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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上的非洲（第2页）

图16　1850年3月16日，在维达（今贝宁）的葡萄牙要塞外，绑在一起的一队奴隶（原文coffle，来自阿拉伯语的kafila，指穿越沙漠的旅行队），来自F。E。福布斯（F。E。Forbes）的《达荷美和达荷美人》（DahomeyandtheDahomans，伦敦，1851）

这些只是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方向。这里甚至没有足够篇幅来总结各种可能的答案，所以让我们退一步，在我们的主题——世界历史上的非洲这一背景下来思考它们。所有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在非洲的内外部、非洲机构和全球力量影响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问题。奴隶贸易是野蛮和剥削的，是一种危害人类罪。但是，通过强调这些特征，其趋势是将非洲和非洲人简单地描绘成被动的受害者。在一部重要的修订著作——《在建设大西洋世界中的非洲和非洲人》（AfridAfritheMakiicWorld）中，约翰·桑顿（JohnThornton）认为，在奴隶贸易时代，非洲人不仅仅是受害者，而且在大西洋的权力平衡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控制着西非沿海的贸易条件并主导了奴隶交易。

这一观点一直存在争议。不是因为非洲人出卖其他非洲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少数欧洲人除外，尤其是安哥拉的葡萄牙人，大部分欧洲人在整个奴隶贸易历史上都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只能从强大的非洲中间人手中购买奴隶。的确，奴隶的证词显示，当俘虏们沿着复杂的商业网络向沿海港口阴森的梭子笼和地牢移动时，他们通常会经过多个主人之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亚特“外向性”概念最鲜明的历史例子：强大的非洲国家和个人通过剥削周围较弱的民族，与外部力量建立经济联系。然而，问题是，通过强调非洲机构，很容易忽视一个事实，即参与建立大西洋世界的大多数非洲人都是受害者。

此外，非洲的“外向性”可能被夸大了。历史学家之所以对奴隶贸易感兴趣，是因为它的恐怖、它的道德含义、它在构建一个相互关联的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而且必须指出，因为记录奴隶贸易活动的书面资料相对丰富。它有充分的理由被描述为非洲的“大屠杀”，就像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纳粹大屠杀一样，在人们对过去的普遍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但是，就像纳粹一样，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可能被给予了过多的重视。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地区，对奴隶的掠夺给当地社区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在其他地方，它是国家缔造者和军阀积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重要因素。但重要的是，不应该掩盖其他历史进程——包括“当地的”与“本地的”——它们继续塑造着整个非洲大陆的生活节奏。

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之旅：非洲及其移民裔群

1854年，一本题为《有趣的故事：非洲内陆土著祖古人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传记》（AingNarrative。BiographyofMahommahG。Baquaqua，ANativeofZoogoo，ieriorofAfrica）的小册子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一部分内容是废奴主义，另一部分内容是传教士的宣传，它是美国内战前出现的许多关于昔日奴隶的故事之一。然而，其他的故事都与在美国出生的奴隶有关。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非洲境内“重演”经历的故事，它指的是来自非洲的奴隶从被英国海军巡逻队拦截的船只中解放出来，重新定居在非洲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但是，巴夸夸的故事是少数几个真正经历过中间通道的非洲人的故事之一。最著名的是1789年在伦敦出版的《奥劳达·伊基阿诺》（OlaudahEquiano），尽管最近的研究对伊基阿诺在非洲出生的真实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此外，巴夸夸的传记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已知的唯一一部讲述非洲奴隶在巴西被奴役的故事。

该书由爱尔兰废奴主义牧师塞缪尔·摩尔（SamuelMoore）编撰，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可能是19世纪20年代末出生于朱古（Djougou），一个位于现代贝宁北部的贸易城镇。作为富裕的穆斯林商人的儿子，他就读于伊斯兰学校，年轻时在当地统治者家中谋得一个职位。然而，大约在1845年，他被绑架（他声称是被嫉妒他的对手绑架），并被卖为奴隶，通过达荷美共和国到达奴隶贸易港口维达（Ouidah，贝宁南部，几内亚湾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他在维达港被“出口”到巴西，成为巴西伯南布哥州（Pernambuco）一个面包师的奴隶，后来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上了船长。1847年，在前往纽约市的一次航行中，他成功逃脱，随后前往被黑人统治的海地共和国。在那里，他加入了美国浸信会自由传教会（AmeriBaptistFreeMission）。1848年，他放弃了伊斯兰教的信仰，改信基督教。巴夸夸先回到美国，然后回到加拿大，他写这本传记似乎是为了筹集资金，使他能够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回到非洲。然而，他的传记小册子收益甚微。由于筹集资金受挫，1857年，他在乘船前往利物浦的历史记录中消失了。

