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第二十五章玛士撒拉（第2页）

也许是由于他兄弟犯了罪的缘故，乔治·惠特尼对诚实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1955年，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联手为通用汽车公司做“优惠股发行”，以低于股市价向现有股东出售股票。公司希望筹资3。25亿美元，用于更新设备以制造动力转向装置、动力刹车和八汽缸引擎。摩根士丹利负责金融方面的事务，J。P。摩根负责事务性工作——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安排。在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中，惠特尼也卖力地投入了，直接与普通股东打交道。《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根据一个经纪人的描述，写了一篇描述J。P。摩根的波士顿婆罗门[37]的生动短文。

当（惠特尼）正在值班时，一个女股东来行使她购买两股的权利，递给他一叠钞票，数目应该是150美元。看来惠特尼是出于礼貌，不好意思当着她的面数这笔钱，只是微笑地把钱收下，和她握了握手，然后给了她一张收据。当惠特尼在女股东离开后清点这笔钱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这笔钱是170美元，这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慌乱不安，直到发现那位女股东的文件还未归档，才放下心来。这样，他们可以知道这位女股东是谁，并得以把她多付的钱和她的股票一起寄给她。（24）

在5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给摩根财团带来的严重伤害暴露了出来。这种伤害在大萧条时期并不明显，因为当时反正也没什么人需要贷款。作为一家投资银行，J。P。摩根公司曾使其竞争对手相形见绌，然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它却难以匹敌那些吸引零星存款的更具有平民性的银行。以规模来衡量，它在国内的地位浮动于第20位和第30位之间。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彬彬有礼、又有点固步自封的小银行，长期以来竟一直是美国金融界里令人慑服的红眼龙王。

尽管地位有所下降，但摩根财团仍自我陶醉于华尔街的贵族地位。摩根拥有700名雇员，仍然保持着华尔街旧式合伙人制度的那种绅士风度。这个公司是如此之小，1947年在庆祝其职员退役回公司时，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一个晚餐舞会容纳了公司的全体职员。乔治·惠特尼亲自参与新职员的雇用。他通常是招进具有私立预科学校和常青藤联合会背景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从收发室做起，然后轮换并得到升迁。每年一次，惠特尼要去找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向他们要这一年的法律账单，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写字台去签发一张支票。摩根的风格是简单、具有英国风度和不拘形式的。这家银行在50年代仍然可以令20年代的合伙人们感到非常熟悉。每天上午10点半，公司最高级的20名职员都会围坐在一个大桌子周围，评论国际事务和交换新闻，这类交流在免费午餐会上仍会继续下去。

摩根银行的家长式管理对职员关怀备至。雇员们生活在一个暖和的温室里，比华尔街其他职员领取更高的工资，享受更长的假期。摩根银行具有种植园的气氛，它的餐厅配备了戴着白手套的黑人侍者，从漂亮的金属容器中给就餐者盛汤。一个新来的职员看到一个侍者把看上去很脏的一块冰块放入他的冰茶里，正想抱怨，但他马上意识到冰块是用茶水制成的，这样的冰块不至于冲淡冰茶。那里真是一个凡事都很讲究的地方。

摩根银行非常珍惜自己的形象——在它大门上是那个具有魅力的“23”，它的电话号码是汉诺威5-2323，公司黑色凯迪拉克轿车的车牌号码是G-2323。作为一个以传统财富和上流社会为对象的银行，摩根银行严格遵守礼节。年轻的银行家们在出门会客时也戴着礼帽；如果他们在去洗手间的路上脱去外套，那他们就有断送前程的风险。在这个过分拘谨的地方，信托部女洗手间的门上没有任何标记，因为银行家们争得脸红耳赤，最终也没有就到底用何措辞才算得体达成一致意见。不引人注目是这里所崇尚的风格。客户的名字从来不对外人提起，年度报告中从来没有图片，广告宣传是严格禁止的。当一个新来的人向一个做公关事务的同事问起他的职责时，他被告知：“我拿这份工资的责任，就是让银行的名字不在报上出现。”（25）由于和客户的关系紧密，而抢竞争者的生意又被列为禁忌，摩根银行没有自我宣传的需要。

