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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知识与专业（第2页）

你应该给你的孩子注射MMR三联疫苗吗？人类活动对气候有显著影响吗？陆上风电场能为能源需求做出有效贡献吗？2011年8月英国城市骚乱的主要原因是糟糕的教育吗？监狱管用吗？嗯，我了解我的想法，你或许对其中一些问题也有明确的观点。但我们都不是这些复杂问题的专家，在表达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或谨小慎微或不假思索地依赖于这些所谓专家的观点。

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建议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传统图景是，专家应该提供关于不同选择和可能性的真实信息，而不带入任何个人价值。推行哪些价值观，应该由整个社会通过惯常的民主程序来决定。例如，专家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关于各种拘留和非拘留的惩罚制度影响再犯率的信息，但是这些专家不能决定司法系统应该优先考虑哪种因素，诸如规避再次犯罪、道德报应、受害者意愿、犯罪者的个人权利，或者经济效率等。在这种传统的观点上，事实和价值可以完全分开，唯一的问题是确保专家足够诚实，把他们的个人偏见排除在其研究之外。

这一理想图景的实现有很多困难。对于哪些问题需要专家的意见、哪种专业知识是相关的，人们也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不良的教养方式会导致骚乱吗？社会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性的问题，不太可能有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而且需要详细的数据收集和复杂的统计方法。许多报纸专栏作家、政治家和公众转而认为这是常识：显然，有家教的家庭在骚乱发生时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晚上出门。家教好的家庭显然会向他们的孩子灌输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包括不要打碎商店橱窗和抢劫商品。在此，对于那些专业讨论要不要介入，你想不想有孩子或要不要生活在治安不好的地区等话题，都存在不少的争论，尽管你对这些话题也有着深刻的见地，但没有相关证书可以证明你的这些知识。

在其他场景的问题上，如风力发电场，毫无疑问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来回答。风力涡轮机是如何工作的？它们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能产生多少能量？它们会制造多少噪声？它们对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有什么影响？这些听起来像是纯粹的事实问题，可以先通过科学探究来回答，接着我们可以就如何在地方关注与国家需求、美学与实用性，或当前问题与子孙后代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等“价值问题”继续讨论。但是，那些对应该建设风力发电场持不同意见的人往往也会对事实问题持不同意见：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取得共识的专业信息源来让我们好好地思考价值问题。

有时，专家们在某一特定主题上存在名副其实而广泛的争议。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几乎达成了共识，但这一事实却又会被注重争议或表面和谐的媒体报道所掩盖。2011年，史蒂夫·琼斯（SteveJones）教授——遗传学家、科学传播者、另一位瑞斯讲座教授——在伦敦大学学院科学传播部的支持下，受命审查BBC的科学报道。BBC的编辑指导方针是要求公正，但琼斯的结论是，为满足这一要求做出的谨慎努力往往意味着，一小部分人的意见被给予了过多的重视和曝光率，使得一些原本不具争议性的话题看起来好像是备受关注的。

编辑和记者也有他们的难处：即使受过科学的训练，他们也无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子分支领域内成为专家，尽管这些领域时常会登上头条。与明确的共识保持一致可能意味着某些重要的异议被忽略，但授予不同政见者以口舌，允许他们将自己的观点进行传播，又可能会造成对专家意见的扭曲。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我们能相信谁？也许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在科学的公众理解（publiderstandingofsce）的“缺失模型”（deficitmodel）上，科学家的职责是尽可能地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传递给缺乏这种知识的公众；这将使普通人意识到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几乎无法评估科学争论，以判断哪一方更正确。事实上，当代科学体系是如此庞大和多样化，以至于某个领域的科学家只能评估自己的某一狭小的领域，对于其他领域，他们也是门外汉。

科学的公众理解的另一种观点，是强调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其运作：争议是如何解决的，谁可以发表、发表什么和在哪里发表，推测、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以及科学家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工作。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之间，知识、异议和共识的状态可能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当我们将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纳入其中时。2003年，英国《独立报》报道称，汇丰银行（HSBC）董事长曾吹嘘，最近被汇丰收购的家庭国际公司（HouseholdIional）聘请了150名有博士学历的专家来评估其业务所涉及的风险。家庭国际公司专门提供次级抵押贷款，但随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致使英国政府在2008年向汇丰银行施救。在这个案例中，所谓专家共识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

