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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人 质（第2页）

富米被捕后大约10天，摩根收到从梵蒂冈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富米已安然获释，并将被流放到瑞士。对于拉蒙特来说，这个结局具有讽刺意义，17年来，他采用奉迎、屈从的手法，企图改造墨索里尼，然而这个独裁者却不给他留一点面子和一丝使他能聊以慰藉的幻想。正如他用哀伤的笔调给在瑞士圣莫里茨的富米写的一封信里所表述的那样：“亲爱的尼诺，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美国和意大利将重为朋友。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大家将饱受剑与火、战争与痛苦的煎熬。”（13）

1941年2月，摩根在罗马的办事处关闭。两周后，不屈服的富米突然在伦敦出现，监督秘密转移梵蒂冈存放在摩根建富公司地下室的金条。在整个30年代，梵蒂冈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购买黄金，并且从未出售过。富米谨慎地将这些黄金称为“特殊商品”。出于安全原因，梵蒂冈现在决定将黄金运往纽约。战争时期的运输由哈利法克斯勋爵领导，直到最近他还是英国外交大臣。这批黄金最后储藏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战后这批黄金急剧升值。

1942年，贝尔纳迪诺·诺加拉试图收回当初帮助使莱奥纳尔·里斯特和乔瓦尼·富米获释的人情账。梵蒂冈持有一家南美银行集团——苏达迈利斯的大量股份。这个集团的总部设在巴黎，但在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美国战时制裁的黑名单使巴西这家银行损失惨重，并面临破产的境地，诺加拉想把苏达迈利斯从黑名单中拿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请求摩根购买该集团一半的股票，作为交换条件，他说摩根财团对该集团的业务有最终批准权。虽然富米准备好去纽约谈判，而且诺加拉也“保证在管理苏达迈利斯南美分行中充分尊重同盟国的利益”，但拉蒙特解释说，购买有法、意支持的银行的股票，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行不通。（14）梵蒂冈向国务院的呼吁也毫无结果。但这次讨论显示出一个有趣的例证，即梵蒂冈的外交独立于意大利轴心国之外。

1940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辞职，由丘吉尔接任。摩根财团同丘吉尔总有别扭，像自家人吵架一样。特迪·格伦费尔无视丘吉尔的优点，在股市崩溃后评价说：“30年来的历史表明，丘吉尔是一个最靠不住的朋友，最不可信赖的政客。……我希望他第三次改换政治门庭，倒向拉姆齐·麦克唐纳，或者甚至变得更左。”（15）1940年夏季，南希·阿斯特不情愿地向汤姆·拉蒙特承认，丘吉尔干得不错，但对劳埃德·乔治没有入阁而感到遗憾。

1940年8月，不列颠保卫战开始。爱德华·默罗在广播中生动地向美国人报道，每夜的猛烈空袭把伦敦人都赶进了地铁。摩根建富公司对战争有所准备，修了空袭隐蔽室和能出入街道及楼梯的防毒气通道。虽然大温彻斯特街没有直接挨炸，但方圆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却遭到狂轰滥炸。离摩根建富公司不远的那条窄巷子对面的荷兰教堂被炸毁，一枚埋在瓦砾堆里的伞投炸弹爆炸，把摩根合伙人房间的墙壁镶板炸毁，并炸飞了几扇门。附近木匠会堂的大火被及时扑灭，救了大温彻斯特街23号。后来，一枚V-1飞弹落在老布洛德大街上，那是乔治·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每次伦敦遭空袭后，哈罗德·尼科尔森都要给查尔斯·林德伯格寄一张言语刻薄的明信片，上写：“你还认为我们会屈服吗？”（16）

英国的孩子们开始从伦敦疏散，摩根财团自豪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没有什么事业比英国的战事更能让杰克·摩根热血沸腾了。他脸色忧郁、疲惫不堪地赶到西十四街的码头，等候着近400名英国儿童乘坐的两艘海轮的到来。在那儿他迎接了11岁的普里姆罗斯勋爵和比斯特勋爵的两个11岁的孙子，以及随行的女家庭教师和保姆。他们和金融城史密斯家族的其他三位后代在战时都住在马蒂尼科克角，成为他的客人。查尔斯·汉布罗曾和哈里·摩根战时一起在纽约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在1943年匆匆赶回英国参加伊顿的板球队。他回忆说：“杰克·摩根住在维多利亚式的豪华别墅，全副武装的保镖到处都是。只有普里姆罗斯勋爵独自陪着这位老人。”（17）J。P。摩根财团还为英国提供更多的保管服务，它的贵重物品保管库收到英国政府的划船比赛奖品和两本古登堡版《圣经》。

