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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分 家（第2页）

杰克似乎是太压抑了，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一直向特迪·格伦费尔保证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修正案能够通过。但1935年初他在艺术市场上的一些神秘行动，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悲观。打着遗产继承税和清理资产的旗号，杰克卖掉了6幅绘画真品，得到了150万美元。德国钢铁巨头弗里茨·蒂森买到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阿尔比齐家族的焦瓦娜·托尔纳博尼》，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得到了弗拉·菲利波·利皮的一个三连套图画和鲁本斯的《奥地利的安妮》。通过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杰克拍卖了7箱积攒了30多年、令人梦寐以求的袖珍画。7月份天气闷热，克里斯蒂拍卖行特意请了一名护士到场，以防有人晕倒。就这样杰克卖掉了小汉斯·霍尔拜因的一幅画、一个镶嵌着伊丽莎白女皇肖像的金坠子，还有其他稀世珍品。只有极敏锐的新闻评论家才会把这种对现金的突然需求与摩根财团的决策问题联系起来。正如杰克在他父亲去世后所表现出来的，如果需要保存银行资本，他随时可以毫不吝惜地捐献出他的艺术收藏品。

J。P。摩根公司在做出决策前，1934年6月，与摩根建富一起又出台了一项举措，以顺应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英国分部成为有限公司，纽约公司持有其三分之一股份。这样做是为了使J。P。摩根公司这家新的商业银行不直接进入英国证券业务，这种结构也正是英格兰银行所希望的。纽约这下子成了一个不参与经营的投资者。蒂姆·柯林斯说：“显然这就是让他们别多插手。”他后来成为摩根建富的董事长。（15）在华尔街23号和大温彻斯特街23号之间仍保留着一种亲密熟悉的感情，伦敦的《泰晤士报》称这仅仅是一种“细微的技巧性变化”。（16）但对于一家长期听命于纽约的银行来说，这种变化却代表了英国方面自主行事的一个新阶段。刚好，这个时期，除了在大英帝国外，伦敦金融城已经不像战前那样，可以再放出大笔外汇贷款了。于是摩根建富以及伦敦的其他商人银行就把注意力转向证券及国内银行间的兼并业务上了。

1935年8月，汤姆·拉蒙特把J。P。摩根的首脑们召到他在缅因州岸边的小岛农场里，其中包括摩根的合伙人莱芬韦尔、惠特尼、帕克·吉尔伯特和哈罗德·斯坦利，以及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法律事务所的兰辛·里德。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摩根财团作出不可变更的决定，继续保持存款银行不变，但分离出一部分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投资银行，叫作摩根士丹利。这次高层会议没留下任何会议记录，因此也就留下几个没有回答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摩根这些首屈一指的承销商倾向于“商业”银行而不是“投资”银行？为什么他们偏爱存贷业务而不是证券和经纪代理？为什么这样一个举措，从后来角度看似乎是缺乏远见？

这种选择在50年以后看起来仍是异乎寻常的。从1919年至佩科拉听证会，摩根牵头经办了60亿美元蓝筹公司和外国政府债券。摩根认可的债券发行还能带来像支付债券红利这样的抵押金融业务。就像拉塞尔·莱芬韦尔跟拉蒙特说的：“我更相信了，证券业务是银行业务不可缺少的填充物，如果没了这个，银行业务很快也就枯竭了。”（17）除了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多数重要的合伙公司——库恩-洛布、高盛和雷曼兄弟——都选择了“投资银行”（实际上是指证券业务）。商业银行业务——即信用证、贷款、外汇和股票过户这类业务——对于像J。P。摩根公司这样一个兴致独特，并有活跃的幕后外交活动的银行来说，未免太平淡寡味了。

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证券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一段时期以来，证券承销是公司最不赚钱的行当，新证券法使承销商被大笔潜在的负债捆住了手脚。发生了优惠客户名单的丑闻以后，杰克·摩根痛定思痛，或许是觉得商业银行的获利水平比起投资银行来说，要更稳定和持久。为了敦促撤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莱芬韦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说明在大萧条期间应该如何看待证券业务。

