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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崩溃（第2页）

由J。P。摩根公司于1929年1月发行的阿利甘尼公司的股票本来可望成为两兄弟立竿见影的成就——这个超级控股公司高居他们的债务金字塔之顶。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这正是“一个被推到极限的控股公司的典型”。（13）摩根银行与范·斯韦林根兄弟的关系显示了20世纪20年代肆无忌惮的行为是如何最终损害了摩根银行自身的信誉。即使是富有感召力的摩根之名，也不能稳住一个仅用信誉筑成的金字塔。直到4年以后，公众才终于得知阿利甘尼股票是在公司有严重问题的状况下发行的。然而在1929年初，这次发行的股票被认为是最热门的。

在192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杰克·摩根和汤姆·拉蒙特被棘手的德国赔款问题引起的风波牵扯了不少精力。他们不断提醒要警惕德国借款过多，但到头来发现自己却还在向德国提供贷款。在商人外交家日薄西山之时，崇拜商人外交的美国仍然指望摩根的银行家来指点迷津。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欧文·扬和杰克·摩根被选派为美国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汤姆·拉蒙特和波士顿律师托马斯·珀金斯为副代表。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赔款问题设计一个最终解决方案。这个代表团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还是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联系。2月，他们乘阿克维坦尼亚号启程，在瑟堡登陆后，他们受到法国官员的欢迎，并迅速登上一列火车的私人车厢驶往巴黎。

在欧文·扬的主持下，会议在豪华的新乔治五世饭店举行，会议的焦点仍然是德国赔款能力问题。像往常一样，以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莫罗为代表的法国人，固执地反对降低赔款。美国则拒绝减少战争债务。确信德国的财力无法支持赔款，帝国银行的行长沙赫特博士几次打断会议，愤然离开会场。一位名叫雷维尔斯托克勋爵的英国代表形容说“他那瘦削的日尔曼人的脸、粗壮的脖子和不合适的衣领……使我想起动物园里的海狮”。（14）

在这次会议上，杰克·摩根无法掩盖他对德国人的厌恶。沙赫特博士犯了一个错误，他强留杰克谈摩根银行资助德国铁路的事。杰克对此十分轻蔑，他在发往纽约的电报中说：“就我对德国人的印象而言，他们是二等人。我宁愿叫别人来做他们的生意。”（15）他还抱怨这次会议如何打乱了他乘海盗号巡航地中海的计划，更别提到苏格兰打猎了。沙赫特博士注意到摩根是第一个从会上溜号的，杰克如此在公开场合表露他的感情是比较少见的。雷维尔斯托克勋爵把他比作“野牛闯进了卖德累斯顿瓷器的铺子”。（16）

在巴黎，沙赫特博士希望争取减少赔款，他对法国人的寸步不让感到愤怒。此后他建议，德国收回波兰走廊，用海外殖民地来作为高额赔款的条件，这使同盟国大为吃惊。为了打破僵局，欧文·扬接受了他的年轻助手戴维·萨尔诺夫（此人不久后成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的建议，即由萨尔诺夫本人与沙赫特进行一次非正式谈判。拉蒙特对萨尔诺夫说：“祝你好运，如果有什么人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话，那就是你。”（17）5月1日，这位俄国犹太移民与德国人亚尔马·沙赫特在蒙索皇家饭店沙赫特的房间里第一次共进晚餐。他们俩一拍即合，沙赫特学过希伯莱语，而这正是萨尔诺夫攻读犹太法学博士时学习的语言。他们讨论了赔款问题，最后几乎无话不谈，从德国歌剧说到《旧约全书》，使这第一次晚餐成了一场18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后来萨尔诺夫把向沙赫特兜售的“保障条款”归功于自己，这一条款的主要内容是把赔款与德国的经济实绩相联系。这一设想使沙赫特暂时接受了赔款计划。（18）

杰克对萨尔诺夫的建议感到非常高兴，他给萨尔诺夫送来了一大束熟透的法国草莓。他还对萨尔诺夫说：“戴维，如果你真的能带回一份签字的协定，你可以提任何要求，只要能够作为礼物的，我都会送给你。”（19）5月下旬，在又一次长时间讨价还价的谈判之后，萨尔诺夫将一份协定带回了里茨饭店。惊喜万分的杰克轻触黑色礼帽的帽沿，向萨尔诺夫致敬，“我为你脱帽，”他说着鞠了一躬，“该兑现我的诺言了，提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它就是你的了。”（20）萨尔诺夫提出要一个杰克用的那种海泡石烟斗。这只烟斗由先前为皮尔庞特做烟斗的伦敦老烟斗匠制作。杰克包了一架飞机，派人飞往伦敦，为萨尔诺夫取回烟斗。

