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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贪污者（第2页）

显然，如果在摩根财团和新政之间要建立友好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也不会来自杰克·摩根。他愤愤不平的心态使他在政治上毫无价值。这也不可能来自乔治·惠特尼，他是家族银行家的典型，深为改革家们所厌恶。对白宫采取任何新措施的任务只能由汤姆·拉蒙特来担当，因为他一心想回到政治游戏中去，并且在被华盛顿“流放”的日子里大为不快。

1937年的风风雨雨为摩根银行打开了一条可能的缺口。经济和股市从春天到夏末一直滑坡，到9月份时又直线下跌。股市和商品市场在10月19日的暴跌使这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二。市场的跌落几乎和1932年的最低点接近了一半。投资银行都在两个债券的发行上遭到沉重的打击——伯利恒钢铁债券和纯石油公司优先股，以至于传闻要考虑关闭证券交易所。哈罗德·斯坦利担当起摩根在华尔街的领导作用，他把若干投资银行家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对他们的情况作了一番非正式的审议。作为一种回报，他难得让这些银行家们一睹摩根士丹利的账本。因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致，投资银行业领域一批规模很小、资本不足的银行，实力较弱的公司不可避免地被逐出市场。爱德华·史密斯公司——担保信托公司的证券业下属公司的继承者——遭受了沉重的承销损失以后，和查尔斯·巴尼公司合并，组成了史密斯-巴尼公司，并入摩根集团。这种突然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动**的金融市场的局面，使新政的信心受到极大的冲击。

工业部门也是一片混乱。在1937年的1月和2月，羽毛未丰的“联合汽车工人组织”静坐罢工，使通用汽车公司处于瘫痪状态。在密执安州弗林特市，警察向只有弹弓武装的工人开枪。失业率从1937年的14%上升到第二年的19%。这些事件不仅使人感到新政已是步履维艰，而且还加剧了政府中两大派别的矛盾。一派受路易斯·布兰代斯的影响，认同于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托马斯·科克伦和本杰明·科恩，把美国不能摆脱萧条归咎于美国的大公司，主张市场应该更有竞争性。他们的同盟者罗伯特·杰克逊——司法部反托拉斯派的首领，认为垄断者的“定价把他们自己逐出了市场，也把他们自己推进了衰退”。（21）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与这种论调一唱一和，警告人们注意美国最大的60个控制国家命脉的家族的恶劣影响。罗斯福喜欢搞试验，他的政治教堂里有的是座位。当时，他倾向于反托拉斯的一派，告诉他的高参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这可能会“吓唬一下这些人（生意人），让他们因此而去做些事情”。（22）

1933年至1935年在所谓“第一新政期间”，还有一派很有影响的高参。他们赞赏大公司的技术效率，认为布兰代斯那种小规模、竞争性经济的观点是一种幻想，这样的美国已属过去，追之不及。他们接受经济集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鼓吹由公众来控制庞大的经济实体，而不应徒劳地想把它们拆开。他们谴责杰克逊和伊克斯的讲话是蛊惑民心，起反作用。到1937年下半年，他们已经有胆量进行反击，因为当时罗斯福对特格韦尔说：“由工人和企业界领导人组成的混合团体向他转达意见，也许是可以采取的一种方式，让他找个台阶下来，改变政策。”（23）

在加强他们阵营的时候，新政的左翼发现和摩根志同道合。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从皮尔庞特时代开始，摩根财团就一直支持工业计划，虽然是在私人控制之下。铁路协会和美国钢铁公司如果不算是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什么呢？（我们记得摩根银行和进步党党员之间秘密联系的意识形态，以西奥多·罗斯福和乔治·珀金斯之间的友谊为代表）。与此同时，合伙人决不是一概反对联邦政府为制止萧条所采取的所有干预。如果说拉蒙特、莱芬韦尔和帕克·吉尔伯特恪守平衡预算的教条，反对提高税收，那么他们也主张放松银根以反通货紧缩。相比之下，美国银行家协会却攻击罗斯福低利率的政策。这些同行们的蒙昧主义有时候使摩根银行的人感到非常不安。莱芬韦尔说：“我有时想我们该不该保留我们的会员籍，这等于是在无声地支持美国银行家协会。”（24）他指责1936至1937年的联储的紧缩政策造成了那一年的经济滑坡。用现代的行话来说，摩根合伙人同情整个经济的宏观管理政策，即使他们对具体工业行业的微观规范也表示遗憾。