杰克包租乔治·惠特尼的旧船漫游者号，将自己的海盗四号转交给英国服役。他捐献了许多室内装饰品，从蓝色的挂毯、藤椅，到在金贝尔举办“给英国的包裹”的义卖。哈里·摩根把他的格鲁门水上飞机卖给加拿大政府用于海岸巡逻。在法国沦陷后，到华尔街23号来访的一位英国人表示他对未来忧心忡忡。“下一个该轮到我们了，”他告诉杰克，“德国人将对我们发动闪电战，很难顶得住。”杰克充满**地说：“我的好朋友，你根本用不着垂头丧气。我告诉你，英国决不会投降的，决不会，决不会！”（18）他有新的理由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勾画出追击德国人的图景。袭击伦敦以后溜走时，年轻的纳粹飞行员把所有多余的炸弹都扔到了沃尔霍尔。10月份的一次爆炸把这幢房子的窗子都炸掉了。为了保险起见，杰克收藏的所有银器都转移到储藏梵蒂冈金条的大温彻斯特街23号的地下室。

随着一些合伙人进入政府部门，摩根建富公司的人员有所减少，这是该银行在外交时代的活动合乎逻辑的最终成果。它已经有点像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分支机构。20年代曾在撒哈拉沙漠南部探险，并赢得皇家地理学会奖章的弗朗西斯·罗德被派往非洲，而威利·希尔-伍德战时主要在华盛顿作为英国的保密检查员。比斯特勋爵和西比尔女士把他们在牛津郡的图斯莫尔房产也被改成有50个床位的疗养院。那时其他英国乡间宅邸也都改为营房或军队医院。

蒙塔古·诺曼举荐给汤姆·卡托一个新的、不付薪水的职位，做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的金融顾问。卡托个子矮小，精明强干，是一个出身贫寒但有尊严的苏格兰人。他从1928年起就是摩根建富的合伙人。在此之前，他曾经掌管摩根在伦敦和纽约的合伙人拥有的安德鲁·尤尔公司的一家很大的印度商业银行。因为同维维安·史密斯在中东和俄国做过几笔生意，他具备缔造伟业的企业家所应有的海外、全球的关系。他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办公室被安排在财政大臣办公室的两边：凯恩斯代表着独立的、理论上的观点，卡托代表实际的、银行界的观点。他俩很快被人戏称为“卡托和隐身人”。比斯特勋爵不禁窃喜，向华尔街23号报告说，卡托正大量抛弃隐身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蒙塔古·诺曼更愿意同卡托打交道，他将接替他作为行长，使摩根建富公司与英格兰银行的神妙关系长存不休。

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被纳粹所控制，丘吉尔知道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智慧、魅力和能量来争取美国人。他面对一个新对手、一个有着同样决心阻止美国人卷入战争的组织，即“美国第一”。该组织由两名耶鲁大学毕业生——小道格拉斯和金曼·布鲁斯特发起组成，是对付威廉·艾伦·怀特委员会的产物，而且很快把查尔斯·林德伯格拉了进来。林德伯格关于美国第一的演讲使人们对他残剩的英雄崇拜丧失殆尽。他游历全国作演说，声称“三个想把这个国家拉入战争的最重要的集团是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19）他大谈美国政府和新闻界中的狡诈的犹太人影响。

尽管林德伯格的讲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伦敦每夜遭空袭的恐怖引起了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极大同情。1940年11月重新当选后，罗斯福的力量得到加强，他逐渐增强了对英国的援助。他和丘吉尔谈判用美国50艘旧驱逐舰换取西印度群岛的8个英国空军基地。1940年11月下旬，洛西恩勋爵发出英国现金危机的警报，12月初，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英国已经到了“没有能力支付现金的时刻”。（20）