扬氏计划减轻了原道斯计划规定的赔款负担，把赔款的时间安排延长到59年。该计划还试图把德国债务转变为可交易债券，从而使之非政治化。德国将通过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向债券持有人付款，而不是直接付款给同盟国。这将使德国免受政治干预，并使它摆脱了可恨的总代理办公室的枷锁。年轻气盛的帕克·吉尔伯特离开柏林，成为J。P。摩根的合伙人，这一变动并不使德国人感到意外。当吉尔伯特警告德国人不要在扬氏贷款之外寻求任何外国贷款时，德国外交部的卡尔·冯·舒伯特觉察到他别有用心。J。P。摩根正准备为法国筹集一笔贷款，冯·舒伯特指出，德国贷款“将被（吉尔伯特）看成是非常讨厌地与摩根公司项目相竞争，而众所周知，他与该公司关系十分密切”。（21）

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设在瑞士巴塞尔主广场附近的一所旅馆里，它实现了蒙塔古·诺曼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场所，让中央银行家们能够不受政治干预地制定货币政策。诺曼爱称其为“忏悔所”。美国一个州的议会不喜欢该银行名称中的“国际”二字，因而不准联邦储备银行加入，尽管有几家美国私人银行已经参股其中。正像蒙塔古·诺曼所预想的那样，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将超越扬氏计划，并发展成为中央银行中的中央银行。

1929年6月，德国债务清偿方案公布。报纸刊登了沙赫特博士探身，隔着欧文·扬与法国中央银行的埃米尔·莫罗握手的照片。文件刚刚签署完毕，一个窗帘就着火燃烧起来——预示着扬氏计划在德国命运的不祥之兆，它事后证明它并不比道斯计划更受欢迎。沙赫特博士怀着强烈的矛盾心理签署了文件，他坚持由德国内阁来承担责任。此后不久，他就宣布废除这一文件，成为纳粹的红人。1930年6月，由摩根财团牵头的1亿美元扬氏贷款将成为摩根为德国所做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努力。当初道斯贷款受到了很大欢迎，而现在扬氏贷款引起的反应并不热烈。然而，1929年的巴黎会议的确使人们感到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已经接近尾声，并导致了纽约股市的最后一轮上升。欧文·扬甚至被说成是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杰克留下来打松鸡，而拉蒙特则回到了纽约。总的来说，摩根的合伙人并不属于这样一批杰出的金融家，即事后能够对股票市场的危险发出启示录式警告的那些人（乔·肯尼迪后来说，他抛售股票是因为听到他的擦鞋匠这样干了）。拉蒙特是这一经济新纪元的倡导者，他认为只有商业滑坡才有可能导致股市出轨。乔治·惠特尼则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929年收紧信贷而认为他们是“一群笨蛋”。摩根唯一的预言家是拉塞尔·莱芬韦尔，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于1923年从克拉瓦斯-亨德森-莱芬韦尔-德·格斯多夫的律师事务所来到摩根银行。莱芬韦尔是一个气质高雅、妙趣横生的人，长着很长的尖鼻子，一头早生的白发，显得颇为睿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曾经是民主党人。他以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作风，对左派和右派的理论家们都极尽嘲弄。他终身好斗，对于乐观的安德鲁·梅隆，他给予了毁灭性的评价：“此时，这位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长在纸面上日进斗金，认为一切都会在最理想的世界上出现最好的局面。”（22）

关于股市崩溃的原因，莱芬韦尔赞成贱价货币理论，即他把股票投机归咎于过低的利率。1927年，蒙塔古·诺曼曾来到纽约，要求本·斯特朗降低利率来减轻英镑的压力。斯特朗答应了，他降低了贴现率[29]。莱芬韦尔深信，这一举动引发了股票市场的暴涨。1929年3月初，当莱芬韦尔听说蒙蒂开始对华尔街的泡沫经济感到恐慌时，他不耐烦地对拉蒙特说：“蒙蒂和本种下了祸根，我想我们大家都得承担恶果……我认为我们会经历一场全球性的信用危机。”（23）后来他把这两个人指责为大衰退的直接肇事者。人们可能还记得，1925年，杰克·摩根和华尔街23号的其他人曾希望英国回到金本位制，但前提条件是蒙蒂提高利率，而不是本降低利率。