阿道夫·伯利是一位关于政府计划的重要理论家，他在1932年与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合作撰写了一部经典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伯利和米恩斯坚持认为，大公司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排斥的事实，政府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个现实。伯利听了罗伯特·杰克逊的讲话非常不安，因此开始和拉蒙特通信。拉蒙特的言谈当然对大公司非常肯定，他认为大公司比小公司的道德标准高。他还强调了他忠于罗斯福外交政策和大部分的国内政策。这里边加了不少动听的诗一般的美言。就在不久以前，拉蒙特还向他的好朋友阿斯特夫人抱怨罗斯福的白宫“奢侈、浪费和管理松散”。（25）拉蒙特不管如何放肆，他至少愿意和新政对话和讨价还价——这和杰克·摩根及华尔街的其他顽固分子无谓的“暴跳如雷”相比，是大大地进了一步。拉蒙特和伯利达成了一笔交易：他将支持救济付款和赤字支出，作为撤销剩余利润及资本收益税的交换条件。与此同时，对企业特别是对公用事业的政治攻击，应当停止。这种政治交易，在摩根以前极力影响新政的努力中是明显没有的。

1937年12月22日下午，新的咨询组里的八个成员在伯利主席的主持下，在纽约的世纪俱乐部里开碰头会。拉蒙特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欧文·扬代表大公司，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查尔斯·陶西格为新政说话，钢铁工人工会的主席菲利普·默里、工业组织代表大会的约翰·刘易斯以及工业组织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李·普雷斯曼代表劳工运动。在阶级冲突两极化的时代，这是个独特的运动。这八位先生联合反对罗伯特·杰克逊的反托拉斯起诉，批准了一项伯利和拉蒙特早已拟好的协议纲要。最后，特格韦尔许诺和罗斯福约定开会研究这个协议。

拉蒙特是个影子里的怪物，他想象和罗斯福在1938年1月14日的会晤将是一次秘密的、谨慎的事情。而事实上，与会者还得经历摄影师和记者的一番骚扰。报上嘲笑“伯利先生的经济动物园”，头版登出毫无同情心的白宫泄露的材料。（26）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很有成效的会议，与会者批准通过联邦的支出来扩大购买力，而不是用老式的紧缩性的削减工资的方式来对付艰难时世。尽管罗斯福想再开几次会，但是试验已经胎死腹中。政府中受布兰代斯影响的制定规章制度的人，诸如起草证券法的托马斯·科克伦和本·科恩反对向企业作出姿态。工业组织代表大会中的一个极左派同样执意要挫败新兴的企业-劳工-政府三头政治。

至于拉蒙特，他感到十分遗憾，白宫的会议竟沦落成了一个廉价的政治舞台，他和欧文·扬提供的合作“被利用来搞三流的政治”。（27）在政治攻击的时代，这是个失去的机会，它本来能说明企业和劳工进行务实的讨论有潜在的好处。对于摩根财团来说，这尤其是个不可挽回的机会，因为白宫会议发生在摩根丑闻的前夜，它把时钟拨回到1933年的黑暗的时代，使合伙人认为自己是开明的、一心为公的金融家的观点受到了质疑。

对于摩根财团来说，1937至1938年的冬天变成了大溃败和哀悼的时候。在1938年2月，45岁的帕克终因责任重大和早年的辛劳而一命鸣呼。在20多岁时，这位管理梅隆时的财政部的神童患了高血压，他的死因是心脏和肾脏的疾病，但是很多人认为他是累死的。当年他在财政部熬夜至凌晨2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工作时也是如此，德国人都注意到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的情形，他终于积劳成疾，命归西天。早年，他和新娘路易丝的蜜月一直拖了五年，这个肯塔基的美人挑逗性的话常在华尔街传来传去。他在1931年到银行来以后，没有要求固定的收入，把此事当做细枝末节。摩根合伙人都保护他，总是催他去休假，养精蓄锐。他神奇的工作和献身精神使他获得了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勋章，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学位。他死了一年以后，有漂亮圆脸蛋的路易丝嫁给了哈罗德·斯坦利，斯坦利的原配夫人在1934年死了。这不仅在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之间创造了一条新的纽带，而且意味着路易丝的儿子小S·帕克·吉尔伯特——20世纪80年代的摩根士丹利的董事长有着独特的摩根血缘。

