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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透露的秘密（第2页）

中期：穆、共、懿、孝、夷

晚期：厉、宣、幽

由于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整个谱系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这样所判定的年代就较为客观合理。

在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1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做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

西周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分期断代表

续表

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总体框架，并不能确定全部、具体的西周王年。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此基础上，依据五件青铜器和一条天象记录，结合文献，采取从后往前的方式，来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所依据的材料分别是：

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晋侯稣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按“工程”设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7个支点，整个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1。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1992年，陕西省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铜鼎。该村位于县城南约2公里的申店乡，此处西为神禾原，东为少陵原，潏河从南而来，在徐家寨村南折而西流。这一年，长安县在此处大搞黑河引水工程，就在引水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包括吴虎鼎在内的一堆青铜器被隆隆的推土机推出。由于工地环境复杂，人员混乱，吴虎鼎等青铜器刚从泥水里推出，就被现场的民工哄抢一空。长安县文管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赶往工地展开调查，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吴虎鼎等大部分出土的青铜器被追回。由于出土地点被破坏，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已无法知道具体的埋藏情况了。

“工程”成员在考察吴虎鼎铭文。自左至右：刘雨、陈久金、李学勤

据长安县文管会穆晓军后来发表的文章称：“所出吴虎鼎为立耳，小平沿，半球形深腹，蹄足，口沿下饰窃曲纹带。窃曲纹为变形夔凤纹，中间有目，下衬一道弦纹。腹底三足间有三组弦纹，每组两道。此鼎通高41厘米、口径40厘米、耳高7。9厘米、耳宽9。5厘米、足高18厘米、足径4厘米、壁厚0。5厘米，总重15。4公斤。”

吴虎鼎被追回后，一直作为一般文物放在县文管会的库房内收藏，直到1997年清查库房文物，工作人员对此鼎上的土锈进行剔除时，才发现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铭文。铭文镌刻在鼎腹的内壁，共16行，每行10至12字，共计164字。由于一足脱裂，造成了几个字残缺不全。经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及其他专家释读后，发现其铭文的内容是：

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从形制、纹饰看，吴虎鼎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据李学勤考释，铭文中的“吴虎”非吴氏，“吴”当读为虞衡之虞，是官名。铭文中“周康宫夷宫”当为夷王之庙，而铭文中的“剌王”当为厉王，由此可知这是一件目前最为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由于有了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将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校正，在证明《史记》纪年可信的同时，可以将此鼎铭文中记载的日历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

吴虎鼎铭文拓片

晋侯墓地M8墓室平面图。右下角为盗墓贼劫余的两件铜编钟

2。晋侯稣钟与善夫山鼎

晋侯墓地M8墓出土的两件稣钟摹图与铭文

晋侯墓地M8墓经盗墓贼盗掘后，出土的两件稣钟

前文已述，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自1986年之后，即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继而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整个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许多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惨遭洗劫。就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盗墓狂潮中，1992年秋，遗址中晋侯墓地M8号墓又遭到了盗掘。狡猾的盗墓贼利用地形地物，先将墓室东南角用炸药爆破成一个竖井状的坑道，然后顺坑道下挖至椁室东南角的底部，紧接着再向西横穿一个圆洞直接到了棺椁的足端。正当盗墓贼顺洞而入并在墓中疯狂地劫掠器物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由于村民的制止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珍贵文物仓皇逃离。

鉴于该墓葬已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七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件有铭文四字，为“永宝兹钟”。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还有同伴，并和同伴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看来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归，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马承源，1927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少年在家乡读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天，14岁的他随父亲乘坐一只小帆船从海上漂泊至上海，不久即入上海的一所中学就读。在中学时期，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当他考入大夏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后，因频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逮捕的黑名单。随着形势日趋恶化，1948年，他被党组织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随军南下重返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公私合营等社会改造运动，其间差点当上了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厂长。自1954年起，调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后长期担任该馆馆长。

马承源（左一）介绍香港友人叶肇夫捐赠的子仲姜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勾结海外走私团伙，大肆走私盗卖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国宝流失海外。1992年，马承源因公务去香港，由于职业的习惯，便经常趁工作的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场逛逛。也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浏览中，他发现许多内地出土的珍贵文物在此明码标价出售，这种状况让他感到极其痛心和内疚。自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些流失的国之重宝尽己所能地抢救回来。在回上海前，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许多朋友，并让他们留意古玩市场的动向。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给马承源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十四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的文物。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在确定为珍贵文物后，他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同时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连一件也买不到。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