本杰明·斯特朗没能活到看见这场危机。他经历了一连串可怕的疾病：结核病、流感、肺炎和带状疱疹。他于1928年10月去世，享年55岁，死前还注射了大量吗啡。忧郁寡欢的蒙塔古·诺曼为斯特朗的去世哀痛了多年。在1929年的春夏期间，斯特朗精心选拔的接班人乔治·哈里森，向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请求提高利率。事与愿违，美联储委员会否决了在纽约提高利率的建议。拉塞尔·莱芬韦尔感到，一场希腊悲剧正在拉开帷幕。他担心哈里森继承了斯特朗遗留下来的对抗精神，又担心“来自华盛顿美联储的强烈抵制，部分是因为10年来一直压抑着的、反对斯特朗的无能统治的苦涩情绪。”（24）在这种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刻，联储系统由于官僚主义的争斗而遭到了削弱。当1929年8月贴现率终于由5%上升到6%时，已经太晚，无法使过热的市场降温。

1929年9月5日，黑色星期四的悲剧临近，巴布森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再次重复了他多年来发出的警告：“市场崩溃迟早会发生，它可能是十分可怕的。”（25）在平时，这一警告可能会被忽略。但此时，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短暂地冲击了股票市场。耶鲁大学的欧文·费希尔教授这位学术界乐观派的“大祭司”，使仍然怀有信心的人感到宽慰，他说：“股票价格达到了一个看来是永久的高原。”（26）但美国经济在8月就达到了峰顶，甚至在费希尔说这番话的时候，经济已经开始下滑。

到10月中旬，股票市场的波动使胡佛非常担心，他派密使哈里·鲁宾逊去向拉蒙特咨询——拉蒙特是他在华尔街的主要顾问之一。胡佛是第一个桌上有电话的总统，他经常在早饭前与拉蒙特通话。尽管胡佛与摩根财团关系密切，摩根的许多合伙人仍然背后嘲笑他是一个冷漠、自负、顽固的家伙。帕克·吉尔伯特曾称他为“商务部长兼其他所有部的副部长”。（27）在1928年的大选期间，民主党曾透露了一份莱芬韦尔在财政部任职期间所写的备忘录，其中说“胡佛对金融、股票交易和经济学一无所知”。（28）胡佛曾因摩根银行未能为其再次当选提供更多帮助而大发雷霆。在初选之前，他给拉蒙特送去一封威胁信，指责他为查尔斯·道斯工作。

然而值得称道的是，总统并未对华尔街的危险掉以轻心。1928年初，他还是商务部长时，就对于库利奇对股票市场满不在乎、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吃惊。1929年3月，作为总统，胡佛将纽约证券交易所副主席、摩根合伙人乔治·惠特尼的兄弟理查德·惠特尼召到白宫，要该交易所抑制股票投机，但这一请求被置之不理。胡佛还批评联储压低利率和向银行提供大量的准备金，这些资金被用作购买股票的保证金。

现在，胡佛的使者哈里·鲁宾逊希望在两个问题上得到答案：越来越多的股票兼并是否应引起注意？联邦政府是否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华尔街的股票投机？在黑色星期四之前五天的时候，拉蒙特写给胡佛一份备忘录，其中对这一时期的现实情况加以粉饰。他轻描淡写地驱散了胡佛不无理由的担忧：“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当前关于投机的传言有很大的夸张……”他极力赞颂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他还列举了正在回升的滞后行业，如汽车、采伐、石油、造纸、制糖和水泥，宣称市场并未过热。通过对联合公司和阿利甘尼公司的肯定，他赞扬了当前控制了铁路和公共设施部门的新的控股公司。他的振奋人心的结论可以让人高枕无忧：“战后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健康繁荣时期……未来将是十分光明的。”（29）他所发现的唯一缺憾是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未允许地区储备银行提高利率。

马丁·伊根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白宫。总统急于看到拉蒙特的报告，他把一次接见推迟了10至15分钟，以便与伊根交谈。伊根发现胡佛总的来说对自己担任的总统职务很有信心，尽管他对华尔街感到不安。总统的满意并未持续很久。10月22日，总统怒气冲冲地派了一位信使来找拉蒙特，表示严重关注“在他看来是十分疯狂的投机行为”（拉蒙特向杰克如此转述）。（30）即便有些太迟，但胡佛是正确的。第二天，恐慌之下的抛售袭击了若干蓝筹股票，西屋公司下跌了35点，通用电气下跌了20点。气球的爆裂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第二天早晨，温斯顿·丘吉尔出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参观走廊上。两周以前，他与1925年帮助他使英国恢复金本位的摩根合伙人共进午餐。此时，他俯视交易大厅，眼前的情景在很多人看来可以间接地追溯到1925年的决定，正是这一决定需要美国降低利率。在头两个小时的交易中，账面损失就达到100亿美元。大幅度下跌的牌价引起了一片恐惧的尖叫，临近中午的时候，参观走廊被迫关闭。