帕克·吉尔伯特的死亡发生在丑闻发生之前的两周。如果说摩根财团因为格拉斯-斯蒂格尔而失去了它的投资银行业务，那么也许它在理查德·惠特尼一案中失去了荣誉。费迪南德·佩科拉的做法暴露了值得质疑的地方——事情是合法的，但是否明智却有问题，然而理查德·惠特尼丑闻则是摩根财团直接与法律发生了冲突。这个案子成了新老华尔街之间，以及私人信赖和公共信赖之间的一场道德剧。这不仅挫败了拉蒙特想巴结新政的企图，而且还加快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改革。

作为交易所在1930至1935年间的主席、理查德·惠特尼一向是华尔街最傲慢地反对联邦证券规范化的人。对新政者来说，他代表了华尔街旧秩序的自命不凡和傲慢无礼。1932年，他在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就证券问题作证时，就教训参议员们应该减少他们的工资。他反对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调查佩科拉的人说：“你们这些先生们正在犯极大的错误。”他认为证券交易所是个完美的机构。他还不让经纪人回答佩科拉的问题。（28）在1937年，他碰到了对手，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威廉·道格拉斯，他在那年接替了乔·肯尼迪。道格拉斯已和证券交易所的主席查尔斯·盖伊在讨论交易改革的问题，惠特尼领导董事会上的一派人反对这种努力。在1937年秋天，道格拉斯把证券交易所的那些负责人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规范的工作必须干。现在却没有做，该死的！你们去干，否则我们就干。”（29）盖伊对于需要改革也无可奈何，就任命了由大陆罐头公司卡尔·康韦领导的委员会来研究改革。1938年1月，委员会建议彻底改组交易所，包括一位享受全日制薪金的主席的职务，一套专业工作人员班子和非成员的理事。理查德·惠特尼丑闻就是在这种充满仇恨的格斗中披露的。

乔治和理查德·惠特尼都身材高大，具有贵族风度，惹人注目。他们是一位银行行长的儿子，受到波士顿婆罗门教的教育，上过格罗顿和哈佛大学。人们会注意到理查德从哈佛读书时就戴的挂着瓷猪的金链条。摩根合伙人乔治慢慢讨厌他永远甩不掉的格罗顿的同学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说：“我和兄弟都上了大学，我们总是很舒服的。这里没有穷孩子的问题。”（30）乔治通过基德-皮博迪公司来到摩根，在1919年成为合伙人。

乔治有一张多皱而英俊的脸，坚实的下巴，一副优雅傲慢的气派，象征了那个时代的摩根银行。一位英国来访者后来评论说：“乔治·惠特尼身材修长，铁灰色的头发，非常英俊，很有魅力，梅茜小姐认为他对男人和女人都很‘危险’！”（31）他使摩根永久保留了合伙人穿着时髦的传统。由于绝妙的巧合，他和玛萨·培根结为夫妇。她是曾经使皮尔庞特入迷的华尔街的希腊神罗伯特的女儿。

30年代末，乔治·惠特尼领导摩根银行，并且是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德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约翰斯-曼维尔和担保信托公司的董事。作为国内承销业务的首领，他吃格拉斯-斯蒂格尔的苦头超过所有其他的摩根合伙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生意转到了哈罗得·斯坦利的手中。他在华尔街备受尊敬，尽管沉默寡言，在银行里人缘很好。摩根的合伙人常常集体到华盛顿去回答问题，其中乔治·惠特尼似乎往往表现得最势利、怒气最大，不愿意承认这种程序的合法性。就在新政的攻击似乎有可能缓和的时候，揭露的丑闻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调查者试图冲破他粉刷得很好的防线。

