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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汪直到刘瑾（第2页）

成化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孙博言：“东西二厂缉事旗校，多毛举细故以中伤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则股肱之任，岂旗校可信反过于大臣，纵使所访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实，所损实多……”时汪直闻博奏涉西厂事，怒甚，呼博面加切责。（86）

汪直既然这样地得到主子信任，口衔天宪，专擅威福，于是特务中为了争权夺宠，便发生了矛盾。那时东厂太监尚铭久在汪直指挥之下，心中早已不服，有一次尚铭因获贼得厚赏，事前没有告诉汪直，于是汪直大怒，把尚铭叫来痛骂了一顿。尚铭气愤不过，便设法侦缉汪直的一些隐事，偷偷地报告了朱见深。这样朱见深才渐渐和汪直疏远，最后在成化十七年调往南京，停罢西厂。

西厂既停办，一切侦缉事权自然又归东厂，于是尚铭便得起势来，和汪直一样地罗织诬陷。

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87）

尚铭专横凡三年之久，被他罗织诬陷的人不计其数，成化二十年因事被斥，但不久之后，朱见深也就死了。

朱祐樘的特务侦缉

见深的儿子祐樘，据《明史》上说是一个好皇帝，但这个好皇帝对特务侦缉一事却丝毫不肯放松。史称：

孝宗励精图治，委任大臣，中官势稍绌，而张天祥及满仓儿事皆发自东厂，廷议犹为所挠。（88）

满仓儿事发生在弘治九年，事件经过如下：

千户吴能以女满仓儿付媒者鬻于乐妇张，绐曰：“周皇亲家也。”后转鬻乐工袁璘所。能殁，妻聂访得之。女怨母鬻己，诡言非己母。聂与子劫女归。璘讼于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讯得情。璘语不逊，哲笞璘，数日死。御史陈玉、主事孔琦验璘尸，瘗之。东厂中官杨鹏从子尝与女**，教璘妻诉冤于鹏而令张指女为妹，又令贾校尉属女亦如张言。媒者遂言聂女前鬻周皇亲矣。奏下镇抚司，坐哲、爵等罪。复下法司、锦衣卫谳。索女皇亲周彧家，无有。复命府部大臣及给事、御史廷讯，张与女始吐实。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当徒。爵、玉、琦及聂母女当杖。狱上，（刑部典吏徐）珪愤懑，抗疏曰：“聂女之狱，哲断之审矣。鹏拷聂使诬服，镇抚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锦衣会问，惧东厂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隐。夫女诬母仅拟杖，哲等无罪反加以徒，轻重倒置如此，皆东厂威劫所致也……臣愿陛下革去东厂，戮鹏叔侄并贾校尉及此女于市，谪戍镇抚司官极边，进哲、爵、琦、玉各一阶，以洗其冤，则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帝怒，下都察院考讯。都御史闵珪等抵以奏事不实，赎徒还役。帝责具状，皆上疏引罪，夺俸有差。珪赎徒毕，发为民。既而给事中庞泮等言：“哲等狱词覆奏已余三月，系狱者凡三十八人，乞早为省释。”乃杖满仓儿，送浣衣局；哲给璘埋葬资，发为民。爵及琦、玉俱赎杖还职。时弘治九年十二月也。（89）

张天祥事则发生在弘治十七年，已是朱祐樘临死的前一年了：

（张）天祥者，辽东都指挥佥事斌孙也。斌以罪废，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宁卫部十余骑射伤海西贡使，天祥出毛喇关掩杀他卫三十八人以归，指为射贡使者。巡抚张鼐等奏捷，（巡按御史王）献臣疑之。方移牒驳勘，会斌妇弟指挥张茂及子钦与天祥有郤，诈为前屯卫文书呈献臣，具言劫营事。献臣即以闻。未报，而献臣被征。帝命大理臣吴一贯、锦衣指挥杨玉会新按臣余濂勘之，尽得其实。斌等皆论死，天祥毙于狱。

