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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4页）

答：是这样，没错，你读懂了我写的评论。

问：所以这本书既**又说教？

答：这本书不是“高雅艺术”，在高雅艺术作品中，所有元素都均匀分配，因此高雅艺术在经过严格品鉴和细腻斟酌后，能传达一种美学情趣。而《乱言塔》不同，它拥有风格糅杂、元素混合的文体，它成书的目标就是激发读者从心理到生理的动态。但这不是说《乱言塔》就不是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它不应该被出版发行。即使不是所有书都能如《尤利西斯》或《虹》那么精彩、杰出，也不代表我们就应该阻止新作诞生。

问：伯吉斯先生，像问其他证人一样，我将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乱言塔》是否曾为你带来性愉悦，让你产生性反应？

答：啊，是的，当然。这是一本好书，它发挥了它的作用，它能煽动情绪。大多数的好书都是这样的，阅读和性兴奋总是亲密连接的。

问：《尤利西斯》亦然？

答：当然了，《尤利西斯》也不例外。你这个问题不值得我回答。但《尤利西斯》和《乱言塔》不一样。

问：不一样？

答：《乱言塔》更原始一些。

问：伯吉斯先生，你是一位小说家，一位笔力勇猛的小说家，你敢于冒险。你在书写性兴奋的情节时，甚至在书写虐行的情节时，脑中有读者的身影吗？

答：有。

问：他或她在你脑海中是怎样的读者？

答：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兴奋时如我般兴奋，抽离时如我般抽离。

问：你是否会设想你的作品，对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想象力受限，但会读你的书的人，将能产生怎样的效应？

答：这是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问题，不过，预想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这是很愚蠢的；另外，作为作家，假装能够去预先判定同一本书对所有潜在读者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也是很愚蠢的。

问：那么作为作者，你是否觉得自己该对那些心智脆弱、未经教导、容易躁动的读者负有责任？

答：没有办法为所有读者都负全责，但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认为是的，我能负责。而且，为了回应你尚未问出口的问题或拐弯抹角的暗示，我要说：我很确定裘德·梅森无意将无知的读者带进一种失责、狂热的境界。但是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问：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下一位出庭的证人也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份严肃的周日报纸的书评人。他是一位温文整洁、风雅俊逸的男子，名叫道格拉斯·科比。他个子不太高，但声音极悦耳又有一份稳定感，他有一点年纪，时光开始为他雕刻出法令纹，跟胡桃夹子脸上那两道一样。他的发色，怎么说呢，是那种金属色的亮金发，又带点奶油的颜色，不过整体上开始泛白了。他创作过不少受欢迎的大部头小说，比如《毒化影响》《亨吉斯特之马》《假海龟的叫声》《玻璃屋里的人生》，他同时是艺术理事会文学小组的成员，也是英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对他进行提问的是塞缪尔·奥利芬特。道格拉斯·科比自认在文坛算是一个有些许影响力的小说家，也认为自己在文学评论方面有重要地位，他说阅读过《乱言塔》，对这本书很是崇拜。

答：毫无疑问，写出这本书的年轻人绝对前途无量，他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但他极富天赋。他应该得到鼓励，年轻的写作者都应得到鼓励，因为我深有体会——我还是新人时，走过不少弯路。

问：请你说明为什么你认为它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

答：好的。因为这部作品处理的议题是“邪恶”，你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我们从不在意“邪恶”，从不凝视“邪恶”。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一直如此高雅，我们最着迷的是有没有失礼或失态，最关注的是社交礼仪中的琐屑细节，最紧张的是吃鱼用的叉子要摆在什么位置，最在意的是与我们对话的人是否有着和我们一样地道的口音，或者他们的鞋子好看还是丑陋。是的，事实就是如此；是的，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都发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英国人真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所有的牢骚都集中在花圃里，埋怨着不知道该不该把白色的花摆在花园边的草本植物围篱上，嘟哝着摆了比较俗艳，还是不摆比较粗鄙。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些事。

