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教堂与墓地
在西欧行走时,常觉得教堂总是与墓地分不开。然而俄罗斯似乎不是这样,至少克里姆林宫里的教堂群落不是这样,虽然其中也有的停放着主教的棺椁。
俄罗斯的历史与战争是分不开的,几乎是愈战愈强,而教堂的建立也往往与战争有关,比如为纪念战胜喀山汗国胜利而建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几次显灵帮助俄罗斯人打败异族侵略的喀山圣母大教堂等。
了解每一座教堂的故事,也就侧面了解了俄罗斯的历史与性格。
最富盛名甚至成为俄罗斯标志的,自然是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设计师为了这座美仑美奂的教堂失去了双眼;而圣瓦西里的山寨版——圣彼德堡的滴血大教堂,则是另一个悲伤的故事,与亚历山大二世有关。
这位大帝一生为俄罗斯农奴解放而战,生平遭遇刺杀九十余次,却每次都有惊无险。在最后的这一次,1881年3月1日,他的马车经过涅瓦大街不远的格里鲍耶陀夫运河堤时,一枚炸弹投到了马车下。亚历山大二世本来是安全的,中枪的只是他的卫兵与马车夫。然而他不顾危险,亲自下车慰问车夫的伤势,结果被刺杀者再次偷袭,炸断了双腿,不治身亡。他的血从街口一直流到了格里鲍耶陀夫运河里,后来,他的儿子便在二世流血的地方建起了这座滴血大教堂,其中三分之二在陆地,三分之一凌驾于河上。
在我参观过的俄罗斯教堂中,这是惟一一座允许摄影摄像的教堂。于是,为了不亏待250卢布的门票,我便用相机拍完了用手机拍,然后再录下一段视频,以后日后反反复复地看。而每一次重看,都一如初见般惊艳。
教堂里最大的看点是壁画,取材于圣经故事,以圣母诞子与耶酥受难为主题的居多,数量如此之多,想必出自各大家之手,难得的是风格如此统一,笔触一般温柔,而且全部由意大利马赛克镶拼而成,色彩明艳,历久如新。教堂正前方有两扇雕琢精致的金门,门前是香烛,我站了一会儿,因为佛教弟子的身份,不能参拜也不便祈祷,便只有静默。
走出教堂,再一次对着教堂的屋顶仰视,这是哥特式建筑与穹顶的最完美结合,彩色的洋葱头不知用什么材质造成,在阳光下泛着光彩,让人心生欢喜。事实上,教堂内外的每一个细部都如此精美,以至于眼睛简直要被刺伤,而镜头完全不能记录那种极致的感动。
看得久了,会觉得教堂在动,要恍惚一下才明白是云在动。天是多么蓝,云是多么白,仿佛是还没来得及下凡的雪堆在了天上,排着队向另一个方向涌去。
最美丽最尊贵的教堂似乎总是与死亡分不开。而莫斯科最令我感动的教堂建筑,正是因为曾囚禁索菲亚公主而闻名的修道院。公主死后便安葬在这里,之后陆陆续续有很多在政权斗争中失势的皇室成员也都埋葬于此,近代更开始迎入对莫斯科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各界名人,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军政要员、二战英雄等等,遂成为排名世界第三的公墓文化的标的性建筑,其最大特色就是墓碑的设计与墓主的生平紧密相关,换言之,这是一座墓碑雕塑的大型展览馆。
这是此次俄罗斯之旅中我最想拜访的一个景点,却放在了临走的最后一天进行。前夜刚下过雪,天气微凉,走入公墓,第一感觉是:如此整齐,如此拥挤!
正对大门笔直的一条宽路,两旁密密排布着五百年间的两万多个灵魂。他们生前享有盛名,死后仍受朝拜,这使得公墓群没有丝毫阴森感,倒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大咖派对。
对我来说,其中最可敬拜的是果戈理与契诃夫。而这两座墓的设计都谈不上太夺人眼球,放在整个墓群里,若不是导游指引,根本认不出来。
据说果戈理的墓里埋葬的是一具无头尸。因为有个超级粉丝太迷恋果戈理,以至于买通守墓人,偷走了他的头在家中供奉。后来俄政府要求追回,这个人却就此失踪,果戈理的头当然也失去了下落。
有趣的是,墓碑上还放了一本小说,是中文,不知是哪位先到的同胞放在这里的。我看不清内容,也不好意思伸手过去翻一下封面,不知道是《死魂灵》还是《钦差大臣》。
契诃夫的墓则在一个子弹头样的小尖顶屋子下,拦着雕花栅栏,像座袖珍花园。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在课本中读到他的《凡卡的信》,曾悲伤地问妈妈:凡卡的爷爷会收到那封信吗?妈妈肯定地回答:不会,因为没有地址。那天下午,我哭了很久很久,只觉心里的委屈流也流不尽,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接触到的短篇悲剧小说,直指人心。
那时候我就曾暗暗地想:有一天,我也要写出这样能让人流泪的好文章——这愿望,如今实现了么?
