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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圣人（第2页）

有时候莫罗在墨西哥人中间似乎比在美国人中间还受欢迎。1927年下半年，在美国关于墨西哥的公众辩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对卡列斯总统心怀不满，因为总统部分地占用了他广袤的巴维科拉牧场。那年11月份，赫斯特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文章，刻意渲染墨西哥阴谋反对美国。有些观察者认为，赫斯特不仅在发泄对卡列斯的怨恨，而且故意给德怀特制造麻烦。赫斯特这个孤立主义者向来厌恶亲英的摩根财团。1927年12月9日，赫斯特在26家报纸载文，煞有介事地概述了墨西哥企图以100多万美元贿赂4个美国参议员。后来被揭露出来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但是在当时却损害了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

莫罗在去墨西哥赴任之前，曾邀请查尔斯·林德伯格到他在东六十六街的公寓里做客。根据沃尔特·李普曼的建议，莫罗提出请这位年轻的航空家驾驶着“圣路易斯精神”号飞到墨西哥，作为友好的姿态。林德伯格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他在春天飞过巴黎，在把飞机献给博物馆之前，他想证明夜间和冬季飞行的可行性。为了强化政治信息，林德伯格建议做一趟连结华盛顿和墨西哥城的飞行。

于是在1927年12月14日，林德伯格带上来复枪、大砍刀和热带药品，在狂风暴雨之夜腾空而起。这是在赫斯特“揭露阴谋”之后数天，美国和墨西哥关系正处于危险关头。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林德伯格穿过墨西哥万里无云的晨空，但是他搞不清自己的方位。他尽量降低高度，看清了旅馆和火车站的名字，一闪念认为所有墨西哥的城镇都叫“卡瓦耶罗斯”，因为他在火车站总是看到这个名字。接着他发现了托卢卡的标志，距离墨西哥城50英里的小镇。

在酷热得令人大汗淋漓的瓦尔比纳机场，莫罗和卡列斯总统分享着野餐三明治和柠檬，等待着林德伯格的到来。在机场上还为显贵专门搭了一个观礼台。莫罗心神不定地来回踱步。当林德伯格在比预定时间晚了6个小时到达时，大约有15万之多的墨西哥人兴高采烈地奔跑过来。当林德伯格在莫罗和卡列斯的陪同下走向汽车时，狂热的旁观者簇拥着他们，欢呼着。贝蒂回想当时的情形，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驱车驶向大使馆，大街上车子喇叭乱响，马儿腾起前蹄，人们“爬在树上、电线杆上、汽车顶上、屋顶上，甚至是教堂的顶上。鲜花和彩色的纸片一路撒过去。”（24）

林德伯格在大使馆和莫罗夫妇一起度过圣诞节，还让卡列斯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他还注意到德怀特的女儿安妮。她是史密斯学院四年级学生，正在那儿度假。她是一位腼腆、漂亮的女诗人。查尔斯又高又瘦，而安妮则身材娇小苗条，眉毛像贝蒂一样浓密。林德伯格感到高兴的是，他第一次坐在她身旁时，她没有问任何问题。这两个羞怯的人碰到了一起，结成了牢固的纽带。

莫罗对他的女儿们所交的男朋友并不太喜欢——安妮和伊丽莎白交的朋友中有科利斯·拉蒙特。他称赞查尔斯·林德伯格是个“一尘不染的好小伙子”，不喝酒，不抽烟，不找女孩子。（25）但是当安妮宣布她和查尔斯要结婚时，莫罗似乎惊得目瞪口呆。“他要和安妮结婚？我们对这个年轻人了解多少？”他问道。（26）他坚持他俩应先订婚，更多地互相了解。尽管莫罗有点措手不及，但他还是非常喜欢查尔斯，每当谈起查尔斯的飞行冒险记，他总是带着惊奇的神色，乐呵呵的。

1929年5月27日，安妮和查尔斯在莫罗的宅邸结婚了。这是在恩格尔伍德的一幢新的佐治亚大房子，叫明日山。这件大事使全世界都怀着极大的兴趣，莫罗夫妇不得不骗一下报界，谎称是婚礼前的招待会。甚至对客人都只说是请他们随便来吃个午饭，打打桥牌。突然，安妮身披白色薄绸婚纱出现了，接着便是轻快活泼的仪式。直到安妮和查尔斯换了衣服，从后门溜走以后，德怀特和贝蒂才向记者发布新闻。这对年轻的新人在度蜜月期间，在牡蛎湾莱芬韦尔家小住了数日，仆人都得到警告，凡是向城里的交易者提到他俩在此者，即行解雇。