理查德和J。P。摩根的关系超过他的弟弟。他的公司——理查德·惠特尼公司——是为摩根银行处理金边债券的主要纪经人。即使摩根银行里没有人卷入丑闻之中，摩根银行也会受到这场丑闻的影响。正如记者约翰·布鲁克斯所说：“当华尔街23号的诸神在马路对面的人间市场上显形的时候，他们所借用的躯体就是理查德·惠特尼。”（33）摩根银行一般远离尘嚣，不会卷入到证券交易所的争执中去，对大众认为惠特尼代表他们观点的印象感到非常不安。到丑闻爆发时，要想纠正这种印象已经为时晚矣。

理查德在20世纪30年代过着双重生活。当他在华盛顿的攻击下捍卫合伙基金、卖空和其他投机时，他也难于抑制自己的赌瘾。他老是受那些拼命捞钱的艺术家的骗。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经济崩溃之前，买了该州一家化肥厂的股票，并投资于一个叫做杰西·莱特宁的非法酿酒的苹果白兰地厂。与此同时，他过着乡村绅士的生活。他的夫人是联合同盟俱乐部前主席的女儿，有继承权。他在新泽西州的500英亩的庄园里养着纯种马，负责埃赛克斯猎狐狗协会，在第五大道拥有一幢房子，像一个巨头那样神气活现。

理查德常年债台高筑，总是在借债，拉人参加联合投资。1929年，他试图花言巧语拉一位同辈远亲乔克·惠特尼来合伙参加一项投资。可是那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太好了，乔克听了律师刘易斯·卡斯·莱迪亚德的劝说就没有参加（后来，乔克和他的朋友大卫·塞尔兹尼克买了《理查德·惠特尼传》的电影版权）。乔治真是了不起的忠心耿耿，一直让理查德手头有钱还债，尽情满足他一掷千金的狂想。在大崩溃之前，乔治借给理查德50万美元来买一个证券交易所的席位。此后，贷款逐笔增多，理查德欠他兄弟的债达到300万美元的惊人数额。不仅有这些贷款，而且别人也借钱给他。理查德在华尔街上乞讨时，人们认为乔治是他的后盾。人们对摩根财团的畏惧和尊敬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理查德漫长的财务危机中，居然无人向他讨债。

到30年代中期，理查德向交易所的犹太成员要贷款，显然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因为他作为交易所高高在上的梯队曾经排斥他们。1936年，乔治请哈里的儿子小亨利·戴维森去调查理查德的财务情况。戴维森以很有礼貌、漫不经心的方式盘问理查德，发现他的贷款缺乏足够的附属担保品。更糟糕的是，他在用借来的证券作为附属担保品又去借更多的钱。上一代的威廉·克拉波·杜兰特就是这样铺筑了一条通向金融破产的“康庄大道”，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到此时，理查德已经不只是错误判断，而是一发不可收拾，干脆违法乱纪，开始掠夺两家贵族机构。证券交易所有一个250万美元的退职金基金，这是向成员的家属发放死亡抚恤金的。理查德擅自拿了100万美元的证券作为他本人和自己的公司贷款的附属担保品。他是纽约游艇俱乐部的司库，又挪用了15万美元的证券。这个丑闻被揭露出来，是因为有一次退职金受托人举行会议，理查德·惠特尼恰好缺席，一位胆小的职员把丢失证券的事捅了出来。突然之间，理查德必须立即归还“借用”的股份。除此之外，他还向埃夫里尔·哈里曼要了5万美元，但还是不够。1937年11月23日，他向乔治要了1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摩根银行正式的越轨从此时开始，因为理查德向他弟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对乔治真是一场噩梦，人们含沙射影摩根有不轨行为，为此，他多年来在华盛顿极力为摩根辩护。理查德谈到此事，说乔治“听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心慌意乱，目瞪口呆，问了我无数遍为什么我要这么干，简直不可理解——一点也不奇怪，他像遭了雷击一样”。（34）

