后还是有许多得以保存下来。[141]中国疆域内的少数民族叙述传统直至晚近才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诗人常于童话和地方色彩浓重的传说中寻求启发，或对如此取得的素材进行加工。其中，在历史的坐标中给予所有要叙述的内容以确定的位置，几乎总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事件有了具体的发生时间和确定的真实的发生地点。

明代开始，对民间故事的兴趣日益增长，尽管这种兴趣有些多变。20世纪初，民间艺术运动实际上才稳定下来，然后也尝试采辑中国不同地区的，特别是众多少数民族的童话及其他口头传统作品。

清代的戏曲

明初，民间和地方戏曲发展成上层社会的文学戏曲，或是为购买力强的观者占为己有，到清代才复炽。而仪式和节庆戏曲则有着数百年的传统，演出主要会在市场、村庄、庙会或其他特殊的场合进行。为此要请专门的戏班，这些戏班间等级分明，有固定的演出剧目，有正经的节目单，委托者可以选择演出的剧目。剧目又分成不同的类。1600年成书的《乐府红珊》将所辑剧目分成16类，如庆寿、诞育、分别、思忆、报捷、访询、游赏、邂逅和风情等。[142]这种戏曲的传统与各地自治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证据表明存在着这样的规矩：谁若违反约定和惯例，就要承担演出的费用。农村戏曲演出的原因多为家庭节日、悼念死者、祭拜祖先、加冠及笄、科举考试等。演出很少是公共的，多只限于宗族或亲戚，且选择某戏班剧目中的一种或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