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不同类型专家之间的分歧和共识之性质与意义——这不能取代信任，但有助于我们明智地把握信任。

最后，我们需要关注来自情境和经验，而不是来自正规的教育和培训的知识与专业。社会学家布赖恩·温（BrianWynne）研究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英格兰湖区丘陵地区绵羊养殖的影响。研究焦点是，放射性对放牧于山坡的绵羊有何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农民销售这些受伤羊群的情况。事件发生后不久，官方声明没有什么影响发生，但在随后的几周，山上的绵羊被检测到携带有越来越多的放射性物质。因此，政府要求延期销售，正如农民所警告的那样，这一禁令让其生计岌岌可危。由于当地的温斯凯尔（Windscale）核电站[在一次特别严重的事故后更名为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发生过这类事故，所以农民在放射性物质对羊群的影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能够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布赖恩在结论中讲，农民自己“积攒”的专业知识在许多方面要比科学家们更深入、更准确。除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之外，我们还需要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互动。

自我信任

关于信任的讨论最常出现在人与人之间，或出现在人与机构之间，本书也认可这一模式。但当我时常发问“我应该相信谁”时，一个很好的答案是“我自己”。不管怎么说，有时我也真的应该质疑一下自己。

我们只有在自我信任遭遇挑战时才能注意到它。当我面对吵闹的邻居时，我能相信自己不会生气吗？如果我不列清单，我可以买全所有必备的杂货吗？如果房间里有香烟，我能确信自己不抽吗？这些都是关于我能相信自己会做什么的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是与知识和证据有关的：我能相信我所记得的东西吗？还是我在自欺欺人？我应该相信自己对某一情况或人的直觉判断吗？还是我的偏见或期望让我误入歧途？

自我信任既像也不像我们有时会给予他人的那种一贯的道德化的信任——这种信任常出现在亲密关系中，当它出现问题时，会有怨恨和遭遇背叛的感觉。有时，自我信任似乎包含一个分离的自我。其中的一个“我”决定是否应该信任自己，而另一个“我”是信任的对象——通常是过去或未来的我。现在的我虽然已经戒了烟，但未来的我是否会喝酒？或者我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抵御自己身边将会发生的任何**？这种分离的自我画面促使我们将相信自己视为一种信任他人的特殊情况，将过往的和以后的我们，视为自己特别亲密的“他人”。

自我信任是否与他人信任一样会牵涉道德问题？如果我相信我自己，结果酿成一个过错，我因此感到沮丧和失望，这是可能的。可不常有的是，我认为需要向自己道歉。在典型的人际交往中，我们认为，赢得别人的信任又让他人失望，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一种使自己变得不值得信任的过错。但未来的自我却没有得到曾经的自我的保证，也没有做过有约束力的承诺。如果你意志坚强，能够将过往的愿望变为现实，你当然会获益良多；但举例而言，如果没有这种意志与决心，那么戒烟是很困难的。不过，这种决心与为信守承诺和值得信任而做的坚守不是一码事。

哲学家卡罗琳·麦克劳德（cLeod）发现了自我信任和伦理之间的其他联系。她认为，适度的自我信任是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元素——自主思考、行动和自己选择的能力——当我们需要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对医疗保健做出决定时，这种能力尤为重要。如果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别人认为我们在某些领域不值得信任，那么自我信任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鼓舞并劝慰病人增强自信心是尊重患者自主性的关键。事实上，在信任他人的决定中也含有某种程度的相信自己：我对自己应该信任谁能做到心中有数吗？

就像信任别人一样，我们信任自己的决定，必须由现有的证据来引导，尽管这些证据不能完全确定。经验告诉我，我不可能只看一集《我为喜剧狂》（30Rock）就关掉电视，随后去写这本书。如果想多写一些的话，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看DVD。经验还告诉我，我对颜色的记忆力很差；如果我想要一双和这条裙子相配的鞋子，我不相信自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除非我把裙子拿到鞋店去配。

