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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第1页）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有关患者对他人的基本态度的讨论使我们熟悉了患者试图解决冲突的两种主要方法，更确切地说，是两种处置冲突的方法：一种是压抑人格中的某些方面而突出它们的相反面，另一种是保持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使冲突无法起作用。这两种方法都能使个体获得统一感，使他能发挥自己的各种功能，即使是以让自己受到损害为代价。（14）

除此以外，患者还做出了另一种尝试，那就是创造一种自以为是的形象，或者是他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能够或应该表现的形象。无论是在意识层面，还是在潜意识层面，这种形象与现实总是相距甚远，哪怕它确实会对患者的生活造成影响。不仅如此，这种形象的特点总是非常讨好个体，就像《纽约人》中的一幅画里表现的那样：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又苗条的女孩。这种形象的具体特点因人而异，取决于人格结构：有的人想突出的是美貌，有的人想突出的是权力、才智、天赋、圣洁、诚实，或者是其他任何特征。由于这种形象非常不切实际，因此常常使个体高傲自大。“高傲自大”这个词尽管被当作目中无人的近义词，但实际上是指把自己所不具备的，或是有这种潜能但实际上还没表现出的品质归到自己身上。这个形象越是不现实，患者便会越脆弱，越贪求别人的肯定和承认。对我们确信自己具有的品质，我们是不需要他人来证实的，但如果别人对我们所谎称的品质表示怀疑，我们就会变得极度敏感小气。

我们可以在精神错乱者肆无忌惮的自夸中观察到这种理想化形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形象本质上也是如此。诚然，在后者，这种形象没有前者那般异想天开，但他们也一样会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真实形象。如果我们把理想化形象与现实表现的差异程度作为精神错乱与神经症之间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理想化形象看作神经症混合着少许神经错乱成分的产物。

理想化形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潜意识现象。尽管在一个外行的观察者看来，患者的自我夸大已经再明显不过，患者却不知道他正在把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在这种形象中包含了多少奇怪的特点。他也许会隐隐感觉他在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但他把这种“完美主义者的追求”错当成了真实的理想，因此从不质疑其是否真实，反而还引以为傲。

这种想象影响着他对自己的态度，造成的影响因人而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关注的重点。如果神经症患者关注的是使自己确信自己符合这种理想化形象，他便会相信自己实际上就是个大师，是个讲究人，就连自己的过失也变得很神圣。（15）如果他关注的是现实自我，与理想化形象相比，现实自我就会相形见绌并显得卑劣低下，患者便会自我贬低。这种产生于自我贬低过程中的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一样，偏离现实自我。所以，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贬低化形象。如果患者关注的是理想化形象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那么我们会看到，他会不惜一切地企图缩小这种差距，鞭策自己变得完美。在这种情况中，患者会一直反复念叨一个词——“应该”。他不断向我们念叨，他应该有何种感受、想法和行为。他从心底确信自己天生完美，就像一个天真的“自恋者”一样，表现出来就是他相信只要对自己再严一点，只要自己更加自律、更加警觉、更加谨慎，他实际上是能够达到完美的。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形象有一种静止的品质。它不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让人顶礼膜拜的固定观念。真正的理想有能动性，能激发人们去努力接近它，是促进个体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力量。而理想化形象对个体的成长来说只会构成障碍，因为它要么否认缺点，要么仅仅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把人引向谦虚，理想化形象则把人引向自大。