就像1907年那样，绝望的人们站立在联邦纪念馆的台阶上，手插衣袋，压低帽檐，两眼失神地直视前方。在那天拍摄的照片上，他们那种目瞪口呆的缄默一目了然。股票市场外面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人。许多刚刚交纳保证金购入股票的投资者顷刻之间倾家**产。报纸注意到，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峡谷似的华尔街上蔓延——狂呼大叫、议论纷纷、窃窃私语。这是成千上万震惊的人们的情感宣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当一个施工工人出现在一座大楼顶上的时候，人群以为他想跳楼，但对他的犹豫感到不耐烦。十几名自杀者见诸报端，其中有些报道惟妙惟肖，富有诗意。加尔布雷斯写道：“有两个人手挽手从里茨高楼的窗口跳下来，他们拥有一个共同账户。”（31）只有证券交易所的跑腿小工，他们自己并不投资，只管对他们老板的厄运幸灾乐祸。

中午时分，华尔街的银行巨头们急匆匆地走上该街23号的台阶。他们都是功绩卓著、名震美国的人物——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大通的艾伯特·威金、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苏厄德·普罗瑟和担保信托公司的威廉·波特。他们代表了60亿美元的资产，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组合。人们是最后一次欣赏爵士乐时代赋予他们的英雄形象。对于华尔街的老手来说，会议由58岁的汤姆·拉蒙特主持是意料之中的事。摩根在此时发挥作用挽救危机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有多少缺点，它仍是银行家的银行、争端的仲裁者，有着政治家风度的企业，能够给予人们无可匹敌的信心。用福布斯的话来说：“汤姆·拉蒙特——摩根的头号合伙人——在星期四扮演的角色正是当年皮尔庞特·摩根在过去的恐慌中所通常扮演的。”（32）

事实证明，银行家们在黑色星期四的拯救行动多半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这些人知道他们不可能支撑正在崩溃的股市，他们只是试图增强市场的流通性，使之有条不紊地下滑。那天上午出现了根本没有人买入的恐怖时刻。为此，银行家们宣布投入2。4亿美元来收购各种股票，以稳定市场（古根海姆斯财团也参加了这次联合行动）。这只是杯水车薪，却还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措施。

因为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正在檀香山，代理主席理查德·惠特尼就成为银行家拯救行动的代理人。看来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因为他的兄弟是摩根的合伙人，他自己的公司则是摩根债券的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也是一个极善伪装的人，人们无法看出在他冷静的举止背后，他和他的夫人——一个巨额财产的女继承人，正在承受高达200万美元的股票损失。（33）所以，下午1点30分，当他迈着悠闲自在的步子走过交易大厅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他走近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柜台，出价205点购入了2万股，比先前的最高价超出了几点。随着他买进的消息传开，市场一时间似乎稳定了下来。

选择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摩根担保下的企业不是偶然的，作为绅士银行家，拉蒙特和其他银行家认为他们应当支持那些由他们担保的公司。后来的结果是惠特尼实际只购进了200股，当其他人纷纷跳入时，他撤回了购入的委托指令。在另外15至20个交易点，他重复了他的出价，作出了约2000万美元的购入委托指令。到这天结束，这位银行家的钱只有一半真正用了出去。然而他们这种拖延战术却使这天下午的市场暂时回升。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次花招。

这个交易日结束后，银行家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他们推举拉蒙特做他们的发言人。拉蒙特被大声提问的记者们簇拥着。他手里摆动着一副夹鼻眼镜，发表了一句美国金融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轻描淡写的评论：“股票市场上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抛售。”（34）这句话尽管经常遭到嘲笑，但它实际上是对一位好讽刺的记者所作的回答，他问拉蒙特是否注意到了那天交易所发生的抛售。拉蒙特无动于衷地把市场下跌归结为“技术条件”，并谈到市场上的“气袋”[30]。他用极端模棱两可的措词说，市场“对好的苗头十分敏感”。（35）这种与记者们把握自如的会见持续了几个星期，使拉蒙特成为著名人士，他一跃而上《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

1929年股市崩溃的发生分两个阶段，其间隔了一个周末。星期天，旅游车像幽灵似的摇晃着驶过华尔街，参观股市崩溃发生的地方，使华尔街更添严峻的气氛。显然，人们在周末反复掂量胡佛的讲话，周一便直奔市场抛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跌了34点，通用电气公司下跌了47点。市场和公众对银行家们的信赖同时瓦解。

