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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想象未来重建过去（第2页）

图27　电影中纪念的反殖民战争。1965年，吉罗·蓬特科尔沃（GilloPontecorvo）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BattleofAlgiers）重现了1957年FLN民族主义战士和法国伞兵为控制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中心的要塞而展开的艰苦斗争。这部电影是在外场拍摄的，编剧和联合制片人是前FLN指挥官萨迪·亚瑟夫（SaadiYacef），他也在屏幕上扮演自己

巴兹尔·戴维森（BasilDavidson）和托马斯·霍奇金（ThomasHodgkin）这两位来自大学培养的专业历史学家新兴体系之外的学者，决心通过将过去的辉煌与现在的活力联系起来，打破殖民主义的世界观。戴维森是一位战地记者，他出版了众多关于非洲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其第一本专著在1956年出版，而他现在仍然是新传播领域中最受国际观众欢迎的有效传播者。霍奇金在20世纪50年代是黄金海岸的一名校外教师[1]，他在其颇具影响力的《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inialAfrica，1956）一书中捕捉到了时代的旋律。这部作品旨在将新兴的反殖民斗争置于历史背景中。后来，历史学家对这些议程是如何被当代国家建设项目所塑造的进行了许多反思。用一个引起共鸣的词来说，人们正在寻找一个“有用的过去”——在过去，非洲人建立了能够生存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能够被动员起来表明，他们在殖民征服的破裂中幸存下来，并准备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

毫无疑问，非洲和欧洲历史的先驱们，无论是专业的还是自学成才的，都感到了一种真正的使命感，因为帝国时代的种族等级制度正在瓦解。然而，“有用的”或“合法的”过去的概念不应该被夸大。早期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前殖民时期的关注，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实践方面的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英国官方文件发布的50年规则（后来减少到30年）意味着大部分殖民地档案仍然对研究人员关闭。此外，由于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白的，因此有必要把重点放在现有的书面和口头资料中最明显的东西上——王国和帝国。可以说，这些基础对于后来研究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历史很少向政治领导人展示一种可供未来借鉴的模式。当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努力将强大的前殖民国家，如阿桑蒂、布干达和索科托哈里发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时，民族主义政治家却不寻求复兴过去的政治结构，而是寻求继承欧洲征服形成的领土实体。恩克鲁玛努力将阿桑蒂王国并入新的民族国家加纳，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将索科托哈里发国并入尼日利亚，将布干达并入乌干达，这暗示了历史知识发挥政治功能的真正局限。简而言之，非洲历史作为一项政治工程，其重要性可能不如将其作为更广泛的学术学科的合法组成部分而确立其资格证书的愿望重要。

然而，应用于非洲的历史认识论，即其知识基础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争议。为了延续尼日利亚的例子和索科托哈里发王朝的遗产，位于北部城市扎里亚的阿马杜贝洛大学（AhmaduBelloUy）的一所历史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挑战伊巴丹大学的知识霸权。这个组织被称为“伊斯兰正统主义者”（Islamiclegitimists），由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阿卜杜拉希·史密斯（AbdullahiSmith）领导。他们试图在新的“西方式”非洲历史的方法和苏丹地区较早的穆斯林学术传统之间找到共同点。1975年，史密斯呼吁对尼日利亚的大学和历史学科进行重新定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传统中体现一些索科特圣战（Sokotojihad）的学术理想”。他在扎里亚（Zaria，尼日利亚中北部城市）的北方历史研究计划，是对“西方”历史范式正在崛起的主导地位的早期挑战，尽管这是礼貌的，但也预示着意识形态之战即将到来。

阿卜杜拉希·史密斯在尼日利亚北部的领导角色，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项目的“多元文化”性质。这是一个尼日利亚的戴克和阿加伊，加纳的A。阿杜·博阿亨（A。AduBoahen）和肯尼亚的贝思韦尔·A。奥戈（BethwellA。Ogot）等先驱学者于新非洲大学完成第一个学位后，在回国建立历史课程之前又去英国通过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他们的专业培训的时代。这次运动还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主要历史学家，但是，南非的一些历史学家没有选择回到种族隔离国家的压迫环境中。这同时也是欧洲和北美的学者们常常选择延长在非洲的教学时间的时代。许多学者被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所吸引，该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历史研究中心，可以与伊巴丹大学相媲美。这些学者中有一个激进的圭亚那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Rodney），他1972年的著作——《欧洲是如何让非洲欠发达的》（HowEuropeUnderdevelopedAfrica）标志着“民族主义”方法转向了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史研究。