无论人们怎样定义这个现象，它都早已被认识到了，历朝历代的哲学著作中都提到过它。弗洛伊德在神经症的理论中引入了这个概念，给了它很多称呼：自我理想、自恋、超我。它也构成了阿德勒心理学理论的核心，称为优越感。要指出这些概念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差异，那就说来话长了。（16）简而言之，所有这些理论都只涉及了理想化形象的某个方面，而没有纵观全局。因此，尽管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包括弗朗兹·亚历山大、鲍尔·费登、伯纳德·格鲁克和恩斯特·琼斯）都做出过贴切的评论或争论，但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全部意义和功能。那么，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呢？显然，它可以满足基本的需要。无论不同的学者在理论上怎么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它构成了神经症的堡垒，其地位难以动摇或削弱。比如，弗洛伊德认为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就是治疗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功能或许是它最根本的功能，即理想化形象取代了基于现实的自信和自豪。首先，一个无法摆脱神经症的人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自信，因为他遭受的境遇完全是破坏性的。即使他还有那么一点自信，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日渐削弱，因为自信赖以存在的条件总是被毁掉。我们很难简单地概括这些条件，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个体是否有充满活力的感情力量，是否建立起了自己的现实目标，是否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无论神经症发展到了哪一步，这些因素都会被毁掉。神经症倾向损害自我决断的能力，因为患者是被驱使的，而不是主动的。其次，患者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持续地被削弱，还因为他对别人的依赖，无论这种依赖是何种形式：盲目地抗拒，盲目地渴望超群，盲目地躲避他人——这些都是依赖的不同表现形式。最后，由于他把大量感情力量压抑了下去，使它们无法起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他几乎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目标。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基本冲突造成他自身的分裂。由于患者失去了根基，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作用和力量感放大。这就解释了为何理想化形象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认为自己有无穷的威力。

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紧密相关。神经症患者在真空中并不感到软弱，而在这个处处会有敌人的世界，他才觉得别人随时会欺骗、贬低、奴役、击败自己。所以必须时刻留心、处处提防，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但这不是出于虚荣和任性，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他打心底感到自己脆弱、卑劣——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他必须寻找出一点东西来使自己感到比别人更优秀、更有价值，无论其表现是感觉自己比别人更高贵或更残忍，更仁爱大度或更尖酸刻薄。总之，他必须在心中感到自己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强——这还不包括想超越别人的原动力。这种需求的主要成分是想胜过别人，因为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如何，患者都有一种脆弱感，觉得自己随时会被人轻视和羞辱。为了抵消屈辱感，就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这种需要可能只存在并作用于患者自己的思维中；它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但它是对优越感的神经症性需要的一种内趋力，而且带有特殊的色彩。（17）当前社会文明的竞争性不仅在总体上有助于诱导和引发神经症，还助长了这种对优越性的追求。

我们已经看到，理想化形象能够取代现实的自信和自豪。除此之外，由于神经症患者的理想是充满矛盾的，这些理想自然没有约束力；它们总是模糊不清，不能给患者任何指引。但是，若不是他致力于追求这种自创的偶像目标，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他会感到生活毫无目的。这一点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尤为明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理想化形象被动摇，使他一度感到非常迷茫。并且直到此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理想的混乱，从而开始感到这种混乱的理想并不可取。在此之前，不管嘴上怎么说，这个问题都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也没有被他理解。现在，他第一次认识到理想有真实的意蕴，于是便想弄清楚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因此说，患者的这种体验恰恰证明理想化形象取代了真实的理想。对这一功能的理解有临床治疗的意义。医生在治疗早期可以向病人指出他的价值观中的矛盾，但无法指望病人会对这一问题表现出积极的关注，所以还不能着眼于他的价值观矛盾，除非病人能够放弃他的理想化形象。

在理想化形象的各种功能中，有一种特定的功能使理想化形象僵死不变。如果个体私下总把自己看成十全十美的神，那么他最明显的过失与缺陷也会隐而不见，甚至会带上一点迷人的色彩——这就像在一幅出色的画作中，虽然是破败的场景，但是断壁残垣不再显得破败不堪，而是一种融合了褐色、灰色和红色的优美组合。

通过提出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能对这种防御性功能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失和缺点？这个问题乍看之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我们可以想到无穷多的可能。但它有一个相对具体的回答，即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失和缺点，取决于他接受自己哪一点，排斥自己哪一点。在类似的文化条件下，基本冲突的哪一个方面占主导才是决定因素。例如，顺从型个体并不把自己的恐惧和无助看成缺点；而攻击型个体却会把哪怕一点点这种感觉当作可耻的行为，觉得应该隐藏起来不让别人和自己看见。顺从型个体会把自己带有敌意的攻击倾向看作一种罪恶；攻击型个体会把自己的柔情看作令人鄙夷的软弱无能。另外，每一种类型都在坚持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认可自己的那些方面只不过是一种伪装。比如，顺从型个体并非真的仁爱大度，但他必然否认这个事实；超脱型患者并非自己选择了独处，而是因为他不会与人相处而不得不这样，这个事实也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一般来说，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拒斥虐待狂倾向（后文将会讨论这一点）。这样我们可得出这个结论：被患者认为是缺点并加以拒斥的东西，就是与患者对待他人的主导态度不相协调的东西。同样的，理想化形象的防御功能是否认冲突的存在；这种形象之所以无法移除，就是这个原因。在认识到这点之前，我常常感到奇怪，要病人相信他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了不起、那么出众，为什么如此艰难。现在看来就一目了然了。病人不能退让分毫，因为承认了自己的某一缺点，就会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冲突，从而威胁到他一手建立的虚假和谐状态。因此，我们得出，冲突的强度与理想化形象的刻板程度之间呈正相关：理想化形象越复杂、越刻板，冲突就越严重。