就在英国走投无路的那年秋天，摩根财团和罗斯福政府重新联合向英国提供除参战以外的所有援助。这种友好关系使双方都松了一口气。1940年12月24日，莱芬韦尔同罗斯福在白宫聊了一阵之后告诉总统：“不论我们对国内事务的看法有何不同，我和我的同事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向英国提供无限的物资援助，支持你的国家防备政策。”（21）那个周末，罗斯福在广播里作了一篇拉家常式的演说，支持英国，莱芬韦尔为这次演说出了一些点子。“当你说‘给予’时，意思是给予或借给英国货物、枪炮、轮船、飞机、弹药和其他一切所需，……你并没有兴趣给英国一个银行账户，而是给她所需要的东西。”（22）在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激励美国人民把美国变成保卫“民主的军工厂”。一周后，他要求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以让华盛顿保证为英国在美国的战争物资订货单付款，并无限期出租物资。这样做不会立即增加同盟国的负担。罗斯福希望租借法案在战后能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债务和赔款的困境。丘吉尔称这为“任何国家历史上都未曾有过的最没有不良动机的法案”。（23）摩根显然支持这个法案，因为这排除了它再次扮演一战时期的融资角色的可能。

正当林德伯格和其他孤立主义者极力反对租借法案时，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试图找出一种戏剧性的办法来回击关于英国在世界各地储存着数百亿美元闲置资产的指控。他们决定要求英国搞一次大蚀血本的公开的自我牺牲行动，把英国在美国的主要工业股票卖掉，以示英国在求援前用尽了各种办法。1941年3月，在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前夕，罗斯福和摩根索通知白厅，英国必须立即卖掉一批重要的股票。白宫自己选了英国一家在美国最有价值的工业股票——美国粘胶纤维公司，它是库尔托的纺织帝国的一个附属公司。该公司有7个工厂和18000名雇员，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纤维的生产厂商。华盛顿执意要求急速出售，并规定72小时之内是宣布出售的最后期限。

英国人觉得居然还得向老朋友表示忠诚，实在是有失身份。一个包括汤姆·卡托在内的忧心忡忡的代表团，向塞缪尔·库尔托总裁透露了消息，库尔托以堪为楷模的方式作出反应，只问了一个问题：“不管对我和我的公司有何种困难，出售股票这件事对国家利益是否至关重要？”（24）当卡托回答说，是战时融资的关键利益所迫，爱国的库尔托立刻以“股”殉国。库尔托公司董事必须在36个小时内作出安排——撤资速度之快，在历史上肯定是无出其右。

为把美国的粘胶纤维公司卖给英国的投资者，J。P。摩根公司向英国财政部推荐，由摩根士丹利和狄龙-里德负责这次出售，华尔街23号提供必要的银行贷款。这次出售的处理使英国人怨恨多年。在变幻不定的战争情况下，很难知道什么样的价格才能对英国投资者有吸引力。纺织业的股票价格一直波动得很厉害，而且通常需要数周的承销工作被压缩到几天。英国得款5400万美元，而由摩根士丹利和狄龙-里德牵头组成的17家银行承销团向公众出售股票得款6200万美元，差额部分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些英国人，特别是丘吉尔，认为他们被这些银行宰了一刀。那时，库尔托公司的董事们声称，该公司仅有形资产就值1。28亿美元。显然，出入太大。

战后，丘吉尔冷冰冰地讽刺这次拍卖：“在美国的这家英国库尔托的公司，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以相对低的价格被我们给卖掉了，后来公司又以相当高的价格在市场上重新出售，而我们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25）当哈罗德·斯坦利从1949年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丘吉尔回忆录节选中的这段描述时，他震惊了。通过摩根建富公司的哈考特勋爵，他做了广泛的努力来使丘吉尔修改这段文字。他甚至利用了丘吉尔与他妻子路易丝（前帕克·吉尔伯特夫人）昔日的友谊——丘吉尔数年前在纽约出事故时，她曾帮助过他。在修改他这本书时，丘吉尔同意删去银行家通过这笔生意获利丰厚的文字。但他坚持己见，即美国粘胶纤维公司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在出售时，各方同意将此事交由一个三人仲裁小组处理。在战后那场尖锐的诉讼中，库尔托公司得到英国政府的额外补偿。

在国会1941年3月11日通过租借法案后，罗斯福批准了长长的向英国运送物资的单子。孤立主义运动的进步党派不仅对自己在租借法案上的失败感到忿恨，而且对罗斯福在对待华尔街和摩根财团态度上的180度大转弯也极为不满。那年4月，曾在铁路听证会上状告摩根的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伯顿·惠勒严厉批评罗斯福邀请“钱商”和“华尔街律师”参加他的阵营。他愤怒地指出，像威尔基和拉蒙特这样的人突然被装扮成“自由派”，而进步党派因反对美国参战则被看成是“托利党党员、纳粹的同情者，或是反犹太人分子”。（26）