摩根银行利用其神秘色彩，也有很多虚张声势的成分。“只与大客户中最大者做生意的声誉以及孤傲的形象，可能会把新的一代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拒之门外。”摩根银行的公关人员吉姆·布鲁格这样评论。“尽管没有用大量言辞公开阐明这一点，但摩根银行在这一期间已开始着手摆脱某些紧紧缠绕着的神话色彩。”（26）按绅士银行家准则规定，应该是客户来找银行。但摩根银行已难以维持这种帝王不举玉趾的态度，惠特尼派出一些年轻的“猎鸟犬”去全国各地寻找生意。他希望在更宽广的地域内赢得客户。强大的摩根已经在不隐蔽地乞求得到新客户了。这一点使一些老派人物十分不快。信托部的朗斯特里特·欣顿后来写道：“银行中不少人认为，潜在的客户应该主动找上门来和摩根银行做生意，其中有的人甚至莫名其妙地相信，现有的客户做梦也不会离开摩根银行的。”（27）

一个经久不衰的关于摩根的神话，是摩根的个人支票账户要求100万美元的最低余额。这些少见的摩根支票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兑现，这对交游广泛的经理们非常合适。在20世纪50年代庞德俱乐部的一个幽默晚会上，一个轻歌剧演出队讥讽了摩根的经营方式，他们唱道：“我们的出纳有价值百万美元的微笑。他们只对有百万美元的人微笑。”（28）这种排他行为只能是自取灭亡。乔治·惠特尼在一次年会上否认有100万美元最低额的规定，这引起了轰动。不轻信的《纽约时报》的大标题说“惠特尼戳穿了‘摩根神话’”“不到100万美元的存款得到接受”。（29）但顺着文章读下去，惠特尼看来也不大肯定。他说，摩根银行并不是真正很合适于小额账户。他最后给人的印象是，也许真有摩根要求个人存款保持100万美元最低额这回事。

这种姿态掩盖了摩根财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整个50年代日趋严重。问题起源于华尔街银行为其运行筹资的方式，特别是一种被称为补偿性余额的操作方式。作为取得贷款的回报，借款的公司会保留20%的款项作为无息存款。缴纳了这种贡金，借款人得以保持与银行的业务关系，并免费得到一些服务，比如请银行的经济学家咨询，或请银行帮助安排企业合并。补偿性余额也可以保证客户在信贷缺乏时得到贷款，这种保证反映了由来已久的公司对稳定资本流量的关切。这种安排使华尔街的银行与它们的客户结成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且使银行可以用这些无代价的款项以很高的利差来放贷。这是一门妙不可言的生意。在关系银行业已在走下坡路的这些日子里，利润仍然几乎是有保证的，这种环境造就了一代举止文雅的但又有些迟钝的银行家。

依现在的眼光，这些公司留那么多闲置的钱给它们的银行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那时通货膨胀率和利息率都很低，这些公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损失。莱芬韦尔是鼓吹由市场自由确定利息率的先锋。摩根银行知道补偿性余额的好日子为期不长了。尽管如此，当1949年9月摩根银行发现自己意外地成为一桩耸人听闻罪行的受害者时，还是大吃了一惊。一个没有出现于金融版面的小报故事对这家银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圭伊的法裔加拿大珠宝商对一个名叫马里耶·安热的19岁女招待产生了不正当的恋情。为了摆脱他妻子的干涉，圭伊在他妻子登上魁北克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在她箱子内塞进一枚炸弹。他不仅想恣情纵欲，而且还想得到他妻子的10000美元人身保险。飞机在距魁北克东北50英里处爆炸，将圭伊的妻子和其他22名乘客化为灰烬。富于心计的珠宝商既没有得到金钱也没有得到情妇，只落得一个被判绞刑的下场。

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看来与稳重的J。P。摩根公司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飞机失事的遇难者中，有肯尼科特铜业公司的老板塔潘·斯坦纳德。早在德怀特·莫罗帮助古根海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肯尼科特公司时，斯坦纳德就已经进入这个公司了。1942年，就在摩根股份公司化不久，他成为摩根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外部”董事。而现在接替斯坦纳德的人对铜业公司在摩根的6000万美元存款感到困惑不解。他向首席财务官询问此事，张皇失措的首席财务官告诉他，公司总是在那里保持大量余额。新总裁从来就未听说过这种荒唐事，问道：为什么不只留1000万美元，而将其余5000万用于投资？这个出色的主意使华尔街23号大为震惊。肯尼科特要提取摩根银行存款余额的10%，尽管乔治·惠特尼是肯尼科特的董事（根据另一种说法，摩根实际上是鼓励肯尼科特为安全计将其存款分布于几家银行）。这一举动预示着赌场时代的一个中心特征：关系银行业寿终正寝，而这种银行业的特点向来是把大公司与摩根及其他华尔街银行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排他性关系。