除了前面讲的四种功能之外，理想化形象还有第五种功能，它也与基本冲突有关。除了掩盖冲突中个体所不愿接受的内容，理想化形象还有一种更为积极的作用。它表现的是一种艺术性创造，可以使对立物显得更加协调，或者至少在患者眼中不再认为那是冲突。仅举几例就能说明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为了简明扼要，我会只说存在冲突的名字以及它在理想化形象中的表现形式。

在X的内心冲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顺从倾向——他非常渴求别人的喜爱和赞许，想被别人照顾，想变得有同情心、慷慨大方、贴心有爱。排在第二位的是自我孤立倾向，他厌恶合群，强调独立，畏惧联系，担心强迫。他的自我孤立倾向不断与对亲密关系的需求相冲突，结果再三干扰他与女性的关系。另外，他还有明显的攻击性内驱力，其表现是他在所有事情中都想争第一，想间接地支配他人，有时又想利用他人，却不能容忍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这些倾向大大地降低了他的求爱与交友能力，并且也与他的自我孤立倾向相冲突。由于他不知道这些内驱力的存在，便制造了一个理想化形象，它由三个角色组成：首先，他是一个很棒的恋人和朋友——女人眼中应该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谁比他更有魅力；其次，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领导者，是人人敬畏的政治天才；最后，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智者，能洞悉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终极价值。

这样一个理想化形象并非全是幻想出来的，患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潜能。但他把潜能抬高成了自己已经做到的事实，变成了强大的、独一无二的成就。不仅如此，患者内驱力的强迫性也被掩盖了，与之相反，他相信这是自己内在的品质与天赋。原本是对爱与赞许的神经症性需要，却被当成是爱的能力；原本是想出人头地，却被当成是天生高人一等；原本是自我孤立，却被当成是独立与智慧。可以认为，他的冲突是如此被“驱除”的：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干扰并阻碍他实现自己潜能的驱动力，被他抬高到理论上完美的范围内，变成了丰富人格中相互协调的几个方面；它们代表三个方面的基本冲突，并被分隔到三个角色中，一同构成他的理想化形象。

另一个例子能更加清楚地说明分隔冲突成分的重要性。（18）Y的主要倾向是自我孤立，这种倾向还比较极端，有着我们前一章描述过的所有表现。Y还有很明显的顺从倾向，但是Y自己却对此视而不见，因为那与他独立的需要相左。他又想变得极其优秀，这种努力偶尔会挣破压抑的外壳。此外，在他的意识中还渴求亲近人，这又不断与他的自我孤立相矛盾。他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变得咄咄逼人、冷酷无情：他着迷地幻想着大规模的毁灭，恨不能杀死那些干预他生活的人；他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笃信丛林哲学——强权即是真理，自私自利，天经地义。然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却相当胆小怕事，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显露出他强硬的一面。

他的理想化形象是这样的一种奇怪组合：大多数时候，他是山间隐士，早已超凡入圣；偶尔，他又变为一个狼人，丝毫没有人性，一心杀戮。并且似乎这两种不相容的角色还不够，他还是理想的友人和恋人。

我们看到，在这个例子中，患者同样否认神经症倾向的存在，同样自我夸大，同样错把潜能当作现实。只是，在这个例子中Y没有企图去调和冲突，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和现实生活不同，这些倾向显得非常纯粹。因为它们相互隔离，所以互不干扰。这就是它最重要的一点，冲突就这样“消失”了。