承销资本业务是而且应该是附带性业务，它具有阶段性和零星分散的特点，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赖以生存的好营生，他才可能从事这项业务。完全投入承销业务的公司要面临支付经常性费用和生活费用的巨大压力，因此不可能对所要承销的证券进行取舍。

我们业绩良好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我们没有营销人员，承销业务的经常性支出很少，而且我们有很好的赖以生存的银行业务，因此我们可以，而且的确是回绝了一半欧洲和南美的客户。（18）

保持低额经常性支出，不配备营销人员，以及只选择基本客户这种方式成为摩根士丹利此后45年的经营哲学。

当然在选择商业银行业务时，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1935年，约有20%的美国工人失业，当时，很难放弃商业银行方面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业务。如果成为投资银行，就意味着大规模裁员——对一个家长式的公司来说，这可是最不仗义的了。摩根官方历史上记载着：“作出决定时，J。P。摩根这家合伙公司约有425名雇员，如果公司选择了全部从事证券业务，那么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或许将成为多余……大约有400人是从事商业银行和其他业务的，他们继续留在公司里，约有20人出来组建摩根士丹利。”（19）

还有些不是那么冠冕堂皇的动机。摩根合伙人希望保留这个选择，即将来某一天在重组摩根财团时，不会失去其老客户。1934年底，拉蒙特给他的合伙人查尔斯·斯蒂尔写信说：“我觉得我们都感到肯定会找到办法和手段重返证券业的，不是通过修改现行法律，就是通过某些独立的公司计划或其他什么的。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这个观点的，即……我们将断了证券业务的根。”（20）这个独立公司计划就暗示了摩根士丹利的产生。看起来拉蒙特是相信，不用修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他们也可以留在证券业务之中，这也表明他暗中已有一两招应急措施了。

在华尔街23号和其他任何地方，摩根士丹利都被看作是主干上的一个分支、一家继承性公司，正如给摩根建富的一封电报所解释的：“分离这个事实显然是被理解了，而同时大家又都指望新公司能继承母公司的传统。”（21）摩根财团或许是想创建一家公司，以便将来在对其友好的共和党执政时，能够完完全全地重新纳入J。P。摩根公司。拉蒙特可能还回忆起，银行家信托公司是作为一家“经营受控制的”银行诞生的，它会很有礼貌地把那些介绍给他们做信托业务的客户转回来。如果摩根当初选择了投资银行，并解雇其90%的雇员，那么一旦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时，它也不可能重建摩根财团了。

1935年9月5日下午4时，也就是杰克·摩根68岁生日前夕，摩根财团正式分家了。拉蒙特、惠特尼和斯坦利站在合伙人狭长的屋子尽头的壁炉边，墙上挂着皮尔庞特的油画肖像，他们向20多名记者宣布摩根债券部的几个人将出来组建摩根士丹利，这家新组建的公司有3位J。P。摩根的合伙人——哈罗德·斯坦利，他于1927年末在德怀特·莫罗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大使后加入公司；杰克的小儿子哈里；还有威廉·尤因。此外，还有两位德雷克塞尔的合伙人——佩里·霍尔和爱德华·约克。拉蒙特说新公司将从事“从前由我们公司从事的那种性质”的证券业务。（22）

杰克和哈里·摩根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即使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杰克也不愿放弃打松鸡的乐趣。那是个令人悲哀的时刻，一名记者注意到了那些严肃的面孔，写道：“这家老牌公司分家时的严肃劲儿与其他任何私人家族分家时没什么两样。”（23）但是不管摩根如何忧郁，如丧考妣，新的摩根士丹利作为恢复繁荣的征兆而得到喝彩，也成为恢复华尔街信心的一针强心剂。

与其说摩根士丹利像个J。P。摩根公司的远房侄子，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继承了大量财产的继子，得到几乎全额资助。摩根士丹利的高级职员几乎完全掌握了50万美元的普通股，他们也拥有投票控制权，但真正的启动股本金是700万美元无投票权的优先股，J。P。摩根及其合伙人拥有其中的660万美元。杰克及其家族拥有优先股中的大约50%，汤姆·拉蒙特及其家族持有40%多。不足为怪，这个新的分支机构引起一些竞争者的怨言，他们觉得J。P。摩根公司在字面上遵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但却违背了其实质。