摩根银行需要这些大额存款余额来维持生存。根据法定的贷款最大限额，它给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其营运资本的10%（银行资本实际上小于其存款额，银行资本基本上是银行偿还其债务后所余部分）。这意味着即使是像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或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客户，摩根也只能向每位提供500万或600万美元的数额不大的贷款。由于摩根在这些董事会中有其席位，因此在这些公司内部仍处于有利地位，但资本短缺使它有丧失大宗业务的危险。正像大陆石油公司的伦纳德·麦科洛姆对国民城市银行的乔治·穆尔说的那样：“J。P。摩根作为石油业的银行不够大，但你们够大，你们应该努力争取经营这类生意。”（30）

值得一提的是，大陆石油公司早在20年代即是由摩根一手安排的兼并的产物，而麦科洛姆本人甚至还是J。P。摩根的董事。如果连它们都不得已要脱离摩根银行，那么很多公司会脱离这些传统的银行而不怕惹恼华尔街。在赌场时代，它们的选择余地之大，远非当年被这些银行束缚时能够相比。

摩根财团极力想克服这个难堪的现实：它太小，无法作为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存在。而要想恢复它原来的势力，它必须与其他银行合并。1953年，约翰·麦克洛伊——世界银行的前行长、大通银行的现任董事长——向惠特尼表示了合并的意向。大通现在成了摩根身边的巨人，它的巨额资金使其在全国范围内位居第三。然而摩根坚信自己的特殊命运。当惠特尼与麦克洛伊讨论合并的可能性时，他讨价还价的样子好像摩根的规模更大。惠特尼询问谁将控制合并后的银行，麦克洛伊的答复所给予的让步令人吃惊：“如果分析的结果表明应该由其他人来经营这家银行的业务，我不反对靠边站。”（31）当惠特尼与他的同事们讨论这个不同寻常的优厚条件时，他没有看到任何欣喜。相反，他遭到两个著名合伙人——亨利·戴维森和汤米·拉蒙特——的坚决反对，他们反对与任何银行合并，更不用说大通银行了。他们反对往纯正的摩根文化中掺杂任何东西。到50年代末，这种宗派观点最终迫使摩根银行为了生存而合并。与此同时，麦克洛伊继而与曼哈顿银行商谈并达成合并协议，此举使大通银行从一个批发银行变为一个名列前茅的零售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

在杜鲁门时期，摩根银行仍然受到政治攻击，像是新政时期的回声。现在它被谴责犯了老的政治罪行，但却没有真正有幸犯这些罪行。然而改革者们难以相信摩根财团已经失势。1950年，纽约的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指出，J。P。摩根的董事们参与了许多公司的董事会，这些公司的资产总额超过250亿美元。塞勒称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同样，在关于摩根权势的一阵喧嚷中，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欧文·奥尔兹在年会上说了这番话以释疑窦：“J。P。摩根的一位成员也是我们董事会的成员。我要说，除了J。P。摩根公司之外，没有哪个金融利益集团控制着美国钢铁公司。”（32）这个从货币托拉斯时期搬来的形象性描述，看来似乎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庞大的、跨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已不再对华尔街的一家银行感恩戴德了。

到50年代初，持续了20年的对华尔街的仇恨趋于平息，摩根的经理们又可作为政治盟友来行事了。然而涉足政治已有不同的性质了。乔治·惠特尼和其他一些人觉得摩根银行过去由于与政治发生瓜葛，拈花惹草，吃了很多亏。他们犹如惊弓之鸟，不再去干汤姆·拉蒙特曾在共和党内干的那种权力经纪人的营生。尽管惠特尼终身都是共和党人，但他没有胃口公开争斗，并且认为搞政治就免不了在公众面前频频曝光、披露丑闻以及令人失身份的盘问。他的影响是更具有个人而不是机构性质的，而且十分谨慎，一般公众是无法觉察的。

惠特尼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建立起来的。惠特尼的儿子罗伯特在战争期间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人员，后来又参与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罗伯特把他父亲介绍给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艾克在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曾与惠特尼在老韦斯特伯里共进午餐。1951年，乔治·惠特尼帮助一个叫作“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公民”的志愿组织提供银行贷款，此举在全美各地推动了艾克俱乐部的发展。