如果提升我们的自我信任和自信心，的确会让我们表现得更好的话，有时要让这样的自信稍稍脱离事实一些，这是有好处的。正如信任别人，可以使他们变得更值得信任一样，至少在适当的情况下，自我信任可以使自己更有能力、更成功，甚至更值得信任。但是，就像信任他人一样，如果关系到他人的切身利益，我们需要小心斟酌证据。一些关于“请相信你自己”这样鼓舞人心的口号并不能给我信心。未经培训，就能完美地驾驶一辆57座的公交车，这怎么可能？!如果我相信我能飞，那么无论我会感到多么振奋，最终都会事与愿违。

麦克劳德认为，无论是在医疗语境中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有责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达到合理的自我认知和自信水平。事实上，辱骂和侮辱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打击受害者的自信心；家庭暴力也伤害了受害者的自信心，使其怀疑自己对现实情况的判断力，以及寻求解决办法的能力。从积极角度讲，教师和教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学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获得和建立自信。作为父母，我们担负着向孩子灌输自信心和自我意识这一艰难的任务，同时也知道我们很有可能——甚至应该——高估自己小宝贝的才华。

选择与责任

信任或不信任并不总是一件我们主动选择去做的事——通常，我们只是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信任或不信任的状态，却很少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达到这种状态的。如果信任是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那么思考我们应该信任谁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如我们可以觉察到自己的信任或不信任一样，相信或不相信，也不带有可控感。我相信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是英国第一任女首相，她的铁腕作风有问题，而且我再也见不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tEastwood）。这些相信都是合理的，尽管我可能发现很难准确地找出支撑它们的证据。此外，我不太可能轻易改变我的观点，即便你给我一大笔钱来贿赂我也不行。如果你想让我改变主意，你得拿出或捏造出一些反对这些观点的证据，比如报纸上报道，伊斯特伍德下周将造访我的工作地点，或者丘吉尔实际上是一名女性。至于后一种情况，不单单只是一份报告就可以改变我的想法，我也想象不出有什么证据可以改变我对这荒诞不经的错误的认识，即使改变想法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没那么简单。

信任某人做某事通常是相信他们在某些相关方面是值得信任的。当信任涉及信仰时，它就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这并不奇怪：我不能简单地相信你是值得信任的。就算我只是部分地相信你，我的证据也会对我的信任施加某些限制。如果我真的认为你完全不可信，那就意味着我在任何方面都不相信你。我可以假装信任你，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好像信任你，但我不可能真正地信任你。

然而，事实上我们通常无法选择我们的信仰，或者选择信任的人，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信仰和信任是不能评估的。当我们把自己当作对象加以审视时，这一点很难被观察到。但当我们环顾周围时，就会看到合理或不合理的信念的例子。在这里，理性不仅仅是真理的问题：我可以不同意我朋友的看法，或许是因为我比她有更好的证据，但不会认为她是不理性的。我可以看出，在她的处境下，她得出了唯一明智的结论，但我知道，她对事实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此，即使信任和信仰齐头并进，超越了我们的直接选择，它们仍然会出现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评估。我们都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信任和不信任、诚实和不诚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Fricker）强调了公平听证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她认为，当种族、阶级或性别的偏见削弱了我们对某一群体的信任时，我们会对他们造成重大的伤害。这种偏见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欺骗的预判，就像“女人的诡计”一样；或者会导致对无知的期待，就像“无知少女”一样。相较于对无知的期待，对欺骗性的预判可能带来更多的道德谴责，但两者都能有效地让弱势群体保持沉默。其实际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利益就有可能被忽视。但弗里克认为，危害还不止于此——如果你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如果你没有表达出你所知道的，那更加麻烦的是，这些知道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知识本是一种可以用来分享和传播的东西；不能分享的知识，其价值几乎**然无存。

弗里克敦促我们要有“认识论的正义”（epistemicjustice），为了他人的利益，应当听取他人的声音。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倾听他人意见中获益，或者至少通过评估证据来判断他们的可信度，而非依靠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对原本向我们开放的信息或合作的源头置若罔闻，我们就会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