墓地里还有一位沉睡的大作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墓碑是作家侧望的坐像,因为到死时他已经双腿瘫痪双目失明。
还有我小时候看过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的主人公与作者——姐姐卓娅生前在严刑拷打中被弄瞎了双眼,剜去了左乳,所以她的雕像是一个扭曲的女体,仰首望天,半裸左胸,极其痛楚而坚毅的姿态;弟弟舒拉的墓与姐姐对面而立,他死在了二战胜利的前夕;他们的母亲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默默站在一旁,守着自己的儿子,望着惨死的女儿。
世间之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法想象这位坚强的母亲面对儿女的死亡,是怎样一字一泪锥心泣血地完成这本薄薄的小书的。
艺术家的墓碑也是艺术的。比如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的雕像,便正是一个跳舞的女郎。有趣的是她身旁的墓碑,属于一位并不是特别著名的歌唱家,我记不住名字,但听说她现在也是赫赫有名了,比生前更加有威望,原因正是因为葬在了乌兰诺娃的墓旁——傍角儿傍到墓园来了,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再如俄罗斯马戏创始人的雕像,是一个抽烟的老头,身前横卧着他最忠实的伴侣——狗,旁边则是自己的兄弟。真是其乐融融,无比和谐。看到他们,就觉得天堂是真的存在了。
政治人物的墓自然也不可错过,他们生前风云变幻,死后也迷团重重。
最大的谜莫过于斯大林之墓,到底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倒是他妻子的墓非常明确地挺立在墓园里,这位高加索第一美女的头像被严密地保护在一个玻璃罩子中,原因是害怕斯大林的仇家破坏。意味深长的是,这位第一夫人的自杀一直是个谜,而扼在雕像脖子上的手粗大有力,分明是一只男人的手——莫非,这就是设计师向世人揭露的猝死真相?
赫鲁晓夫的墓碑是黑白相间的,象征着他一生功过各半,更有寓意的是他的头像嵌在黑白石碑间,微微笑着,仿佛在倾听后人对他的褒贬。
墓碑的设计者是他生前数次诋毁的人,而邀请此人设计自己的墓碑则出自赫鲁晓夫的遗命——不知是他真心欣赏这位艺术家,还是觉得只有“敌人”才可以给出最客观的评价?
叶利钦的墓占地最广,在入园处不远一个非常显眼的小广场上,用国旗的红白蓝三色组成,有人说:这意味着叶利钦是俄国走向富强的绊脚石。
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的墓碑是一尊美丽的青铜像,下面堆着鲜花。旁边空着一块地,是戈尔巴乔夫为自己预留的——我把这看成是一个承诺——在她之后,他不会再看重另一个女人如她这般,当他死后,惟一要去投奔的爱,就是她!
走过这些大名鼎鼎的俄国政要的身边,我来到园中惟一的中国人的墓前——王明和他的妻子。
早在中国历史课本里,我们就已经熟悉了这个名词:王明路线。这是一个天才型的少年,21岁时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能说一口流利俄语,并在斯大林访问中国时任翻译;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并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之后因为“左倾”而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但直到新中国建立,也仍然任职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还负责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其后以养病为由申请前往苏联,长期客居;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戴上“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成了反面典型,也再没有回来过;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葬入新圣女公墓。
很多人为了他的客死异乡而唏嘘,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且不说留在国内的话,“文革”他会怎样的在劫难逃,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就算安然入土,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殊荣,接受世人长久的膜拜。
同他对面而立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两夫妻没有合葬,是王明死后,妻子改嫁了。但这位神秘的夫人也并不寂寞,虽然没有同丈夫合冢,却与女儿共碑,倒不知她改嫁的丈夫葬在了哪里。
漫步园中,虽然积雪未融,倒并不觉得冷。与其说这是墓地,倒勿宁说更像一座公园。想象春暖花开时,会有很多学生和粉丝前来朝拜,那是生者与死者最亲密的交流。
在欧洲人眼中,墓园不是阴宅,而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也是陶治心灵之地——如果说此前这些概念我只是听说而已,那么此时走在新圣女公墓,则对这一点有了最真切的认识。
隐隐有钟声,是索菲亚修道院的玄音吗?愿死者在天堂安息,愿生者在尘间安乐,愿世上永无战争,人间永无争竞。我知道这是一种奢望,但仍然忍不住祈祷,只有走过生死的人,才会知道你死我活的争斗有多么无聊。
教堂也好,墓地也罢,都是为了抚慰人们的心灵,而只有和平,才能带给所有人真正的安宁。当钟声再次敲响,我只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平静地来,快活地去,不留遗憾,不怀怨怼,就这样从容地走过人间,奔赴最平和的寂灭或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