支撑这种智力交流的是发展中国家相对繁荣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可以被视为技术“专家”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从战后的“第二次殖民占领”时期就开始在欧洲大陆上分散开来——这种近代的争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不是领土。随着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到来，欧洲大陆大学短暂的扩张阶段结束了。初露头角的非洲学者继续到海外进行博士培训，越来越多的人去了美国，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国外，而不是回国面对国内的困难。

历史的非殖民化在法国统治下的非洲起步较慢。就像在英国殖民地一样，城市化和社会变革的速度迫使法国社会学家重新评估人们对非洲“部落”的固有看法。此类最重要的著作是乔治·巴兰迪尔（GeesBalandier）撰写的，他在195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不断变化的“殖民形势”的富有洞察力的文章，四年后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洲生活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巴兰迪尔本可以继续在创建新的法国非洲主义者院校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不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法国学术界，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仍将很差。马格里布大学是一个例外，它受益于大量的前殖民时期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书面材料（这是伊斯兰学术的既定传统），以及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时代建立的阿尔及尔大学。与法国热衷中央集权的传统一致，其在非洲殖民地上建立的唯一一所大学是位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但这所大学成立于1957年，是一所位于非洲土地上的法国大学，和巴黎的索邦大学一样，它继续教授殖民史，而不是非洲人民的被殖民史。即使在1960年独立之后，达喀尔大学仍然完全融入了法国体系，其教学人员的“非洲化”及其知识转向也很慢。直到1963年，达喀尔大学还没有非洲人教授历史。塞内加尔第一批获得历史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阿卜杜拉耶·莱（AbdoulayeLy）就表示，他不会在自己的国家申请巴黎的工作。

根据公认的学科基本规则，非洲历史专业化的重要性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古老的“辩护主义”传统继续与大学研究并驾齐驱，并在与大学研究的不安对话中发展。部分原因是由于黑人文化认同运动的知识遗产，但也可能是因为索邦大学和达喀尔大学的殖民主义观点挥之不去，这些对非洲过去研究的另类、更具投机性的方法在法语世界尤为突出。最广泛意义上的黑人文化运动传统的重要载体，是《非洲存在》（PresenceAfrie）杂志。1947年，塞内加尔知识分子阿利翁·迪奥普（AliouneDiop）在巴黎创办了这本杂志，作为对正在进行的法国殖民主义改革的同化主义理想的回应。1949年，《非洲存在》发表了普莱西德·坦佩尔斯神父（FatherPlacideTempels）的《班图哲学》（LaPhilosophieBauPhilosophy），这是一种“非洲思想”的普遍主义观点，也是基于他在比利时-刚果的鲁巴地区的传教工作而产生的黑人创造精神。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最杰出的人物是塞内加尔历史理论家切克·安塔·迪奥普（taDiop）。从他的同样由《非洲存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民族与文化》（Natioure，1955）开始，迪奥普的作品关注的是所谓法老埃及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统一。如第二章所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实证为依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尽管如此，迪奥普猜测的可疑历史基础，并没有阻止他的作品产生广泛的影响，就像巴兹尔·戴维森更为冷静的贡献一样，它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畴。重要的是，迪奥普的观点也受到了反殖民斗争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以激进的反对声音进入塞内加尔政坛，反对诗人总统利奥波德·森古尔。1986年，他去世一年后，达喀尔大学更名为切克·安塔·迪奥普大学，这凸显了他以埃及为中心理论的持续的吸引力。

后殖民国家

统一性与多样性之争不仅是一场关于非洲历史本质的学术辩论，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塑造了非殖民化进程和后殖民时期正在进行的冲突轮廓。法国和英国在非洲的选举使政治行动集中在个别领土上，在这些领土上所提供的真正利益冲淡了泛非洲主义统一性那陈旧而模糊的理想。1957年，黄金海岸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一个获得完全独立的国家，这个新国家采用了最早的苏丹帝国的名字——加纳。几内亚随后在1958年的投票中支持完全主权，而不是继续与法国保持联系，这导致了两年后法属非洲其余地区的分裂和独立。1960年，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索马里和比属刚果独立。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和极度乐观的时刻——实际上，是一个真正为自己正名的时刻。然而，尽管泛非主义的火炬手、“大陆政府”的倡导者——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发表了崇高的言论，但越来越明显的是，独立将在各个民族国家通过巩固权力而得到保障。此外，随着欧洲统治的强制性基础的突然撤出，这些新国家的内部统一性也受到了怀疑。非洲内外的普遍看法往往认为，内部冲突是某种原始部落制度倒退的结果。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种族认同和区域间的敌对往往不是殖民统治的产物。历史学家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后殖民时期非洲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暴力的根源到底有多么复杂。