天祥叔父洪屡讼冤，帝密令东厂廉其事，还奏所勘皆诬。帝信之，欲尽反前狱。召内阁刘健等，出东厂揭帖示之，命尽逮一贯等会讯阙下。健等言东厂揭帖不可行于外。既退，复争之。帝再召见，责健等。健对曰：“狱经法司谳，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断狱不当，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谢迁曰：“事当从众，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众证远，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狱，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边臣孰肯效力者？”健等再四争执，见帝声色厉，终不敢深言东厂非。一贯等既至，帝亲御午门鞫之，欲抵一贯死。闵珪、戴珊力救，乃谪嵩明州同知，献臣广东驿丞，濂云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论死，而斌免，洪反得论功。（90）

这不过是两件著名的冤枉案子，其他的像王献臣在弘治六年也被东厂侦缉陷害过一次，那时他以御史巡按大同，“尝令部卒导从游山，为东厂缉事者所发，并言其擅委军政官。征下诏狱，罪当输赎。特命杖三十，谪上杭丞”（91）。至于那时厂卫一般侦缉情形，则是挟仇诬陷，敲诈纳贿，不一而足。满朝大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几个大胆的小官冒死上言。其中所反映的厂卫情形，并不比汪直时代好多少，如弘治九年刑部典吏徐珪上疏言：

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有称校尉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赃而以为从、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灾异迭见……如不罢东厂，亦当推选谨厚中官如陈宽、韦泰者居之，仍简一大臣与共理。镇抚司理刑亦不宜专用锦衣官。乞推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则巡捕官校，当无有作奸擅刑，诬及无辜者矣。臣一介微躯，左右前后皆东厂镇抚司之人，祸必不免。顾与其死与此辈，孰若死于朝廷。愿斩臣头，以行臣言，给臣妻子送骸骨归，臣虽死无恨。（92）

同年，御史胡献也奏称：

东厂校尉，本以缉奸，迩者但为内戚、中官泄愤报怨。如御史武衢忤寿宁侯张鹤龄及太监杨鹏，主事毛广忤太监韦泰，皆为校尉所发，推求细事，诬以罪名。举朝皆知其枉，无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异日必为所陷，然臣弗惧也。（93）

还有，朱祐樘也和明代其他的独夫一样，除了信任厂卫侦缉以外，他还直接派有宦官特务侦缉朝臣。如：

（弘治八年）文武大臣以灾异陈时政，（吏部侍郎周）经为具奏草，而斥戏乐一事，语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奏草者。（94）

刘瑾

朱祐樘的儿子厚照是一个极其荒唐糊涂的人，先后信任大特务刘瑾、谷大用、江彬、钱宁等人。他在位一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之中，厂卫缉事之酷烈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独夫。

刘瑾原是厚照做太子时的一个听候使唤的宦官，厚照即位后立刻得到信任。于是，他便专擅朝政、作威作福的情形已分见各章，这里只说他的侦缉事件。

当他刚一抓到政权，第一件事便是攫取并增设特务侦缉机关。杀死政敌东厂太监王岳，以他的党羽邱聚代之。锦衣卫使石文义也是他的私人。又恢复西厂，令他的亲信谷大用主持。设立内行厂，直接由自己指挥。这许多特务机关连成一气，争着侦缉罗织，于是特务多如牛毛，布满天下，穷乡僻壤都有他们的踪迹。上至朝廷大臣，下至老百姓，都笼罩在极端恐怖的气氛中，有朝不保夕之感。《明史·刑法志三》有一段颇为生动的叙述：

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天下皆重足立。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厂卫之势合矣。

《明史·刘瑾传》也称：

瑾势日益张，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瞻。

其时侦缉之密，可以由此想见。甚至于江西一个偏僻县份的老百姓于端午节竞渡龙船，也被他们侦缉成为罪名：

正德三年西厂太监谷大用遣逻卒四出，刺访江西南康县民吴登显等三家于端午节竞渡，以擅造龙舟捕之，籍其家。（95）

至于其他的事情，自然不问可知了。

至于刘瑾自己直接指挥的内行厂，更是无恶不作。有些事件，简直是离奇古怪，无中生有：

时既立西厂，以谷大用领之。瑾又立内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比东西二厂尤为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无得全者。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余人集于城外东郊，持白梃劫人；声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惧。乃复之。瑾又令寡妇尽嫁，及停丧未葬者尽焚弃之，京师哄然。瑾恐有变，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众心，皆立内厂后事也。（96）

其时锦衣卫便是石文义，但主要负责的是高得林和杨玉，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