被进步党派攻击为“战争贩子”的摩根财团，实际上是在与它的英国朋友暗地斗争，主张采取相反的立场。汤姆·拉蒙特曾帮助罗斯福游说通过租借法案，不过他坚持美国不应参战。表面上，美国人可以继续作为英国的兵工厂，但实际上，这也是30年代不和所造成的创伤。拉蒙特和卡托在英国财政部有自己的秘密外交渠道，拉蒙特信的语调变得越来越愤怒。1941年5月，他给卡托写了一封精彩的信，火气很大，并为美国没能参战而竭力辩解。

也许美国人民对援助英国有些迟缓，但是必须承认，美国是第一个在没有直接面临亡国的可怕威胁下，尽全力反对希特勒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为什么美国没有因其援英的进展受到赞扬，反而被含蓄地批评为行动迟缓呢？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直到希特勒的魔掌几乎扼住它们的咽喉时，才醒悟过来，才开始反抗。

因为美国（150年以前）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所以大多数英国人只不过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更加年轻，可能更有活力，但不够高雅的英国。我们以前习惯把英国称为“母亲国”，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信写到此，拉蒙特翻出了20世纪30年代争吵的老账。他回想起英国在德国债务问题上的欺骗行为，并且不愿偿还一战时欠下的债务，而偿还欠债本可能会赢得美国人的同情。他想起1935年他是怎样地恳求内维尔·张伯伦考虑与美国订立商务条约，以在美国创造对英国友好的气氛。他说，在将来的危机中，这也许有用。“张伯伦先生冷淡地笑了笑，他对美国人的好意不感兴趣。”

信的结尾暗示，英国人对美国人势利的态度和30年代的金融背叛一样让拉蒙特愤怒。他指出，在英美表面友好关系的背后，有一种不平等：“同时，我认为，英国从未对美国表示过很大兴趣，除非或直到她急需美国的帮助。成千上万美国人每年都要到英国去旅行。但对访问美国感兴趣的有名望的英国人屈指可数。”（27）

在这时候指责英国人好像挺奇怪，那年冬天，伦敦、考文垂和普利茅斯刚刚遭受过空袭。美国那些激进派的小册子作者把摩根财团描述成摇尾乞怜、唯唯诺诺的亲英国派，他们如果看到拉蒙特的这封信，不知会怎样吃惊。他把信给莱芬韦尔看了，莱芬韦尔实际上认为信的口气太软弱。他承认：“假如我对美国人说，我也可能说出同样的话，但是我认为如果对英国人说，那些话恰恰会助长他们对殖民地和美国人高人一等的感觉。”（28）

我对你的信很感兴趣，你千万不要认为直截了当提出这些问题会使我不快。我们彼此了解多年。……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缺点，也不管我们的记忆力有多差，我们为你们伟大的国家在这场斗争中能够站在我们一边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完全有信心，这一点就意味着最后一定胜利！……这是一条漫长的、还没有转折的道路。当我们到达了那个转折点，我相信希特勒和他那帮匪徒们会大吃一惊。……别为我们担心，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有些困难，但我们能够克服；英国人发牢骚是出了名的，但的确，人们在此时听到的牢骚不像在和平时期那么多了。（29）

后来，拉蒙特经常谈到那时候J。P。摩根和摩根建富公司之间的严密的“防火层”坍塌了，摩根财团内部出现了分歧。（30）一位合伙人没能活着看到防火层重新修复。特迪·格伦费尔——圣贾斯特勋爵——在珍珠港事件前10天辞世。30年代末，他患有心肺病，曾数月卧病在床。医生曾建议他在桑德威奇打高尔夫球或是和他妻子到西印度群岛巡游以恢复健康。

