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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怒拔剑乃是英雄本色，文鸯拔出剑，要带着老爹的部属前去向诸葛诞复仇。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老爹旧部竟然不愿听命于他！这说明部属们对文钦之死颇为冷漠，甚至无动于衷。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翻翻史料，看看时人对文钦的印象——“刚暴无礼”“骁果粗猛”“好自矜伐”等，大略可以勾勒出一介武夫的轮廓，这种人很难令部下效死。

没人愿意跟着文鸯干，任凭他再骁勇，也不可能单枪匹马报仇雪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投降魏军，借司马昭之手复仇。问题是，司马昭能接受他投降吗？文鸯没想那么多，待在城内为诸葛诞效力是办不到的，不投奔魏营他能去哪？他与弟弟文虎两人骑着马出城去了，守卫城门的官兵知道这两兄弟是高手，哪里敢拦，由他们去了。

如何处置文鸯、文虎兄弟呢？

在文鸯之前，投降魏军的人有不少，包括诸葛诞的部将蒋班、焦彝，吴国将领全怿、全端等。不过，他们的情况与文鸯兄弟是不同的：第一，蒋班、全怿等人投降时，战争还处于胜负难料的胶着状态；文鸯兄弟投降时，寿春城已是穷途末路，要守没粮，要走没路，沦陷指日可待。守不住了才要来投降，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二，文鸯的父亲文钦是叛逆主谋，不仅谋反，还叛国，一而再地与魏朝廷对抗，实属罪不容赦之人。按照律法，不仅文钦罪该万死，同时还要灭三族，儿子文鸯、文虎自然都在诛杀之列。第三，司马师虽非文鸯所杀，但若非文鸯劫营，也不至于旧伤复发而丧命。

正因为以上三点原因，魏军多数将领主张杀掉文鸯兄弟。司马昭力排众议，说道：“寿春城还未破，要是杀了他们两人，只会让城内守军不敢投降，坚定守城的决心。”于是他赦免文鸯、文虎两兄弟，任用两人为将军并封关内侯。

司马昭的权力虽袭承自父兄，其实他也有过人的本事。能成为一代豪杰的人，首先得有胸襟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寿春之战，是魏国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两方参战部队都超过二十万，从兵力上看，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然而，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魏国，这与司马昭积极招降纳叛的策略有直接关系。他对前来投降归顺者慷慨大方，除文鸯兄弟外，东吴降将全怿也被任命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在司马昭攻心战术之下，寿春守军更是毫无斗志。连文鸯兄弟都可以不受惩罚，何况他人？寿春的那些将士原本就没几个想造反的，不过是诸葛诞要反，他们不反就得掉脑袋，只得随波逐流而已。

此时不发动总攻，更待何时！

魏军如潮水一般，从四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在一片喧嚣震天的鼓声中，一个个云梯架起，士兵们持刀持盾，奋勇登城。

二月二十日，寿春城终于被攻破。诸葛诞骑着一匹马，带着一队卫士突围。其实突围是徒然的，兵力最盛时尚且没法突围，何况现在只剩下残兵败将。魏军司马胡奋率部阻击，在战斗中一刀把诸葛诞砍死。

诸葛诞麾下壮士数百人被俘，排成一列，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砍头。魏兵每杀一人，就问下一个投不投降，投降放一条生路，不投降就杀头。从第一个杀到最后一个，竟然没有一个投降！一名将领在死后，还能让自己的部众从容赴死，说明他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比起文钦死后没有人愿意为他报仇，诸葛诞却有数百人情愿追随他死，这着实令人震撼。汉初有田横五百壮士，其悲壮程度与诸葛诞数百死士相比，亦有所不逮。

不过，总的来说，司马昭并没有大肆杀戮。淮南是魏国三度兵变的策源地，多数士兵叛反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罢了，故而司马昭把这些人都赦免了。诸葛诞家族当然不在赦免之列，被诛灭三族。古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一人失势，鸡犬遭殃。株连三族甚至九族的野蛮屠杀，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最为血腥的一幕。

