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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苏格兰和广阔世界（第2页）

虽然乌尔斯特的苏格兰人为联合和拥有一个新教祖国而努力奋斗，但其他地方的苏格兰移民却没有那样做，他们宁愿通过“适应”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举个例子，苏格兰人和苏格兰裔爱尔兰人（甚或苏格兰-不列颠人）都变成了美国人，天主教爱尔兰人变成了爱尔兰美国人，他们保留了一种身份，并为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贡献一份力量。海外的苏格兰人构成了一个族群范畴，他们因为历史感和与外人比较的差异感松散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也构成了一个族群，以社会组织和偶尔的政治组织的形式表达共同的目标，然而，尽管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苏格兰人后裔仍心系他们祖先的家乡（这种感觉在以前的“白人”殖民地最为强烈），但他们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的国家和疆域的指涉（就像爱尔兰一样）的种族共同体。苏格兰人适应外界，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也喜欢他们。

好吧，或许并不是全世界都喜欢他们。现在英格兰有近120万出生在苏格兰的居民，这些人和苏格兰游客有时会被随心所欲的种族主义者冠以“Jock”这样的“宠物”名，而且他们习惯性地提及哈吉斯、威士忌、苏格兰裙这些会挑起争端的话题——如果不是对抗其他少数族裔所谓的文化象征的话。通过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凯尔特祖先的特征——诸如好酒、好斗——来确认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的身份，仅仅是19世纪种族主义陈规旧习的延伸而已。

这种显然不足挂齿的傲慢突显了某些英格兰人对待苏格兰人的两种心态：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布立吞同胞接受，另一方面仍然把他们看作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一种恼人的东西。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心态可能也一样（可见下文）。英格兰人的矛盾心态解释了托尼·布莱尔这位在爱丁堡出生并在那里受教育的前首相（1997—2007年在任）为何拒绝直接回答自己是不是苏格兰人的问题，因为如果说自己是苏格兰人，在政治上可能会受损。现在的首相戈登·布朗[3]，明显更是位苏格兰人（在法夫的柯卡尔迪长大），可能有时也喜欢做同样的事。

帝国

18、19世纪的英帝国有很多苏格兰人，其中一些还帮助管理这个帝国。不过，苏格兰的首次帝国经历的结局尚可接受。有着聪明才智的罗马人把文明带到了北欧：城市、公路、文化、艺术以及公共澡堂。有一句嘲讽1066年以及全部英格兰史的口头禅（1930）便是：“罗马征服是……好事情，因为布立吞那时候只是土人。”然而，罗马不列颠和斯图亚特不列颠一样人口密集，在罗马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把不列颠居民打上野蛮人标签的很久之前，不列颠就有了成熟的农业、工业、政府和交通措施。强劲的本土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解释了为什么罗马统治时期的众多文化措施——比如宗教——从未起到作用。拉丁语只在有学问的人中间经久不衰，尽管它丰富了所有的词汇。真切可感的遗产也有，比如建筑、公路、景观边界，以及非常模糊但仍很重要的整合到欧洲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网络中的经验。

殖民地人民经历了罗马人对他们（而不是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忍受了长达350年的征用、剥削和军事占领。罗马人撕裂了之前已有的政治制度，创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帝国机器，为了罗马需要而牺牲当地人的发展。公元2世纪，阿多克堡（珀斯）容纳了2万名士兵；3世纪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对抗美阿泰王国和东部低地的加利多尼亚人的战役，可能涉及5万人之多的军队交战——这个数字在此前或此后的不列颠土地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段帝国经历是在挪威人手中，接着是雄心壮志的诺森布里亚人，然后是英格兰的君主。早在10世纪，英格兰的国王就喜欢声称统治“居住在不列颠岛范围内的所有其他民族”。诺曼人也有这样的愿望，其更好的实现方式是间接影响，而非爱德华一世及其继任者们强行施加的那些强硬措施。直到16世纪，“帝国”对英格兰人而言意味着统治不列颠（以及最好还有法兰西），尽管在独立战争后，英格兰的攻击更多是惩罚或先发制人地威胁苏格兰，而不是尝试真正地征服这个国家。

