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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发现（第2页）

琉璃河M1193大墓平面及墓道剖面图

到了1986年9月，殷玮璋回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汇报工作，汇报到想发掘的那座大墓一直没有发掘时，考古所副所长王廷芳问道：“老殷，那座墓还想不想挖，要是挖，所里还有点钱，可以给你一万块作为发掘经费。”殷玮璋一听，当场答应下来，决定立即回去和黄土坡村的村干部再度协商，只要钱一拨下来，马上实施发掘。

考古队和村干部围绕经济问题经过又一次拉锯战之后，这座标号为M1193的大墓终于在1986年10月14日得以正式发掘。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始终注视着盗洞的走向和变化。这座墓被盗于何时已不可知，从表面看，盗坑位于墓室的北部正中，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到距地表6米处，盗坑由原来的长3。05米、宽1。95米，变成东西长2。6米、南北宽2。4米的椭圆形。至距地表8。4米的椁顶时，盗坑已扩及东、西、北三侧墓壁，占了墓室的北半部。盗坑下部仅有零星的铜扣、长方形铜辔具，以及穿孔骨角、蚪片等小器物出土，这些无疑都是盗墓贼看不上眼的东西。

琉璃河M1193大墓发掘情形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盉及盉盖上的铭文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青铜罍

当M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已是1986年的11月下旬。严寒的冬天来临了，天空开始飘起雪花。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物——铜罍和铜盉。墓葬中有铜器出土，其意义和价值就非同一般。由于两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工作队长殷玮璋决定先将其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想不到两个月后，经考古所技术室文物保护专家的除锈工作，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在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各为43字的铭文：

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

于乃辟。余大对乃享，

匽入土眔（及）厥辞。”

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夨簋铭文之后又一篇关于周王封邦建国、授民封疆的重要文献。它的文字虽不如宜侯夨簋铭文长，但它的研究价值却毫不逊色。

关于这两件铜器的铭文内容、墓葬的性质及墓主人等问题，殷玮璋等考古学家于1990年发表的《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中曾做了这样的结论：

从两件铜礼器看，罍为小口，短颈，圆肩，圈足较矮，以弦纹、圆涡纹为装饰；盉体圆鼓，分裆不甚明显以及鸟纹的长尾不分段等特点，这都是周初器的特征。后者比灵台百草坡1号墓所出的盉还要早一些。

另外，从出土的铜戈看，多为短胡一穿，只有一件长胡三穿。但长胡三穿之戈商末也已出现，不过当时仍以短胡一穿者为常见，这与大墓所见是一致的。“成周”戈的出土说明此墓的年代上限不得早于成王时期，但其他器物也不会晚于康王时期。所以，将此大墓定在西周早期或成康时期是合适的。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第251号墓出土的父戊尊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100号车马坑平面图

有的学者根据唐人司马贞在解释《史记》“封召公于北燕”时说的一句话，认为当初召公本人并未亲自到燕国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样，由自己的长子去燕国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应是召公的长子，那么M1193号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长子之陵了。

尽管学者们对上述问题有所分歧，但所确定的M1193号大墓的墓主就是燕国的第一代君侯的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它对早期燕国史和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它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北京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

从1995年开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对琉璃河遗址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发掘，在工作中，重点对城址、居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自1996年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三家首次联合对遗址进一步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1997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设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这一专题。专题分别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王鑫、田敬东，北京大学考古系雷兴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晓明等考古学家承担。在“工程”开展后的几年中，赵福生等考古专家通过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城址、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等进行补充发掘，得出了一个可靠的分期结论。关于西周燕都遗址的始建年代，赵福生等研究后认为，琉璃河遗址内应有三种文化共存：“商文化、周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遗址中的居住址发掘的所有遗迹中出土的陶片，一直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张家园上层）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工程”专题研究人员结合城墙基础和城外护城河内出的遗物推断，认为燕都城址始建于召公封燕之后，而绝不会早到商末。这样，就彻底避开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难以区分的纠葛，为确定早期燕文化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下限年代标准。专题人员将琉璃河遗址的居址和墓葬分为三期六段，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三期，基本上与中原地区诸侯国文化的发展进程相同。通过对各阶段年代的测定，可为整个西周列王年代的判定提供重要的依据。

关于召公封燕的具体时间，世传有两种说法：一为武王说，一为成王说。自1986年发掘出土的克盉、克罍发现有“王曰太保……”的铭文之后，虽然专家对此解释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文中的“太保”就是指召公奭，且铭文中所言即第一代燕侯封燕之事却一致认同。所有史料均记载召公是在成王时为太保，如《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工程”专题组认为，封燕之事应为成王时，因武王之时，召公还不是太保而只称召公。另从《史记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的记载推断，虽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罍、克盉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中，赵福生等专题人员于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一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两字，这两个字的发现，对年代学的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断代意义。

琉璃河燕国墓地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琉璃河遗址居址区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年。因此，“成周”卜甲的发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会超过成王时期。从H108灰坑发掘的情况看，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H108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将所出碳化样品用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之间。这个测年结果与M1193号大墓的测年数值的对比研究，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成王封燕说。同时据《诗·大雅·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从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的记载来看，虽然史家对此尚有争议，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工程”研究者认为，据此记载，封燕及修筑燕都之事更可细推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间，也就是说，燕都遗址内的最早测年数据，应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这一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通过“工程”专题组人员对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遗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这个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纣之年，因而，遗址的最早年代就成为检验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这个下限应是公元前1020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96H108墓出土的“成周”卜甲

注释：

[1]原注：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军宣队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