虽然这个传记故事很吸引人，巴夸夸的传记还是不寻常的。很少有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能够逃脱奴隶制度的奴役，并继续经历这种程度的流动。然而，作为一个奴役和救赎的故事，一个跨越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物质和精神运动的故事，它概括了非洲移民裔群的本质。我们已经谈到了美洲的非洲移民裔群在塑造非洲观念和约鲁巴等特殊身份方面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回到非洲历史和非洲移民裔群历史之间相互联系的更广泛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这两大历史从哪里开始，在何处结束？非洲移民裔群在多大程度上算“非洲人”？

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在美国比在非洲更有争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期的非裔美国知识分子设想了“黑人种族”的文化统一。20世纪的泛非主义领袖，如《黑人文化认同运动》（）的作者杜波依斯和马库斯·加维（MarcusGarvey），以及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Herskovits）也是如此。赫斯科维茨的《黑人历史的神话》（Mythofthe，1941）颇具影响力，主张在美洲黑人群体中延续非洲文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种族分类和泛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项目都衰落了。正如帕特里克·曼宁（Patrig）所指出的，值得注意的是，杜波依斯用一个名为《世界与非洲》（TheWorldandAfrica，1946）的新版本取代了他早期的黑人历史研究——《黑人》（1915）。20世纪50年代，随着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对非洲历史的研究——非洲大陆本身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用曼宁的话来说，“地方取代了种族”。非洲的历史是一个方向，而黑人裔群的历史则是另一个方向。

图17　《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传记》的标题页（底特律，1854）

近几十年来，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历史学家不再关注种族的本质，也不再关注关于在美洲丧失或保留非洲特征（或“幸存者”）的古老争论，而是开始在各种各样的背景下探索跨文化交流，包括贯穿大西洋、印度洋和非洲自身内部的跨文化交流。随着研究发掘出越来越多的运动、文化转型和跨越边界的证据——比如巴夸夸的传记——人们越来越有可能把非洲看作是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大陆。泛非主义者对讲英语的非裔美国精英的兴趣，现在已经扩大到包括诸如非洲和巴西之间关系的研究，包括伊斯兰教在非裔巴西人中的持续存在和19世纪自由奴隶运动回到非洲西海岸。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裔群的概念必须包括非洲本身。皮尔·拉尔森（PierLarson）在最近一项关于马达加斯加高地美利纳王国（MerinaKingdomofHighlandMadagascar）奴隶贸易的研究中指出，奴役的过程不仅包括将受害者从非洲海岸驱逐出去，还包括在非洲大陆范围内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创伤和文化变革。事实上，在大西洋贸易时代，被奴役和迁移到非洲境内的非洲人，很可能比出口的非洲人还要多，尤其是在19世纪海外贸易受阻的情况下。考虑到这一点，上面提出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它不仅仅是关于“非洲人”如何变成裔群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裔群是如何变成非洲人的。

非洲动**的19世纪

19世纪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动**不安的变革时期。关于我们已经审议过的三个主题，地方和全球力量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各种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塞内加尔到苏丹，整个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改革派开始挑战现状，寻求净化宗教信仰，建立新的伊斯兰国家。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也进入了一个更加激进的阶段，新教教派加入天主教会，努力向“异教徒”传福音，并扭转被认为是穆斯林的潮流。与这两种宗教进程交织在一起的，是奴隶制的转变和奴隶贸易。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后，大西洋贸易逐渐停止——尽管在此之前又有300万非洲人被运往美洲。然而，这个世纪见证了向印度洋出口奴隶的扩张，以及该大陆内部的奴役。与此同时，在美洲和西非海岸“克里奥尔”社区（unities）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在基督教和废奴主义的激励下，开始重新想象他们自己以及被救赎的非洲的身份。