至于被俘的吴国士兵，总计有一万多人。当时有人认为，吴军士兵家属都在江南，肯定不能诚心投降，有机会就会逃回国，应该全部杀掉。司马昭不同意，他说：“古代用兵，讲求‘全国为上’，只要诛杀首恶元凶就够了，吴军俘虏就算逃回国，也可以显示我国的大度。”最后，这批俘虏一个也没被杀害，被分置到河南、河东、河内三郡。不仅如此，吴国将领唐咨本是魏国叛将，他不仅未被处死，还被授予安远将军，其他将领也有相应官职。如此慷慨对待战俘，确是少见。

我们可以说，司马昭是个了不起的领袖。宽恕敌人一方面彰显了自己超强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仁义恩信的形象。司马氏之所以最终能取代曹氏，并非出于偶然，实是几代人奋斗的必然结果。

诸葛诞之变是魏国内部最后一次大规模兵变，此后司马昭便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再没有强有力的挑战者。除了以武力弹压对手之外，司马昭在笼络人心上也有一套本事。他知人善任，不吝于赞美部下。譬如寿春之战的前敌总司令王基，曾力排众议，反对分兵，司马昭后来对他大加赞赏，甚至把他拔高到与古代名将平起并坐的地步，说：“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

寿春之战，是三国时代最重要的战争之一，对接下来的历史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场战争不仅是魏国内战，也是魏与吴的战争，同时，蜀国也卷了进来。在寿春之战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蜀将姜维以数万人之众攻略秦川。魏国关西部队大部分被抽调到寿春前线，根本没有充足兵力对抗姜维。赖征西将军司马望、安西将军邓艾之力，坚壁清野，勉强阻止姜维深入，为寿春之战大获全胜赢得宝贵的时间。

这场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是空前的。魏国军队有二十六万，淮南叛军约十五万。东吴最初派出的六万援军，包括文钦、全怿的三万人及朱异的三万人，后来大将军孙綝亲自率部增援，估算起来前后出动援军约十万人。我们细审三国史，一场战事投入十万人以上的并不多见，这与三国时代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有很大关系。三国时代的人口数量是一个谜，据史书所载的数据，中国人口锐减到一千万人以下，其中蜀国约一百万，吴国两百多万，魏国四百多万。当然这个数据是偏少的，不太准确。不过，经历数十年战乱，人口锐减是肯定的。寿春之战，参战人数之多，远超官渡、赤壁、夷陵这三场大战，从战役规模来看，可在三国史上排名第一。这场战争奠定了司马氏在魏国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晋室代魏乃至统一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

司马氏的夺权之路，始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然而，以淮南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司马氏的权力。先有王凌之乱，次有毌丘俭之乱，最后是诸葛诞之乱，这三次淮南兵变分别被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平定。经过三次交锋，与曹氏集团关系密切的淮南军阀被完全打倒，势力被连根拔起。

有人认为这三场战争是保卫曹氏政权的勤王之战，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三次叛乱，无疑矛头都是对准司马氏的专权，这是事实。然而，叛乱的动机却十分复杂，并非单纯勤王。第一次叛乱，王凌想拥立曹彪为皇帝，与司马懿控制的朝廷相抗衡，这明显不是勤王的行动，而是分裂的行动。第二次叛乱，毌丘俭与文钦假称有太后密诏，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应该说勤王意图比较明显。不过，毌丘俭主要是害怕遭到清洗，动机并不纯粹。第三次叛乱，诸葛诞的勤王意图比毌丘俭还弱，他要真的有心勤王，就不可能在毌丘俭起兵时充当打手、急先锋。他与毌丘俭一样，主要出于自保。兵变伊始，诸葛诞就迫不及待向吴国请降，明显跟勤王不沾边。

不管怎么说，司马氏三次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威胁一次比一次大。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都以枭雄之姿铁腕扫平反对者，实际上也把曹魏政权逼入了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