格伦费尔属于正在消失的那一类人——外交银行家。他经常为公私难分的目的而工作。他头脑冷静，衣冠楚楚，一直是摩根“斯芬克斯”般的守护神，充满神秘感，在政府和金融界高层工作而不为人所见。他对拉蒙特说：“英国的银行家和银行要比纽约的那些银行家和银行神秘得多。”但神秘是他不变的信条。（31）他内心相信他这个阶级、这个国家和这个职业的智慧，对那些改革者很不耐烦。他思想敏锐，预见准确，衣着无可挑剔，举止文雅。但他缺少同情心，很少能容忍别人。他认为银行家应捍卫不变的真理，戒除政治上的荒唐行为和公众的无知。如果他生活在即将到来的赌场时代，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这一时代是政府而不是私人银行领导金融界。他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格伦费尔与杰克·摩根的友谊如此深厚，以至于他的去世将削弱纽约与伦敦公司之间的联系。

即使欧洲战火纷飞，汤姆·拉蒙特也没有摆脱掉他预见世界事务总会有良好结果的邦葛罗斯[33]式的乐观倾向。他期望日本能克制自己，不与同盟国开战，他认为这倒不是由于日本出于任何顾忌，而是因为其自身的利益迫使它要站在胜利者的一方。珍珠港事件前三周，他对沃尔特·李普曼说，如果日本“要站在失败者一方，它将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完全丧失影响并可能沦为二三流国家。……我可能会百分之百地错了，但我现在一点也不担心远东的局势”。（32）

1941年美国的参战修复了摩根财团内部的破裂。因为美英并肩战斗，摩根的合伙人重新燃起他们两国必将一起统治这个世界的信念。拉蒙特表现出宽容的新精神，经常喜欢说美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热血，是他们力量的真正源泉。两年前对英国还怀有报复心态的拉塞尔·莱芬韦尔现在热情地说：“在我的心中，唯一值得为之而战的事情是拯救英格兰和大英帝国。为此，我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并希望数百万美国人也为此而流血牺牲。”（33）

J。P。摩根公司承担了保卫母亲国的习惯角色。当《生活》杂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称，不应当是为了英国能保持其帝国而打这场战争时，拉蒙特同亨利·卢斯发生了争论。摩根银行自从亨利·卢斯的耶鲁大学同学小亨利·戴维森成为《生活》杂志的第一个投资者和一家公司的董事开始，就对卢斯了如指掌。拉蒙特对他说，美国自己也在搞帝国主义并支持拉美的独裁者，并说：“我们日日夜夜忙于利用贷款和外交手段将整个加勒比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并把所有的拉美国家纳入我们的轨道，我们干吗还要嚷嚷什么帝国主义？”（34）

1941年11月，当劳工组织领导人约翰·刘易斯下令为反对美国钢铁公司附属煤矿而进行的罢工时，罗斯福与杰克·摩根之间新的和睦关系变得更为明显。罗斯福呼吁他们为爱国保持克制，而刘易斯却说，他的对头也应克制。他说：“我的对头是一个名叫摩根的富豪，他住在纽约。”（35）拉蒙特向罗斯福抗议美国钢铁公司只是杰克的一个工具的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罗斯福不仅站在杰克一边，而且是以一种新的友好的方式。他已不再是本阶级的叛逆者，他告诉拉蒙特：“我的确对刘易斯关于对杰克的无根据、不真实和煽动性的演说感到愤怒……你见到杰克时，替我告诉他别担心刘易斯的攻击，经过多年的观察，我真不愿意说，刘易斯有点精神变态。”（36）

由于能够捐弃战前在国内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罗斯福和摩根合伙人成为好朋友。拉蒙特对他宣布参战表示祝贺，罗斯福收到祝贺后给他回电说：“从一位像你这样的老朋友那里听到宽厚认可的话语，实在令人振奋。”（37）他们互相交流笑话、轶事和有趣的剪报，其中一份剪报说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指控罗斯福说服了拉蒙特和李普曼策划提名威尔基作为总统候选人。1942年初，拉蒙特在白宫几乎花了一小时，推测美国如何利用福特诺克斯的黄金以稳定战后的货币。罗斯福说，美国在欧洲大陆比英国更受信任。这种充满神秘、彼此了解和相互效劳的关系，是拉蒙特所渴望的；当谈到丘吉尔时，罗斯福向拉蒙特吐露，丘吉尔没有他们所具备的经济头脑（38）（然而在1939年，英国驻华盛顿使馆记录了对罗斯福所作的辛辣的评价：“他对某些问题，尤其是金融和经济方面的知识很肤浅。”（39））。按罗斯福的要求，拉蒙特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的一次苏-美友谊大会上露面。这是汤姆·拉蒙特和他的左派儿子科利斯在政治会议上唯一一次共同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