1951年艾森豪威尔作为欧洲盟国最高司令部的军事司令去巴黎时，他请惠特尼每个星期或每个月给他写信，概要地说明他对国内重要问题的看法。惠特尼欣然从命，给艾森豪威尔写了许多篇幅很长、固执己见的信。这些信对多数政治家、劳工领袖和商人评论尖刻，但对艾森豪威尔却恭敬而充满深情。艾克一遇到经济和金融问题就像堕入五里云中，但他欢迎这些宣讲。他告诉惠特尼说：“你的那些信是我任公职期间最令人愉快的东西之一。”（33）

惠特尼的信件反映了对当时经济的一种沮丧情绪，而银行家地位在新时期的衰落是这一经济的特点之一。他自己承认，他喜欢用有组织的劳工来吓唬人，然而他对屈从劳方要求的资方却照样严厉指责。尽管他任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已经长达27年，但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抨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他对威尔逊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谈判生活津贴一事特别恼火，因为他认为尽管这有可能使公司受益，但会助长通货膨胀。就在当时，惠特尼嘲弄地寄给艾克一篇威尔逊的关于制止通货膨胀的演讲，指出作者与这一题目之间的不和谐。摩根银行指挥它的工业客户的日子已经结束。

惠特尼厌恶杜鲁门政府，认为这个政府是在使新政一些最坏的倾向永远存在下去，那就是人们期望得到国家支持的福利国家心态，对商业进行联邦政府管制，以及一种更偏重反失业而不是通货膨胀的倾向。他认为杜鲁门利用阶级矛盾把富人当作替罪羊。但他同样害怕共和党的候选人、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拉蒙特10年前曾反对此人，支持温德尔·威尔基。直到1951年底，艾克一直回避承诺竞选总统，理由是他在欧洲盟国最高司令部的职务要求他是非党派的。但是惠特尼在1951年10月听说塔夫脱宣布将竞选总统时，他就不再只是温和地推动艾森豪威尔了，而是强烈地敦促他参加竞选：“很明显，如果塔夫脱当选，你现在正在担负的工作就会陷入困境，因为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代表这个国家中最极端的孤立主义运动。……我对以塔夫脱为首的共和党政府这一前景感到不安。”（34）艾克的当选使战后共和党内国际主义者势力的上升有了保证。

艾森豪威尔当选后仅一个月，惠特尼的胜利喜悦即被打断。他36岁的儿子罗伯特——摩根银行负责西南地区业务的副总裁助理，一个粗犷而有风度、身体健壮的人——在1952年12月末的一个晚上被一辆汽车撞倒，当即身亡。罗伯特身后留下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

乔治早年的生活表明他是有致富坦途的，然而他的一生却屡遭不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夫人玛米寄来一个手写的慰问函：“刚刚获悉有关罗伯特不幸的噩耗，我们难以用言词来表达我们的震惊和悲痛。”（35）

艾森豪威尔对摩根银行来说，近乎于一个完美的盟友。他在经济问题上保守，但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自胡佛以来，摩根银行从未享有过这样美妙的配合。艾森豪威尔把惠特尼称为他在华尔街的“监听站”，他邀请惠特尼参加他在白宫为商界朋友举行的“男士晚餐”。这些晚餐会使艾克遭到谴责，说他正在被阔朋友腐蚀。总统明显地听从惠特尼的意见。在50年代初，兴起了要求不固定黄金价格的运动。有些人要求提高黄金价格，另一些人主张降低黄金价格。惠特尼和莱芬韦尔说服艾森豪威尔将黄金的价格保持在35美元一盎司，这是自1934年以来一直延续的价格。艾克认为莱芬韦尔关于黄金问题的备忘录是他读过的备忘录中最好的。

摩根银行长期以来倾向国际合作，这种主张在华盛顿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这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初期就明白无误。一个曾使摩根银行十分困扰的问题，即在主张通货膨胀的乡村孤立主义者与同欧洲有金融联系并主张稳定货币价格的东部沿海银行家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分裂，此时已成为过去，变成了历史学者们的研究题目。美国公司纷纷跨出国界，农场主们也在开拓出口市场，华盛顿则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似乎已不再距离世界其他地区那么远了，通过北大西洋联盟，美国与欧洲联结在一起。摩根财团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不再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已实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