1935年9月16日，摩根士丹利在华尔街2号开业了，距华尔街23号仅有约100码之遥。这个神气的“庶子”公司的办公室对着三一教堂的尖顶，装潢也让人想起其贵族血统，老纽约的风景画挂在墙上，表现其特征的拉盖式书桌也是按华尔街23号的风格布置。它真有一点J。P。摩根分行办公室的味道。“我在银行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摩根士丹利，”埃尔莫尔·彼得森回忆道，他后来成为摩根担保公司的董事长，“他们人手不够，太忙了，就借我们两个人干了有一年时间。”（24）

9月16日是美国商业史上一个最与众不同的开业日，它可真不像是新业开张的架势。开业前一天晚上，佩里·霍尔让看门人准备好一张桌子，以备有人送花。当他来上班时，看到桌上摆着有200多种花卉。“实际上，我们办公室摆满了一排接一排插在花瓶里的漂亮花束……几乎全部来自我们的竞争者和华尔街上的同僚。”（25）一名记者描述说，它就像是花卉展览。《纽约时报》报道了这种奇怪的气息：“开业典礼平常得就像是任何一家老字号公司又一个星期的开始。”（26）有一个关于摩根士丹利的传说，或许不足为信，讲的是第一个星期内来谈业务的公司太多了，以至于当一家公用设施公司的董事长来谈融资一事的时候，斯坦利说：“让他下星期再来吧。”（27）

在这家新公司里，领头的几位都是很典型的摩根式人物。新闻媒介就像是在报道一家新开张的乡村俱乐部，描绘他们打高尔夫球，或是从冲浪板上冒出来。哈罗德·斯坦利是公用事业股票方面的专家，英俊洒脱，风度翩翩，一头浓密早白的头发，脸庞较长，目光镇定，年纪快有50岁了。他是公司总裁和资深活动家，也是华尔街上声望极高的人物。

斯坦利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工程师、热水瓶发明者的儿子，他有很纯正的摩根血统——他是马萨诸塞州圣公会会员、耶鲁的曲棍球和篮球明星和“骷髅会”成员，他在辛辛那提州格林威治有一栋房子，在萨顿还有一套公寓房。他谈判时总是很坚定、固执，但很诚实。《新闻周刊》报道说：“别人拍桌子时他坐在一边不出声，但在争论时他很少退缩。”（28）他的这种沉着冷静的外交风范是最适宜对付那种日后笼罩了摩根士丹利20多年的政治攻击的。

开业那天，未到场的是公司的新财务主任哈里·摩根，他35岁，当时正坐游船从英国回来。哈里避开公司事务的举动预兆了后来的发展。但对这家新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不仅要有摩根的名称和钱物，而且要有一个活生生的摩根在位。

哈里·摩根的头发油光锃亮，脸庞轮廓分明，双眼炯炯有神。像他祖父一样，他说话不拐弯抹角，敢作敢为，也有点像皮尔庞特那样急躁。他买下了北滩的伊顿海峡半岛，乘水上飞机去华尔街。就像普约听证会期间杰克受皮尔庞特牵连一样，哈里也为佩科拉听证会如此对待他父亲而耿耿于怀。这是在他生活中产生极大影响的事件，使他完全自我封闭起来，与游艇世界之外的一切公共职责隔绝。这样也使摩根士丹利不像老摩根财团那样，去涉足政治或出头露面了。1935年，新闻媒介把哈里说成是摩根业务人才中的实际继承人，与仍留在J。P。摩根公司里的他那个脑子稍慢一些，但很随和的哥哥小朱尼厄斯相比，他是炫目夺人了。哈里更多的是在恪守摩根士丹利的准则，在维护其传统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日常事务。通过他与欧洲银行家族，包括瓦伦伯格家族和汉布罗斯家族在内的友谊，他也保持了重要的业务联系。他是这样描述其职责的：“在我祖父年纪大了以后，我父亲给公司里引入了一些非常出色、称职的合伙人。他建立起一支队伍，在组建队伍、扮演调解人角色和充当队长方面，他是绝对成功的。从各方面来看，在组建这家公司时，我觉得有我发挥这种作用的余地。”（29）