问：但裘德·梅森却直指“邪恶”这个问题。

答：嗯，没错，是的，他面对了这个问题，他的确很有先觉，而且他对用写作直面“邪恶”议题有一股冲劲，甚至可以说很勇猛的一股冲劲，这股冲劲体现在他书中对哥特式锁链、地窖的描述上，尽管某种程度上有一点陈腐，但毋庸置疑，这样的描写非常起作用，非常起作用。威廉·戈尔丁也曾写过“邪恶”，比如《蝇王》，写的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很有启示作用。梅森先生在《乱言塔》里对寝室生活的刻画，也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但梅森先生笔下的显然是一个大型木偶秀版本。我个人则倾向于把对邪恶的书写，嵌入对日常生活、起居室、剧院酒吧、乡野庖厨、学校职员室等普通场景的描绘上，我希望把邪恶嵌入可感的生活，就像詹姆斯曾经说过的“要留意社会细节”，奥登也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茶杯上那道细细的裂痕开启了，一条通往死亡之地的路径。”茶杯之类的东西便已足够，但是梅森先生不这么想，他重装上阵、火力全开，抽打、绞刑，什么都用上了，他选择了一条更激进更危险的路，尽管很难完成创作，他却顺利收笔，这是一场壮观的旅程——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把对邪恶的研究嵌入可感的生活中，这样的写法会更有效。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者们，夜里回到他们位于城郊的家里，进到厨房中，厨房中有粉色灯罩、粉色的猪肘子……诸如此类生活用品和生活画面，你用灯罩和猪肉为主题，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你不一定非得……

答：啊，是的，就像我说过的，他很不错。他如果加强学习的话，会变得更加优秀，重要的是给他提供尝试的机会，这特别重要，是的。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反诘，他反而说：“我没有问题要问，法官大人。”

辩方又请出了下一位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她来自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她穿了一套雅致的女士西装，纯羊毛料，西装是黑色的，有白色滚边。

赫弗逊-布拉夫对这位外表娇柔又纤弱的证人十分殷勤。一开始，这番客套和逢迎使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有点不安，她明明想一本正经地以自己的理解，为《乱言塔》的人文思想背景给出既有学术性又易懂的解说，而赫弗逊-布拉夫“介入”后，以提问的方式让史密斯教授借发表在《文汇》杂志上的书评，来对《乱言塔》抽丝剥茧。

问：史密斯教授，你在你的评论文章中曾指出，在座的陪审团成员们刚刚读完的这本《乱言塔》，“继承了欧洲人文历史和哲学辩论的主流传统”，这可是相当重大的一个主张。

答：我想我可以充满批判性地证明这一点，《乱言塔》这本书的作者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期的法国思想争议、哲学争议有着极开放的接纳，所有这些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人类应该多自由？对人类的限制究竟该达到什么程度？

问：你在评论文章中也提及了几位思想家的名字，比如查尔斯·傅立叶。你是否能够为我们简述傅立叶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在《乱言塔》中的体现？

答：傅立叶是一位既温和又有些怪异的思想家，和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对人类情感和生活方式发动一场改革，可以唤醒一个和谐新时代的降临。他坚持认为前几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文明”是罪恶、压抑又颓废的。他声称对所有人类**和欲望的迁就纵容，能将人类引入和谐，这是他在1810年提出的观点。他相信所谓的文明人和颓废的人认为所有的人类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人类之间千差万别。他主张女同性恋者、**者、自虐者、恋物者、慕男狂等，与其被惩罚，不如被社会容纳。他还写了一本名叫《充满爱的新世界》的书，讲述一群移民者去小亚细亚奈达斯的旅程，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群，一个实践着绝对性自由的群落。他们举办**、群交活动，也举办狂饮暴食的派对——傅立叶在自己的书里看到了和谐中的“斗争状态”，比如，厨师们以文明姿态比赛制作小甜点——他对自己的小巧思很是喜爱。他热衷于发明等级制度，他在书中建立了一个洋溢着欢爱的宫廷，里面有大祭司、教皇、女总管、告解者、托钵僧、小仙子、酒神追随者……

答：哦，是的，一派温和。就像华托的《舟发西苔岛》里的画面，表面上是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事实上却掩藏着严肃的政治想象力。傅立叶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和极端恐怖，也许能够将法国往前推得更远，也许能导致旧秩序和老规矩一如他渴求中的那样，进一步瓦解——比如，婚姻制度得以废止，因为婚姻在他的观念中，让几乎每个人都不快乐。傅立叶写道：“在和谐的境界中，每个自然人——男人和女人，都会被赋予最低限度却令人满足的性欢愉。”

问：你认为《乱言塔》承袭了这种“传统思想”？

答：是的，前半部分是。书中的角色们往一个“充满爱的新世界”进发，这是来自傅立叶的感召；其后发生的事情，则可看出萨德的影响。

问：请为我们讲述一下萨德，你真的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

答：一定要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他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他血管里流淌着犬儒主义的血液，他却是那条代表着启蒙哲学家们开始赞美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时代的分割线。他问道：如果我们都能自由地遵从自己强烈的**，谁能阻止我们去伤害、去杀戮、去奸污、去折磨他人的欲望？他说：因为伤害、杀戮、奸污、折磨，就是人类的**，再自然不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自由思想家能把人引向断头台或者萨德打造的闺房——梅森先生就读懂了这一点，也在书里展示了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