这是紧密、高度结合的婚姻，但是又充满着矛盾。安妮是前摩根合伙人的女儿，吸收了她父亲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查尔斯的父亲是明尼苏达人民党国会议员，在1924年去世。他曾煽动了普约听证会，猛烈攻击货币托拉斯以及摩根和联储银行结成阴谋小集团，指责银行家们把美国拖入战争。这位议员的儿子继承了父亲对东部银行家的猜疑，并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掉。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查尔斯的孤立主义使他和摩根财团常常发生争执，弄得安妮左右为难，痛苦不堪。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和莫罗与古根海姆两家过从甚密，当戴维森夫妇在孔雀角开海滨招待会时，他让客人们乘坐他的水上飞机在空中兜风，使他们夫妇俩乐不可支。

凡是把莫罗大使看做摩根财团在墨西哥的代理人的人，势必遭到当头棒喝。这位大使早已另有一个单独的政治日程，他向沃尔特·李普曼透露，他十分渴望在参议院得到一个席位。因此，他需要和银行保持一定的距离。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在共和党的晚宴上，人们已经把他视为有希望的参议员候选人，向他祝酒。现在，莫罗如能在解决墨西哥的纠纷中，起到一个敏感的公平的仲裁人的作用，是符合其政治利益的。

莫罗在旷日持久的石油纠纷中很快取得了成功。他为美国石油公司制定了一个巧妙的“永久特许权”方案。该方案规定就1917年以前的油井给予美国石油公司新的特许权，而墨西哥也不丢面子，保留了理论上的所有权。这种充满理性的政治家风度使沃尔特·李普曼非常高兴，他事后对莫罗说：“有些方面的人把这点归功于你可以运用自如的某种独特的魔术。”（27）对李普曼来说，莫罗是同代人中最有才华的社会活动家，远远胜过一般的政客。

另一个重大的纠纷涉及天主教会。卡列斯曾试图把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结果发生了暴力的天主教民兵运动，表示抗议。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千千万万的人在教会的旗帜下游行。莫罗悄悄地让沃尔特·李普曼入境，进行秘密的外交活动。双方经谈判达成了妥协，卡列斯同意不干涉教会，而墨西哥的牧师也同意停止抗议活动。莫罗和李普曼把这个交易兜售给了梵蒂冈，问题得到解决，教堂重新开放。一天早晨，在库埃纳瓦卡，贝蒂和德怀特被教堂的钟声唤醒了。德怀特笑着说：“贝蒂，我已经把教堂打开了。现在你可能希望我把它们重新关闭。”（2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罗最感头痛的事情是外债。到1928年，墨西哥拖欠还款已有14年，由于石油收入减少，预算情况恶化，各银行都完全失去信心，不知道墨西哥将如何来满足所有的债主。这个国家拖欠由拉蒙特代表的外国债券持有人的钱，以及美国西部铁路和国内贷款者的款项。拉蒙特认为他所代表的20万债券持有人应该具有优先权。他的理由是，他们耐心地等待还款已经有好多年了。相反，莫罗赞成根据破产清算的模式，对所有的债权人采取综合解决的办法。他担心如果墨西哥对个案单独处理，则其承诺的付款数额会超过兑现的能力。对拉蒙特来说，一次性的大动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只能损害他的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而且做起来如此复杂，以致谁也拿不到钱。

莫罗和拉蒙特顿成冤家，情绪激昂。虽然拉蒙特永远不会承认，但是他对莫罗私下怀有保留意见。他后来把莫罗抬得很高，称赞他为“才华横溢，异想天开，招人喜爱”，然而他认为莫罗的“圣人”名声却名不副实。这里或许也有嫉妒的因素，拉蒙特感到莫罗威胁到他自己作为领衔自由派银行家的形象。对于哈罗德·尼科尔森写的莫罗传记，拉蒙特摆出他是莫罗朋友的架势，交给尼科尔森一份125页的关于初稿的评论，批评他对主题的理想化处理。莫罗和拉蒙特也许太相似了，互相之间谁也完全骗不了谁。他们谁也不想承认自己有多么老于世故，多么雄心勃勃。