摩根士丹利的创业者们以浪漫形式从事其早期活动，强调了他们所遇到的风险。佩里·霍尔说：“我们驾着一只小舢舨，向着波浪翻腾的大海进发，我们也不知道别人将怎样对待我们。”（30）实际上，他们受到的待遇类似文艺复兴时代流放在外的宫臣。J。P。摩根与新公司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成交——指证券支付与交割——是在华尔街23号进行的；乔治·惠特尼作为客户的“家庭医生”，把客户介绍给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最初只有几笔从23号那儿接来的生意——但那些都是什么生意啊！乔治·惠特尼把像温德尔·威尔基，消费者电力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的客户介绍给了哈罗德·斯坦利。1935年9月底，摩根士丹利完成了第一笔大型电力公用事业的证券发行。初夏的时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曾询问斯坦利，有关摩根合伙人要建立一个证券公司的传闻，当斯坦利证实这点后，吉福德说：“那可解决我的问题了。”然后他就戴上帽子走了。（31）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需要搞些新的融资活动，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迫切希望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回到资本市场，以证明他们在新法规下的活力。在为伊利诺斯州的贝尔公司做的历史性的发行活动中，经过斯坦利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在华盛顿磋商后，摩根士丹利按照新政证券法的要求，第一次在报纸上登出了募资说明书。

尽管摩根财团预测新政会扼杀资本市场，但在1935年它却非常繁荣，承销量翻了四番。在开业的第一年里，摩根士丹利令人咋舌地接手了10亿美元发行业务，席卷了四分之一的市场。《福布斯》杂志赞叹道：“大多数商行、协会或公司起步都是比较缓慢的，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记录却是很独特的……真是使其他任何新成立的机构望尘莫及。”（32）该公司通常都是发行的牵头人，一般也不参加其他公司组织的证券发行。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公司承销量的多少要受其资本金的限制，因此承销团变得越来越大。就电话行业发行证券来说，摩根士丹利能组织起一百多家承销商和五六百家分销商，其选择公司参加发行的权力使它八面威风。逐渐地，许多J。P。摩根的常客——昵称为“专营户”——都转向这家新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约翰斯-曼维尔公司、杜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阿根廷和加拿大政府都来要求做证券业务。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前未分离时的摩根银行一样，在包括公用事业、电话公司、铁路、重工业、采矿，以及外国政府在内的同样业务领域里，摩根士丹利的力量都很强大。

华尔街的其他人都推断摩根士丹利继承了其母公司的权力衣钵。查尔斯·布莱斯和他的合伙人查尔斯·米切尔想方设法去迎合新的领导人。布莱斯告诉米切尔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进到圈子里，离他们越近越好。”（33）为与摩根士丹利交往，他建议在J。P。摩根公司开个账户，他告诉布莱斯说：“的确，我们的账户不那么重要……但它表明我们的良苦用心。”（34）这就是对任何一家拥有摩根名字的公司的精诚所在。

对新政改革者来说，也很难相信J。P。摩根公司没有在暗地里搞把戏。摩根士丹利承接了这么多J。P。摩根原来的客户，这本身就让人怀疑。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是个一定要探寻摩根士丹利领地的强敌。公司成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利用大萧条这个机会，摩根人同时扩大了其金融领域。在接到停止其银行做承销业务的命令后，他们就成立了一家独立公司，业务做得比先前银行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所做的还要大。”（35）伊克斯和其他对手在等待时机，他们很快就会通过国会和法庭发动一场更持久的反攻。

对华尔街上J。P。摩根的合伙人来说，证券市场的突然繁荣是个辛辣的讽刺，因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母公司还没缓过劲儿来。几乎整个银行都挤在华尔街23号，旁边百老汇街15号仅有几个零散的办公室。总资产为4。3亿美元的J。P。摩根公司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银行。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给他们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业务、金钱和权力的范围，它抹去了笼罩在这家银行周围的不可名状的神秘感。在佩科拉听证会后，银行第一次公布了其资产负债表，现在银行还必须公开其报表，并提交政府审查。在伦敦也是这样，1936年，蒙塔古·诺曼第一次向特迪·格伦费尔索要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慢慢地，也是逐渐地，绅士银行家们的世界被官僚主义化了，而金融家们则是头晕眼花地出现在尚未适应的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