国家统一性和种族多样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在前比属刚果（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最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末，高度威权的比利时政权在最后一刻决定加入非殖民化的浪潮，试图将其广袤的中非领土与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风隔绝开来，但以失败告终。结果是灾难性的。1960年6月，刚果军队将权力移交给由极具魅力的民族主义者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Lumumba）领导的政府，几天之内，刚果军队就发生了叛乱，反对继续控制他们的白人军官。一周后，矿产丰富的加丹加（Katanga）南部地区脱离了刚果，刚果陷入了多年来反复发生的武装冲突之中，卢蒙巴被他的敌人谋杀，国家分裂为敌对政府、少数民族领地和外国干预领地。

一方面是担心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刚果成了非洲第一个冷战战场。所谓的“刚果危机”（刚果人自己也称这段时期为“混乱时期”）在1965年结束，独裁政权在记者出身的将军约瑟夫·蒙博托（JosephMobutu）发动军事政变后重新集中。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SeseSeko）凭借他对文化和历史“真实性”的扭曲看法，最终成为贪污腐化的非洲独裁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新生的“利奥波德”，掌管着被称为“岩石破坏者”的最新化身。

刚果的灾难是非殖民化和后殖民非洲国家失败的一个极端例子。相反，非洲大陆的大多数新国家在没有经历这种灾难性崩溃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实现了向独立的过渡。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在领导人的既定目标——经济“现代化”和“国家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虽不引人注目但稳步的进展。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势头如今势不可当，它在1961至1964年之间把英国的东非和中非带到了独立的边缘，并在葡萄牙殖民地引发了解放战争，最终导致了对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白人殖民者政权的反抗。

图28　非洲政治与非裔美国政治纠缠不清。1961年，在纽约市哈莱姆区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AssofortheAdvaofColoredPeople）集会上，伊斯兰国家的成员举着印有被谋杀的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画像的标语，发起了一场示威活动

尽管非洲国家继续贫困并普遍缺乏民主问责制，但20世纪60年代普遍的乐观情绪仍然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非洲史学的第一波浪潮中，即使是在刚果，在萨赫勒地区的贫困国家，在从种族隔离的南非北部的黑人“城镇”到卡萨布兰卡和开罗的广大城市棚户区，过去的韧性、创新和文化活力仍在继续。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并没有取代对个人精神解放的追求，在20世纪下半叶，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皈依继续加速。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新的流行音乐形式为日常生活中的挣扎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原声音乐，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到20世纪60年代末，刚果最著名的城市人物已经不是政治巫师蒙博托，而是吉他能手佛朗哥·卢安博·马卡亚迪（Franakiadi），英国爵士乐团的领袖，也是非洲第一位音乐巨星。佛朗哥的伦巴音乐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将蒙博托的刚果（1971年被重新命名为扎伊尔）从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神话制造的黑暗中心变成了“舞蹈中心”。最近，历史研究从政治和经济向社会和文化的扩展，开始揭示日常生活中这些潜在节奏的动态。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乐观情绪明显恶化。1966年，加纳民众广泛支持将夸梅·恩克鲁玛赶下台的军事政变，这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承诺开始变得空洞的早期迹象。然而，一党制国家只让位于军事独裁的“无党制国家”。同年的一系列政变为尼日利亚从1967到1970年陷入内战提供了催化剂。尼日利亚在企图脱离比夫兰（Biafran）独立的过程中毫发无损，但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独立的希望几乎破灭。

图29　流行文化。1952年，进入种族隔离时代四年后，舞者们来到约翰内斯堡。照片由尤尔根·沙德伯格（JurgenSchadeberg）拍摄，他是南非著名杂志——《鼓》（Drum）的主要摄影师之一

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非洲大陆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未能使脆弱的经济多样化，摆脱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意味着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非洲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简而言之，战后繁荣的终结意味着发展状态的终结。由于无法提供迅速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服务，国家本身开始收缩，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尽其所能自谋生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开始与它的前任殖民者相似：非法、外来且具有掠夺性。不断加深的危机也标志着第一阶段的新非洲历史结束。当独立的希望破灭时，第二代历史学家不再关注土著国家缔造者的成就，而是关注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斗争，这些斗争往往弥合了殖民前和殖民时（至少是殖民后）非洲之间的鸿沟。

[1]　高等院校为非全日制学生聘请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