从詹姆斯三世开始，苏格兰君主也明确主张扩大和巩固帝国。其中一个含义便是要面对他们的殖民问题，他们运用策略、宣传、武力来同化、平息以及“开化”讲盖尔语的氏族社会；1609年颁布的《爱奥纳法令》把这个社会污名化为“野蛮和不文明”。只有在18世纪，“不列颠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被重新定义，它强调这不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统治，而是有共享计划或共享的公共财富，然而，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坚持不懈的高地“文明化”计划实现的。

苏格兰人自己在巴拿马建造海外帝国的计划崩溃之后，急切地参与到不列颠的世界帝国中，并陶醉于它获得的利益。18世纪中期，他们获得了格林纳达和牙买加的大片土地。18世纪末印度九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一的军官是苏格兰人。鼓舞人心的赞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由盎格鲁-苏格兰人詹姆斯·汤姆逊创作于1740年。1914年，不列颠帝国囊括了四分之一的人类，那一年，年轻的苏格兰人集结在一起反抗德国，捍卫帝国（27%的成年男人参加了战斗，10万人再也没有回来）；如果没有帝国，苏格兰19世纪工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和不列颠的罗马人一样，帝国带给国外土著居民的影响有好有坏。积极的一面包括交流、行政和政府结构、正式的法典、教育以及（可以说）英语语言本身。更多消极的方面，包括饥荒、苛税、谎言、掠夺、土地劫掠、鸦片贸易，这些都不可能被忘记，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所有类型的殖民主义为了适应殖民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求，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些扭曲的结构今天仍然能感受得到。种族屠杀、酷刑、性羞辱都是英帝国统治的工具。对牙买加奴隶起义的惩罚是“用弯曲的棍子把他们的四肢钉在地上，然后用火慢慢从脚烧到手，渐渐烧到脑袋，用这样的方式，奴隶是最痛苦的”。苏格兰人不受现代政治正确概念的束缚，他们机智多变，运用各种手段获得商业利益，包括与奥克尼的男人和加拿大哈得孙湾的土著女人“联姻”。苏格兰特有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在缓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最终鼓励退出帝国所发挥的部分作用，并不能掩盖殖民主义更黑暗的一面。

现代的评论者可能对帝国时代感到局促不安，即便那时不列颠仍然与美国致力于后帝国计划。现在几乎没人会称赞20世纪初约翰·布坎夸张的崇武精神、帝国主义的奇闻漫谈，现代读者会认为那些特征在政治上错得离谱。然而，即便深受后殖民罪恶的困扰，也很难不尊重离开苏格兰海岸线的那些人乐观、进取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多人可能盼望回家，19世纪末三分之一的移民的确回家了，但超过一半的帝国移民死于暴力冲突或死于疾病——18世纪的加勒比和印度在任何时候都特别不健康。

我们也不能忽视苏格兰人对自己在国内外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份紧张的自豪感：帝国的学校教育表明苏格兰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格拉斯哥鼓吹自己是“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像1883年创建于格拉斯哥的基督少年军这样的志愿团体，推动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并歌颂帝国的成就。苏格兰海外军团的自豪感既扩大了君主和崇武精神的联系，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

移民与文化多元性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一直都是人口的净输出国，移民只能通过有限的内向移动来平衡，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东欧、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大量移民。19世纪以前，所有的移民都是小规模的，爱尔兰人是第一批重要的移民：1871年，苏格兰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是爱尔兰裔；1901年则有十分之一，他们主要出现在大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一些移民是乌尔斯特的新教徒，但大多数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没有融入当地，而是生活在某些特定（贫穷）的城市区域，几乎很少和当地苏格兰人通婚，他们的种族、宗教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拥护都令当地人反感。