在10月29日——“悲惨星期二”，投资者们回过头来反而把“黑色星期四”看成是一个平静的时刻。在这股市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滞后了两个半小时。易手股票超过1600万股，这一纪录保持了40年。到星期二收盘，两天来的破坏把股票价格下拉了25%。这次买入不只是股票价值的减少，简直就是销声匿迹。在回升的顶峰，怀特缝纫机公司达到48点，星期一即猛跌到11。星期二，当没有买者出现时，一个机灵的传信员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当持月票上下班的人们走进大中央车站时，叫卖报纸的报童们喊道：“边读边哭吧！”

与“黑色星期四”不同，“悲惨星期二”暴露了银行家们的弱点。他们是站在海啸的浪潮之前的渺小之人。《纽约时报》写道：“当占市场比重巨大的大宗股票一宗接一宗地泛滥于市场时，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引人注目并且成功的银行支持被横扫一边。”（39）人们对“黑色星期四”时的传闻还存有希望，半信半疑地谈论“有组织的支持”正在控制事态，而“悲惨星期二”则充斥着银行家们抛售股票保全自己的报道。

拉蒙特现在面对着更加充满敌意的一群记者。他不得不否认关于他的集团故意破坏市场牟取利润的报道。“摩根财团将一如既往，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支持市场，它并没有抛售股票。”（40）他以惯用的圆滑措辞说，形势“仍然保持着希望”。（41）为了作出尽管是徒劳的努力来支撑信心，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罐头公司宣布发放额外的红利。

好像是为了表示一种蹲在地堡里的如临大敌的心态，证券交易所的理事们于“悲惨星期二”在交易大厅下面的一间地下室里召开会议。当拉蒙特和乔治·惠特尼想悄悄溜进会场而不引人注意时，他们被门卫阻留了一会儿。会议的主题是是否应当关闭市场。理查德·惠特尼认为关闭市场会引起公众不安，并造成场外交易的黑市，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生的那样。他还担心，关闭市场将在发放了大量经纪人贷款的银行中引起信用混乱。在1929年的多笔交易中，摩根共有1亿美元的已支付却未得到偿还的经纪人贷款，它们都以股票为附属担保品。一旦作为担保品的股票被冻结，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又该如何运作呢？

“悲惨星期二”之后的一周里，谣言工厂传出了在交易所地下室秘密举行午餐会的小道消息。一种说法说拉蒙特和理查德·惠特尼通过潜望镜窥视大厅的交易者。惠特尼仍然迈着悠然自得的步子，显得信心十足，尽管后来他谈到，那些天“充满了战争气氛”。每当公开露面之前，他会告诫他的助手们：“伙计们，露出笑容来！”（43）事实上，真正的补救行动偏偏并非出自老华尔街俱乐部，而是来自一种对付金融恐慌的全新力量——联邦储备系统。

10月下旬，杰克从欧洲回来，他在摩根图书馆与乔治·哈里森——本·斯特朗在纽约联储的继承人——举行了一次会晤。哈里森是军官的儿子，毕业于耶鲁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一个叼着烟斗的英俊男人，小时候的一次事故使他留下了残疾，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哈里森是一个斯特朗式的实干家，他果断地降低了利率，并注入几十亿美元的信贷资金来支持那些负担大量经纪人贷款的银行。“证券交易所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营业，”他宣布，“各位先生，我将提供所需要的全部准备金。”（44）当受到华盛顿的联储理事罗伊·扬的指责时，哈里森勇敢地回答说，形势十万火急，他的行动木已成舟。他每天从华尔街的银行那里购回约1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以保证这些银行有充足的准备金来应付不测。相比之下，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哈里森处理危机的行动使皮尔庞特在1907年的作为显得十分原始，因为哈里森可以根据需要扩大信贷规模。哈里森使政府应当在金融恐慌中担当起责任的原则得到了确认。

股市崩溃之后的日子，是高谈阔论和虚张声势的时期。声望不凡的欧文·费希尔认为股市崩溃使市场上较弱的投资者纷纷落马，股票集中到了较强的投资者手里，这是一件好事。他把股市崩溃后的市场说成是精明的投资者讨价还价的柜台。（45）约翰·洛克菲勒在波坎蒂克山的不动产仍稳如泰山，他因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相信国家的基本形势是健康的，我和我的儿子几天来一直在买入状况良好的普通股。”（46）洛克菲勒的话传到了埃迪·坎托的耳朵里，他当时在百老汇的《狂欢》剧中担任角色，也是高盛交易公司崩溃的受害者。他的回答是：“当然，谁手里还有钱呢？”（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