很难弄清楚的是，拉蒙特究竟是认为莫罗在墨西哥债务问题上的立场是使他摆脱和华尔街23号关系的政治策略，还是只有脱离现实的教授才会支持的堂吉诃德式的计划。无论如何，到1929年，拉蒙特决定和由莫罗倡议的国务院的债务综合解决方案决裂。他在华尔街23号散发了尖刻的备忘录，讥讽地称莫罗为“大使”。他警告说，国际墨西哥债权银行委员会“决不会满足于在一年中无所事事，而让大使去完善政府的索赔”。几天以后，他告诉合伙人，他将“无视大使的态度”，（29）计划单独和墨西哥达成交易。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法律顾问、莫罗的好朋友乔治·鲁布利后来说：“拉蒙特先生宁可碰运气，抢在别人前头抓住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也不情愿在总体解决上合作。”（30）

拉蒙特尽管可亲可爱，但是如果谁触怒了他，他也会很不客气。他试图想以一个漂亮的办法来“搞掉”莫罗，同时却显得在帮助他。1929年11月，他让马丁·伊根向胡佛总统面呈一信，推荐莫罗担任国防部长。拉蒙特强调莫罗对此要求一无所知，言外之意是要胡佛对这个建议保密。但是，他也怀疑此计是否能够成功，因为面对莫罗的足智多谋，胡佛会立足不稳。拉蒙特说：“德怀特如此聪明，他会在（总统）周围的圈子里游说。”（31）卡尔文·库利奇先前已曾要求胡佛任命莫罗当他的国务卿，遭到拒绝。胡佛并没有上拉蒙特的钩。总统和莫罗相当接近——他们每周会晤好几次——他不想提携一位潜在的政治对手。

就在当月发生了两件事，拉蒙特的努力也就没有必要了。11月12日，胡佛任命莫罗代表美国出席即将在伦敦召开的海军会议。当月下旬，新泽西州州长拉森问莫罗是否愿意临时接替沃尔特·埃奇参议员，因为他在参议院的任期未到，而刚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后来达成协议，由戴维·贝尔德占据参议员的席位，但是如果莫罗意欲在春天竞选共和党的提名，贝尔德将退出。这就更加刺激莫罗在债务问题上反对拉蒙特，从而消除了他先前的摩根合伙人身份为竞选带来的隐患。

在12月份，莫罗和拉蒙特之间一直十分烫手的政治纠纷开锅了。此时，自由派行善者莫罗已经达到这个地位，自命为墨西哥财务问题的老大。这位曾经阻止海军陆战队卷入的人现在已经在仔细审查墨西哥的预算。当拉蒙特的助手弗农·门罗碰到莫罗，他看到这位大使竟想如此深入地左右墨西哥的金融政策，不禁大吃一惊。据门罗说，莫罗要削减墨西哥的预算，办法是“彻底取消法院，从教育拨款中削减250万比索，公共卫生削减100万比索，统计削减250万比索，交通大约削减400万比索”。（32）德怀特似乎在帮助墨西哥兄弟的幌子下，屈从于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幻想。

五六月间，在新泽西州举行的共和党参议员提名的角逐中，莫罗仍然是墨西哥大使，并且以此身份跟踪债务问题。后来，竞选中的失误急剧地削弱了他在这个职务上的影响。他在出席伦敦海军会议期间，墨西哥的武官亚历山大·麦克耐伯上校发表了一番演说，大肆称赞莫罗在墨西哥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他实际上讲出了拉蒙特的观点——莫罗对墨西哥国内事务上的干预，超过任何一位华尔街的银行家。麦克耐伯谈起莫罗说：“墨西哥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未得到莫罗的咨询和指点。他把财政部长放在他的翼下，向他传授金融知识。”（33）这使墨西哥的官员显然成了大使的傀儡，墨西哥的报界把这个讲话当成丑闻。从此以后，莫罗在墨西哥的影响便大大逊色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在1930年夏天，莫罗还是经常飞到墨西哥去提供债务上的咨询意见。莫罗和拉蒙特的分歧引起了彼此间言辞刻薄的攻击。莫罗不断地敦促拉蒙特教训墨西哥财政部长，注意日益增长的预算。拉蒙特真的这么做了，过后又很后悔。在7月24日的信中，他压抑心中对莫罗的鄙视，写道：“我有一个感觉，你有点讨厌我们这里的思维过程，我们无法完完全全地采纳你的观点，这使你真的感到非常不快。”他提到他和财长的一次谈话：“他很客气地回敬我说，此事我管不着……亲爱的德怀特，你可能有什么手段迫使财长把他今后几年的预算的准确情况都告诉你，但是我得承认本人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最后，拉蒙特不客气地警告莫罗躲得远一点，不要干预他对墨西哥债务问题的处理：“我希望你让开，此事任其如此，而不要让人感到你的使命是破坏这个计划。”（34）莫罗冷冷地答复说墨西哥已经破产，应当平等地对待各个债权人。他警告拉蒙特说，如果他一意孤行，他最终必须和国务院去交涉。（35）