最后一个例子的完美化形象更具统一性。在Z的现实行为中，攻击性占主导，同时还有虐待狂倾向。他总是颐指气使，爱利用人，征服一切的雄心驱使他无情地前进。他善于计划、组织、争斗，并有意识地奉行一种不折不扣的丛林哲学。他也非常自我孤立，但他的攻击性内驱力总是使他陷入与他人的纠缠中，所以他无法保持离群的状态。不过，他严防自己卷入任何与他人有关的联系，也不让自己享用任何由他人赠予的东西，这一点他做得相当好，因为他深深压抑了自己对他人的积极情感；而他对亲近关系的渴求也主要通过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他还是有明显的顺从倾向，同时还有对赞许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又干扰了他对权力的追求。另外，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些道德标准，主要是用来钳制他人，但是，也会情不自禁地用到自己身上。这些标准自然与他的丛林哲学水火不容。

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他是身着闪光甲胄的勇士，有着远见卓识，追求正义。他是一个英明的领导，不与任何人私下里亲近，而且赏罚分明，秉公办事，诚实而不伪善。女人们爱他，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情人，但绝不把自己拴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这跟别的例子一样，患者达到了相同的目的：把基本冲突的成分混合了起来。

由此可见，理想化形象是试图解决基本冲突的一种方式，其重要性至少与前面我描述过的其他方式相同。它有巨大的主观价值，作为一种障眼法，它使个体看不到冲突的存在，把被分裂的人格整合起来。虽然它只存在于患者心中，却对他与别人的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

理想化形象可以说是一种虚构或幻想的自我。但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此是有误导性的。在创造理想化形象时，患者凭借的是主观愿望，这一点很明显，但这并不表示理想化形象是完全虚构的，尤其是我们考虑到患者在其余方面都是以现实状况为立足点的。想象的成分中交织着非常现实的因素，现实因素也是决定性因素。理想化形象中通常包含着患者的真实理想。尽管夸大的成就属于幻想，掩藏其下的潜能却常常是真实的。更有可能的是，理想化形象产生于非常真实的内心需要，可以实现非常真实的功能，对患者产生实在的影响。它的产生往往由非常明确的规律所决定，这样，我们便能从它的具体特征中准确地推断出患者的真实性格结构。

对于神经症患者本人来说，不管理想化形象中包括了多少幻想的成分，它都是真实的。这一形象越是坚实，他就越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理想化形象，同时他的真实自我也会越来越暗淡。这种对现实情况的颠覆是必然会发生的，其原因恰恰是理想化形象所起到的作用。这些作用全都是为了抹去真实的人格，把聚光灯转向理想化形象。回顾许多病人的病史，我们会看到，理想化形象的建立很多时候简直是救了他们的命，患者在理想化形象受到攻击时会反抗，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这种行为是完全合理或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只要对他来说理想化形象是真实且完整的，他就可以认为自己非同一般、高人一等、和谐统一，哪还会管这些感觉其实只是幻觉。基于他自认的高人一等，他便认为自己有资格强求和索取。但假如他允许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被动摇，想到要面对自己的所有缺陷，不再有资格提各种特殊的要求，自己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甚至还会看不起自己，便会立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更恐怖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这让他极度害怕自己会被撕成碎片。实际上，这种处境可以给他机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这要比理想化形象的所有光芒宝贵得多。但在很长时间内，这对他毫无意义，这只是令他害怕的在黑暗中跳跃。

理想化形象有如此巨大的令人推崇的主观价值，若不是因为它具有无法避免的巨大缺陷，它的地位会坚不可摧。首先，因为理想化形象是虚构的，所以它的整体建筑结构岌岌可危。这间藏宝室装满了炸药，使患者极度脆弱，不堪一击。只要受到外界的一丁点儿质疑或批评，只要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的标准，只要他窥见内心相互冲突的力量，这间藏宝室就会爆炸或坍塌。他唯恐遭受这种危险，便只好限制自己的生活。他不得不回避那些得不到别人赞美和认可的处境，他不得不回避那些没有把握的任务，他甚至会对所有实际努力产生反感。对他这种天才来说，只要想到自己可能会画的画，便算是完成了一幅杰作。只有凡夫俗子才会靠实际努力达成目标，要他像张三李四王五一样努力，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凡夫俗子，这简直是一大耻辱。而实际上不付出努力就不可能有所收获，他的态度恰恰驱使着他远离本就遥不可及的目标。于是，他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只会扩大。