乔治因为手头没有现钱，就去找拉蒙特，告诉他理查德的“处境非常严重”（“处境”是丑闻的通用委婉语）。他承认挪用了证券交易所的证券，说第二天就必须补回去。拉蒙特冷淡而同情地说：“这是个麻烦事，乔治。理查德·惠特尼是没问题，但是不管处境如何糟，他怎么能挪用证券呢，哪怕是一会儿也不行啊！”（35）第二天，拉蒙特不管是出于极度的害怕，还是超常的友谊，坐下来开了一张数额为100万美元的个人支票。乔治就把支票交给理查德。两星期之后，乔治把支票还给拉蒙特以后，问杰克·摩根他能否从他的合伙资本中撤出钱来，含糊其词地说理查德“处境非常糟糕”。杰克没有打听原因。他后来说他还以为要钱是为了做什么生意。

道格拉斯是个满腔热情的政府管理人员，对华尔街恨之入骨，可谓是正牌的摩根死敌。他曾说“摩根的影响之坏，在当今工业和金融界为最甚”。（36）他憎恨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抨击这批金融白蚁贪图眼前的利润。他无休止地给罗斯福写备忘录，陈述建立新的地区工业银行之必要，以便在“企业界以一种新的开明的领导来取代摩根在各个地区的影响”。（37）道格拉斯正在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起进攻，把它视为过时的私人俱乐部。事实上，就在理查德向乔治要紧急贷款的那个月，道格拉斯威胁要接管证券交易所。

在了解惠特尼丑闻的最后一幕之前，在此值得叙述一下在摩根历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一段插曲。1938年2月，理查德从一个名叫沃尔特·罗森的人那里拿到一笔10万美元的贷款。罗森显然十分精通关于摩根的学问，因为在同意提供贷款的时候，他对理查德说：“老摩根先生的态度一向使我非常钦佩，他认为借款人的个人品格，要比他的附属担保品的价值高得多。”理查德一本正经地说：“摩根先生说得完全对。”（38）而这时，理查德已经捞到了2700万美元的贷款。

1938年3月5日，乔治正在佛罗里达养病，理查德突然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在一局桥牌中，他打断摩根合伙人弗兰克·巴托，脱口而出道：“我处境很难。”他要巴托给他一笔贷款。他承认贪污了纽约游艇俱乐部的股份。巴托说：“这很严重。”理查德回答说：“这是犯法的。”（39）理查德将要被证券交易所调查委员会召去，并急于要钱。巴托拒绝作任何表示，而是先要请教律师。第二天，他和杰克·摩根找约翰·戴维斯磋商。戴维斯警告说借钱给理查德的任何念头都会毁灭摩根财团。（40）他们拒绝帮助，从而决定了理查德的命运。他们打电话到佛罗里达告诉乔治，他哥哥的垮台已迫在眉睫，乔治只是气喘吁吁地说了声：“我的天！”（41）

1938年3月7日，证券交易所的理事会投票表决，指控理查德·惠特尼渎职。第二天早上，交易所代表敲响了交易场里的钟声，宣布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资不抵债而停业。紧接着是一片混乱，股票价格一落千丈。随后，纽约县地方检察官托马斯·杜威对惠特尼起诉，指控他大量侵占财产，偷窃证券，包括从他夫人那里偷窃10万美元。这对美国的贵族，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威廉·道格拉斯把消息告诉罗斯福总统时，他正在**用早餐，毕竟是老相识，有交情，他两眼泪汪汪的。总统哭泣着说：“怎么会是理查德·惠特尼！理查德·惠特尼！理查德·惠特尼。我简直不能相信。”（42）新政的口号扬言“经济保皇党人肆无忌惮”，一时间似乎不幸言中。

拉蒙特平时的镇静沉着一扫而空。在听证会上，他承认从来没有想到理查德会是个小偷，他的钱是借给乔治的。他猜想证券交易所的官员们是知道股份交易的。他愤怒地问：“格塞尔先生，你难道以为我会对乔治·惠特尼说，‘是的，乔治，我会帮助你解决这个违约事件，你相信这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但是我必须马上到地方检察官那儿去，告发你哥哥，”（46）拉蒙特说他做了任何一个朋友应做的一切。同样，乔治·惠特尼说他做了任何一个兄弟应做的一切。