拉蒙特写信给莫罗的次日，不等回信，就和墨西哥商会的代表在华尔街23号签了一个单独的协议。这使墨西哥的债务将近减少了一半，一下子就从5。08亿美元降至2。67亿美元。莫罗的威胁亦非戏言，他叫墨西哥推迟认可，但是他对卡列斯的继任者——帕斯卡尔·奥尔蒂斯·鲁维奥总统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了。结果是，这两位摩根人白白争执了一番。墨西哥一再推迟偿还日期，后来整个笑剧到1932年就彻底倒台了。要不是此事把拉蒙特搞得精疲力竭，使墨西哥的小额债券持有人一贫如洗，结局也不会如此可笑。到1941年，墨西哥的债务已经缩小至4960万美元，为原来数额的十分之一。

虽然莫罗此时已经和摩根财团彻底脱钩，但是他与摩根的关系在那年秋天的参议员竞选中仍然骚扰着他。新泽西州一家报纸这样描绘其对手的策略：“要把大使在新泽西州选民面前表现为大企业利益的工具和傀儡，把他的候选人资格描绘成华尔街通过美国参议院来夺取总统位置的阴谋。”（36）

莫罗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他失眠、头痛，竞选搞得有气无力。尼科尔森暗示他有酗酒问题。无独有偶，禁酒成为竞选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莫罗毫不回避问题，成为主张干脆撤消第18条修正案[26]的第一个联邦官员。

他似乎又一次被雄心驱使而动，参议员的竞选令他如坐针毡。贝蒂在日记中记载说：“德怀特太累了，太沮丧了，也因为陷入参议员竞选的圈套而狂怒。他精疲力竭，他不想当了，但愿他会输。”（37）命运设计了新的办法来惩罚他，使他在11月份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大获全胜。

莫罗当上参议员以后，似乎被几年来积累起来的沉重的负担压弯了腰。他很快就使自由主义的崇拜者大失所望。他不顾大萧条，投票反对食品救济、军人的奖金法案和强化公用事业的法规。一位新闻记者不禁宣称，他不到3个月就把一生自由主义的名声丧失殆尽。（38）这种评论刺痛了莫罗，他处理问题彻底而执著，但在其复杂性中不能自拔。他通宵达旦地读关于失业的大卷著作，贝蒂提醒他睡得太少了。他说：“废话，大多数人把睡眠的作用扩大了。如果我能足足地睡上两个小时，就行了。”（39）1931年，他们在家庆祝7月4日独立日，莫罗注视着他那恩格尔伍德宅邸的草坪，悲哀地对他的女婿说：“查尔斯，千万不要让自己忧虑。忧虑伤神哪！”（40）

9月，莫罗和贝蒂在缅因州的游艇上与报纸出版商罗伊·霍华德共进午餐时，发生了轻度的中风。但是，他无法中止必不可免的活动，或者放慢他疲惫的步伐。1931年10月2日，他乘火车从华盛顿到纽约，彻夜未眠，他对一位旅客说：“我老是醒着想，这个世界真是一团糟。”（41）那天，他在恩格尔伍德宅邸举行了一次政治招待会。他和4000人一一握手。他的右手起了水疱，只得用左手。三天以后，德怀特·莫罗发生脑溢血，一眠不起，享年不到60岁。这个曾经因为梦见自己豪富而坐立不安的人，光是对慈善事业的遗赠就达100万美元。

从一个方面来说，命运对德怀特·莫罗是仁慈的。莫罗死后5个月，他的孙子小查尔斯·林德伯格被人在他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附近的家中绑架了。摩根财团设法帮助解决这个有名的案子。杰克·摩根探听出一个地下合同，摩根银行掌握了各个来源的消息，包括一个看手相者。银行还捆好了赎金，标上号码，林德伯格的同事约翰·康滕医生通过一堵黑暗的墓地的墙，把钱给了绑架者。两个月以后，小孩的尸体在一个树林里被发现了，此时安妮和林德伯格已搬到莫罗在恩格尔伍德的房子里，即明日山。报界和痛苦回忆的骚扰，使他们在1939年移居英国。他们住的房子“长谷仓”，是安妮父亲的传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拥有的一幢肯特式茅草屋顶的别墅。

林德伯格绑架案使摩根财团大骇。此后，一支由250名保镖组成的队伍保护着摩根合伙人的家属，他们的许多孙子孙女都记得，他们是在魁梧的武装警卫的包围里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