在这些进程中，非洲与世界不断变化的接触还可以增加一个因素：欧洲帝国主义的逐渐渗透。在直接的政治控制方面，直到19世纪80到90年代的“争夺战”，欧洲在非洲大陆的存在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少数作为奴隶贸易的产物出现的沿海飞地，欧洲统治的领土仅限于非洲的南北两端，即英国的开普殖民地偏远村镇（后来加入了纳塔尔和独立的布尔共和国），以及从1830年起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然而，随着19世纪的推进，欧洲工业化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大体上是指英国，在较小程度上是法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加起来就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主义”。虽然可能是“非正式”的，但它代表了非洲海岸力量平衡的根本性转变。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占领了埃及。法国军队只驻扎了三年（在被英国驱逐之前），但是他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核心省份，震惊了北非穆斯林的统治者。在埃及，占领的后果是见证了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1805—1848年在位）的崛起，他是一名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士兵，为了对抗西方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开始了一项现代化战略。法国的干预也标志着欧洲“东方”观念发展的关键时刻。拿破仑带着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他们的研究标志着埃及学学科和欧洲学者与伊斯兰教接触的开始。他们还偷走了大量古代文物（包括能够翻译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达石碑）——这是帝国主义科学或文化掠夺的早期例子。

欧洲对非洲事务日益增加的干预在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18世纪，英国船只运载了最多的非洲人横渡大西洋，奴隶种植的加勒比蔗糖对其国民经济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然而，在1807年，废奴主义游说团体使英国臣民进行奴隶贸易成为非法活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哄骗其他奴隶贸易国家效仿，对西非海岸实施海上封锁，并威胁要对巴西采取同样的行动。到19世纪50年代，非法贸易已缩减成涓涓细流。英国的动机是由经济利己主义和高尚的人道主义共同塑造的。然而，对沿海中间商国家的统治者来说，这场运动相当于对他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人，实行单方面禁运。随后鼓励的非奴隶出口（所谓的合法贸易）也带有道德斗争的基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基督教、文明和商业”的结合被认为是拯救愚昧大陆的关键。

从奴隶贸易到“合法贸易”的转变在非洲大陆以各种方式展开。在西非沿海地区，棕榈油和花生等农产品逐渐取代了奴隶的出口，在一些地区，财富在小生产商和商人之间扩散。

这种新的贸易经常受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黄金海岸和其他地方有文化的精英的支持，他们以旧奴隶贸易贵族为代价，成为非洲和欧洲之间的一种新型“中间人”。在其他地方，比如在达荷美，后者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多样化地生产棕榈油，但仍继续通过皇家海军舰队走私奴隶（例如穆罕默德·加尔多·巴夸夸）。

然而，非洲内部的奴隶制非但没有像废奴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随着大西洋贸易的结束而“消亡”，反而扩大了。曾经出口到美洲的劳动奴隶在非洲受到了更严苛的剥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往往是对新商品需求的结果。随着新伊斯兰国家，如尼日利亚北部的索科托哈里发国（SokotoCaliphate）的建立，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异教徒”俘虏。许多人继续被押往沿海非法出口，但更多的人被安置为农奴。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后，索科托哈里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社会，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受奴役。在非洲东北部，当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继任者试图把埃及的统治延伸到尼罗河下游和苏丹的赤道地区时，国家建设的特点也是对异教人民的奴役。

图18　19世纪的“合法贸易”。大约1890至1892年，在桑给巴尔的象牙市场上，一群形形色色的印第安人、阿拉伯人、当地的斯瓦希里人和欧洲人看着一个工人卸下象牙

暴力、奴役和政治斗争在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很普遍。在这里，商业转型不是由农业生产主导，而是由狩猎主导，尤其是象牙。当象牙贸易的边界无情地从东部和西部海岸向刚果盆地推进时，大量的象群被屠杀。私人拥有枪支，加上商业财富的新来源，改变了许多地区的政治权力平衡。已建立的国家，如伦达（Lunda）和鲁巴王国，被武装精良的入侵者或内部的异己势力压低了地位。在其他地方，出现了新的领地，例如斯瓦希里象牙商人和桑给巴尔奴隶贩子在刚果东部铸造的领地。与此同时，在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白人定居者的边境向内陆挺进，引发了武装暴力和越来越多的剥夺。

这些多重进程在19世纪末欧洲征服和分割非洲大陆的几十年中达到**。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非洲与世界长期关系的这一新阶段。但我们可以从本章概述的四个主题中得出结论，非洲人早在暴力强加殖民统治之前，就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和其他地方一样，有时这是他们自己的措辞，有时不是。

[1]　在《圣经》中是所罗门王圣殿所坐落的山，位于圣城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