拉蒙特的书信也确切地表达了他的困惑之感。即使是对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他也感到必须声明自己是无辜的。

这对我来说有点像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应该互相帮助，宽以待人，再给人一次机会，难道我们该忘记这个原则？

当然，正如证据所证明的，查理德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到最后一刻还在对乔治撒谎，他篡改了账本，他欺骗他的夫人和孩子，等等，等等。但是在去年11月乔治在想办法帮助理查德纠正他的失误时，他对所有的这些都不知道。（47）

虽然理查德·惠特尼对非法侵占巨额财产罪供认不讳，但是乔治和拉蒙特逃脱了惩罚。检察官杜威也许感到这些富人已经够遭罪的了。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对他们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知道理查德的犯罪行为和经济困难（杰克在尚未看到这份报告时，就对拉蒙特说这肯定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一份“恶毒”的文件）。（48）威廉·道格拉斯铁石心肠，毫不留情，要让摩根流血。在听证会期间，他把格塞尔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新闻界告诉我说你对乔治·惠特尼太软了。”（49）格塞尔反驳道：“威廉，这有失你的人格。我要揭示真相，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乔治帮助他的哥哥而往他脸上抹黑。我并没有对他太软。”乔治·惠特尼非常尊敬格塞尔，后来鼓励科温顿-伯林公司雇用他。他对哈里·科温顿说：“但是你得打发掉艾奇逊这家伙。此人不行。”（50）

道格拉斯利用这个丑闻通过了一项新的法规和改革后的交易所候选人名单。侵占财产案说明证券交易所需要更加公开化。到5月中旬，康韦委员会建议的改革方案得到通过。理事会有所扩大，吸收了一些社会成员，康韦委员会34岁的秘书——圣路易斯市的麦克切斯尼·马丁当选为交易所第一任带薪的主席。道格拉斯就这样把交易所从一个私人俱乐部变成了听命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机构。他还推动了另一项改革日程——对证券发行实行竞争性招标。1938年1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规定，投资银行不得收取公用事业承销费，除非它们在成交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其他的“金融十字军”看到惠特尼威风扫地而士气大振。铁路大王罗伯特·扬后来说，他在报上读到惠特尼被捕的消息以后，看到这是摩根势力江河日下的证据，才有了勇气坚持和拉蒙特进行斗争。

理查德·惠特尼后来又是如何呢？他在被捕以后的表现，就像一位法国的贵族被拖到断头台。他决心要拿目光压倒刽子手，斥责格哈德·格塞尔在一次审问中迟到了5分钟。他不同意被说成资不抵债，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可以从我的朋友那儿借钱。”（52）与此同时，有钱的同情者在东七十三街他的住宅前堆上了花环。他被宣判为非法侵占财产罪后，到辛辛监狱去服刑五年，临行时真有一番大马戏团演出的气氛。5000围观者聚在中央火车站，看到一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高个儿被警察带上火车。他和另外两个囚犯被铐在一起，一个是敲诈勒索犯，另一个是强奸犯。全不像另外两个犯人那样，毫无表情的惠特尼无意于把脸藏起来不让摄影记者照相。他成了辛辛监狱第94835号囚犯，在此服刑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主席。

从长远来看，这个丑闻的真正受益者也许是乔治·惠特尼。多年来，他和理查德相比，得分甚多，成为“良好的、诚实的惠特尼兄弟”，改变了特权捍卫者的形象。他对理查德的忠诚甚至使新政主义者也感到忐忑不安。好多年后，格哈德·格塞尔被乔治的一张新闻照片深深地感动了，他拿了一只手套或是一根球棒送给理查德，让他可以在监狱里的棒球队打球（理查德在格罗顿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也来看他）。到1941年8月，理查德有资格得到假释。乔治开车到监狱门口去接他。理查德此后就在马萨诸塞州巴恩斯特布尔的一个奶牛场当负责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进入金融世界或是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