他不断期待着别人对他的各种肯定，包括认同、赞美、吹捧等——然而这些只能给他暂时的安慰。他可能会潜意识地厌恶每一个优秀者或者在某个方面比他强的人，比如更有主见、内心更加平和、更见多识广等，因为这种人威胁着他的自我评价。他越是死命地认为自己就是那种理想化形象，他的这种厌恶就越强烈。或者，如果他本人的傲气被压抑了下去，他就可能会盲目崇拜那些声称自己很重要，并且盛气凌人的人。他崇拜的是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自己理想化形象的影子，但是他必定会失望，因为他迟早会发现自己崇敬的那些神原来只关心他们自己，以及他在他们的祭坛里烧了多少炷香。

或许，最糟糕的问题是理想化形象会使个体远离自我。只有远离自我，才有可能压抑或消除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种变化，而神经症虽然自有其基本属性，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个体完全忘记了自己真正感受到的、喜好的、排斥的、相信的是什么——简而言之，他忘记了真实的自我。忘记了真实的自我，他便按照理想化形象生活。比起那些临床描述，詹姆斯·马修·巴里在《汤米与格丽泽尔》一书中塑造的人物汤米更好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当然，如果患者不是陷入由无意识的托词和合理化作用编织的“蜘蛛网”中，也不会有这种行为，也不会过得朝不保夕。患者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因为他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他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困难增多，他会充满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也正是他的自我一直处于异化状态的鲜明表现。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遮蔽内心世界的那一层虚幻必然会扩展到外部世界。有位病人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情形：要不是现实世界的不断干扰，我本来可以过得很好。

虽然理想化形象的存在是为了消除基本冲突，且它在有限的范围内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它同时也在人格中造成了新的裂隙，其危险比原来更大。大致来说，个体为自己构建起理想化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但是，把自己放在理想化形象的位置上之后，他更加不能容忍他的现实自我，既而开始因此恼怒，并且因为达不到对自我的要求而暴躁。于是他在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在理想化形象与真实形象之间摇摆，找不到一个坚实可靠的中间地带。于是，便发生了新的冲突。一方面是他的强迫性的、相互矛盾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内心失调所造成的内心决断。他对这种内心决断的反应，跟一个人对政治上的独裁所做的反应一样：他可能认同这位独裁者，也就是说，他感到自己真的是内心所宣称的那般了不起和完美，或者他会努力踮起脚尖以达到它的要求，或者他会对抗这种内心的强制，拒绝承担它强加于自己的责任。假如他的反应是第一种，我们看到的便是“自恋者”的表现，他受不了别人的批评，他实际存在的裂隙并不为自己的意识所察觉；假如他的反应是第二种，我们看到的表现则是一个至善的人，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在第三种反应中，患者表现为拒绝对任何人和事承担任何责任，他往往会变得行为古怪、不负责任、消极。我之所以慎重地使用“表现”这个词，是因为无论他是何种反应，从根本上来说他一直都是焦躁不安的。即便是那些本来认为自己“自由”的反抗型患者，也会在那种他想推翻的、强加于自己的标准下努力工作；他也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他人，只有这时才能说明他还受制于自己的理想化形象。（19）有时，患者会在两个极端中来回反复。比如，他可能在某个时期内想当大好人，但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安慰，便180°大转弯地走向反面，坚决反对这种“大好人”的标准。或者，他会从极度的自我崇拜一下子转到完美主义。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不同态度之间的结合。它们都指向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不难解释这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尝试中没有任何一种是令患者满意的，它们都注定会失败；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患者不顾一切地想摆脱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用的手段；在其他任何无法忍受的情境中，他们都会尝试截然不同的手段，一种不行，便用另一种。

所有这些后果共同形成了阻碍患者真实发展的强大障碍。患者往往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尽管他否认这一点，但他注定会对自己的成长失去兴趣。在谈到成长时，他心里只有一种潜意识的想法——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形象，一个完美无瑕的形象。

因此，治疗的任务是使患者正确认识他的理想化形象，帮助他逐渐理解理想化形象的所有功能和主观价值，让他看到它必然带给他的痛苦。然后，患者会开始扪心自问他那样做是不是代价太高了。只有当患者不再需要创造理想化形象时，才能最终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