自宗教改革以来，教派主义此起彼伏，其巅峰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现在正在消退，表面上似乎局限在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自1899年这支球队迁到艾布洛克斯起，其成员都是新教徒）和凯尔特足球俱乐部（历史上其成员都是天主教徒）的派系之争。在那个时代，基于恐惧和厌恶，双方都是强大凶险的势力。新教奥兰治兄弟会认为天主教是反新教、反英国的第五纵队，他们致力于歧视、消除天主教，将宗教的对抗情绪和种族主义混同起来，既反高地人，也反爱尔兰人。

17世纪以来，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裔很少为人所知，但到1921年，他们取代爱尔兰人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目前是整个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有整整五分之一住在苏格兰南部）。英格兰人在苏格兰的现代形象是反城市的“白人定居者”，他们声称抛弃了伦敦的六位数薪资、七位数房产，为的是在苏格兰高地的房子里过着宁静的生活。而现实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是来工作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最近才是管理工作。

英格兰新来者的出身有时仍然会被拿来开玩笑，他们的待遇不像其他外国人，而像英格兰人。然而，他们通常会被接纳，并逐渐理解了成为苏格兰人所蕴含的意义：历史感（包括英格兰投射过来的政治和文化阴影）、社会平等感、公民信任感和公民同情感，独立而有思想的、开放的、热诚的人民。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侨胞可能比苏格兰人还苏格兰化，他们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声嘶力竭地为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振臂高呼。当英格兰人没有参赛时，即便是他们也会在体育赛事中认可苏格兰（或爱尔兰），这与其说是共鸣，不如说更像家长式作风。大多数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宁死也不愿双方互惠。而英格兰人无论在哪里，如果有合适的玩法的话，他们往往乐意打苏格兰牌，无论他们对苏格兰人的情感有多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移民群体丰富了苏格兰社会，这其中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内，为躲避贫穷和迫害而移居苏格兰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从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长的时间形成了一个传统，即现在大多数优秀的移民都是东欧或“新”欧洲人，他们通常填补了苏格兰本地人生育率下降、变换工作选择所导致的各种体力劳动的空白。来自欧洲各地以及远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年轻人，也热衷于在苏格兰生活、工作。

通过外表而非口音来辨别少数群体在苏格兰是不常见的，而且过去也一直如此。黑人除了当仆人之外，还在英国舰船和军队中工作，直到19世纪中期，新的种族主义将他们排除在外。到20世纪，生活在苏格兰的非白人有数百人，即便新的英联邦移民人数也是很少的：1950年，苏格兰有600名亚洲人，1960年则有4000人。目前，苏格兰人口中非白人的比例不到2%，“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比英格兰少得多，因为英格兰的非白人占人口总数的10%。

不宽容仍然存在，可能是因为少数群体人数太少，而且相对沉默。毫无理由的反犹主义、轻率的种族主义——比如把中餐说成“ky”[4]，这些都消失了，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些被恐伊斯兰情绪取代了。另一些少数群体，诸如游客之类，正在被接受。但在多样性中追求平等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2000年时，和其妹安·格洛一起创建现在繁荣的Stagecoach这个交通公司的布兰恩·苏特，引领了一场充满活力也很受欢迎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成功的）反对废除禁止促进同性恋立法的运动（苏格兰在1980年才取消对同性恋的刑事定罪）。苏格兰人逐渐接受了少数群体可以追求另类的私人生活方式，但他们也保留了把某些选择视为于公众而言是道德错误的权利。

[1]　苏格兰和法国的同盟历史悠久。亨利八世打算摧毁这一同盟，故发动战争，强迫苏格兰王位继承人玛丽嫁给其子爱德华，从而削弱苏格兰人，阻拦法国人。

[2]　theAntipodes，指地球的对跖面，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　2008年本书出版时，英国首相是戈登·布朗。

[4]　ky，英语俚语，指中国食物，带有民族侮辱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