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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第2页）

四

现在再说到晚明诸老学业成就之境界与内容。

第一，是他们个人人格之伟大。

尤其是他们各就个性独特处发展出他们各自独特的光辉与规模。若以南方学者论之，则梨洲近狂，亭林近狷；若以北方学者论之，则习斋近狂，二曲近狷。杨园讥梨洲为近名，二曲诫亭林以反约，他们的行谊与学术蹊径，尽不妨各自不同，而各成其为旷世之大贤。

第二，是他们为学目标之正确。

顾亭林先生所谓“明道救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可说是他们的共同标语。

第三，是他们学问门径之广博。

晚明诸老，学业各有专长。大体言之，梨洲长于经史文献，照现在目光说来，可谓是一个史学家。亭林长于礼俗政制，照现在目光说来，可谓是一个社会学家。船山善言天人心性，照现在目光说来，可说是一个哲学家。习斋提倡事物习行，照现在目光看来，是一个抱有新理想的教育家。他们可贵的是能各就个人才性而成其绝特之造诣。更可贵的，在于他们各自能在他们绝特的造诣之上，都能直探大道之来源处。亭林特拈“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悬为学的。他说：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晚明诸老，至少全可说是博学的，至少全可说是知耻的。现在的我们，学则不尚通博而贵专门，行则不尚谨严而取通悦，正好与晚明诸老的风尚相反。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第四，是他们指示为学方法之亲切。

梨洲、亭林为清代二百四十年学术界所推崇。梨洲乃浙东史学之宗主，亭林则为浙西经学之鼻祖。亭林《日知录》自比“采山之铜”，其书精博，有清一代考据之学，全从此出。梨洲谓：

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又说：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这几句话，也可说是晚明诸儒为学之共同态度。梨洲、亭林为后来学界开辟了许多新方向，而船山与习斋则对晚明六百年传统理学偏弊之处颇有纠正之功。船山从心性精微处，习斋从事物粗大处，各有发挥，使后人勿再入歧途。这可说更是晚明理学家功臣。

第五，是他们著述之精勤与美富。

比如船山一家，即有近八十种三百万言之多。而亭林著《肇域志》，自称阅志书一千余部，其勤可想。现为学者研讨此诸家之便利计，姑举其最重要必读书数种如下：

一、梨洲应读其《明夷待访录》。此书仅二十篇，先为《原君》《原臣》《原法》，发挥政治上最高原理，次以《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各篇，对中国自秦以下政制积弊，扼要论列，并开新方案，于清代为禁书。辛亥革命前后，几于人手一卷，为当时国人所传诵。次则《明儒学案》。此书为治明代理学者必读之书，而梨洲自己哲学见解亦尽在此中，学者可自择爱诵者细读之，其他则浏览。

二、亭林应先读其《日知录》。此书三十三卷，为亭林最精最大之著作。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自谓：“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又与友人书谓“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其精可知。其中自八卷至十二卷皆言政治方面，而十三卷《论风俗》，尤为全书警策用意所在。学者应通读全部《日知录》来读通他的第十三卷，尤应通读晚明诸老著述来读通《日知录》的第十三卷，又应通读中国古今哲学与历史书籍会通之于当代见闻，来读通《日知录》之第十三卷。否则若草草读过，将不见其精义所在。初看可择自己喜好者分卷读之。次读亭林之《诗文集》。亭林诗文极高峻雅洁，全部人格精神具可由此体会而得，读之可以激厉志气陶冶性操。再次可看《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体大思精，可以浏览。

三、船山船山著作最多，难遍读，可先读其《俟解》。此仅一卷书，而中多极精辟语，即此反复循诵，便可得船山精神。次读其《读通鉴论》与《宋论》。船山引史事自申其哲学见解，读者最好与《通鉴》同读，先泛览，择爱诵者精读之。其他如《周易外传》《诗广传》《尚书引义》三种，船山引古经典借题发挥，中多精警语，可泛览，择爱诵者精读之。

四、习斋治颜学最好先看《年谱》，颜先生精神笑貌具在此矣。次读《颜氏学记》，此书简要。

五、桴亭桴亭《思辨录》，昔人以与《日知录》并拟，亦可择要分卷读之。

六、二曲读二曲先生语，如读陆象山语，可以激励人志气。全书皆可浏览，择爱好者细绎之。卷末附《事状》，可见其人生平，取与《语录》相发。若不深熟其为人，则其下语精神亦不活跃矣。

以上略举数种，俾易入门。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对顾、黄、王、颜四家有所阐述，可先看。近编《清儒学案》，对诸家《语录》摘录较详，读余《学案》，可免翻读诸家全书之劳。[3]

五

现在要说到晚明诸老与“三民主义”之关系。

第一，讲到民族主义。

晚明诸老均抱极强烈的民族观念，而其最伟大的贡献，则在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精神之发扬与光大。一民族自身特有的文化，便是其民族生命之灵魂。无文化则民族无灵魂。无文化无灵魂的民族终将失其存在。欲求民族永生，只有发扬民族自身特有之文化，使之益臻完美。这一层，晚明诸老见之极切，而所贡献之成绩亦极大。

第二，讲到民权主义。

晚明诸老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皆抱一种彻底革新之主张；而其立论根源，皆能从民权方面着想。尤其是梨洲、亭林两家，他们均有极详明的方案。大抵梨洲注重提高相权与清议之地位。其理想中相权与清议之实用，大体有似近代西方之责任内阁与国会。梨洲谓自秦以下国家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故主以最高行政职权操诸宰相，而“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是非存于学校。此等议论，皆能从政治组织之最高机构上立论。而亭林则注重下层机构，尤行行着眼于县行政与地方自治。尝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