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第二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 一统一后德国全方位自主外交（第2页）

1993年1月1日，欧洲大市场正式启动，标志着《罗马条约》所确定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的最终实现。1992年12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批准了《马约》。当《马约》被丹麦公民投票否决后，科尔表示德国决不能使欧洲联合的火车停驶或减速，而要继续沿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前进。在科尔的努力下，《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正式诞生。欧盟是欧洲15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统一欧洲货币，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管理局（Europeaitute）开始运作。1995年3月26日，与欧洲大市场协调一致的、取消边界检查、人员可自由往来的《申根协定》（TheSAgreement）正式生效。为实现欧洲经货联盟，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1932—）共同联手，顶住各自国内的压力，严格按照《马约》的规定，坚决制定严厉的预算措施，并推动各成员国逐一达标，终于使欧洲统一货币的计划得以启动。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Euro）正式问世，欧洲货币局转为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ralBank），最后一任欧洲货币局局长、荷兰银行家威姆·杜森贝格（WimDuisenberg，1935—2005）出任欧洲中央银行首任行长。至此，科尔所追求的欧洲统一的经济目标已开始实现。德国是欧洲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为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然而，欧洲一体化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统一货币的实现，也无疑为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由于《马约》的一些规定无法适应欧洲变化的形势，1997年10月2日，欧盟15个成员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AmsterdamTreaty，简称《阿约》）。《阿约》是继《罗马条约》、《马约》之后的第三个欧洲一体化条约。1999年5月1日《阿约》正式生效。

施罗德政府执政后，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历届德国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施罗德所在的德国社民党向来支持欧洲走向联合。2001年，社民党汉堡代表大会强调，一体化和欧洲化是德国的“不二选择”。社民党的执政伙伴绿党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热心支持者。执政七年间，欧洲一体化的辉煌成果成为施罗德政府的最大亮点。

首先，施罗德政府一边巩固“法德轴心”，一边又强调英国在欧盟中的作用。战后几十年来，德法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稳定基石，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发动机”。1998年9月27日联邦大选结束伊始，施罗德就访问了法国。他向希拉克总统保证继续与法国密切合作，维护德法在欧洲联合中的“轴心”作用，确认这个“轴心”对欧洲发展是“无可替代的”。施罗德时代“德法轴心”对欧盟的发展、尤其是在欧盟东扩和欧盟宪法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科尔不同的是，施罗德还十分重视发展与英国的关系，以便使英国尽快向欧洲货币一体化靠拢，并利用英国牵制法国。法德两国在欧盟农业政策、财政摊款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红绿联盟上台后，施罗德曾一度企图拉拢英国在欧盟中与法国进行周旋，以提高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不过，由于后来英德在出兵伊拉克的问题上无法协调立场，施罗德很快就回到了法德合作的老路上来。

其次，在欧洲一体化中强调德国的利益，希望让德国在欧盟事务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欧盟财政预算、就业政策等领域，施罗德特别强调德国的国家利益，主导了欧盟一体化进程。1999年3月，施罗德作为轮值主席亲自主持了欧盟首脑会议，就欧盟《2000年议程》中的经费预算、摊派、支出等发生了激烈争论。为了使与会各国达成协议，德国作出了很大让步。不过，施罗德也维护了德国的利益，保证德国对欧盟的财政支出在2006年前不再升高。在2001年的纽伦堡代表大会决议中，德国社民党也提到施罗德及其领导的联邦政府承诺在欧洲议会的进程中保护德国的利益。同年，社民党在一份名为《对欧洲承担责任》的文件中指出，施罗德政府应加强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的领导地位。在德军参加南联盟空袭和马其顿维和等行动中，都可以看到施罗德扩大自己对欧盟领导权的意图。甚至有人说，施罗德政府已经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大脑和心脏”。

第三，积极推动欧盟扩容。在德国推动下，2004年5月1日，欧盟迎来了政治版图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东扩和南扩。马耳他等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在把土耳其纳入欧盟候选国问题上，施罗德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并发挥了主要作用。

最后，在促进欧盟成员国内部一体化方面，施罗德政府也成绩斐然。施罗德政府不仅通过积极完善欧洲央行体系和强化欧盟内部市场建设等措施加快欧盟内部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还决定进一步明确欧盟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职能，谋求欧盟安全与外交事务的一体化。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建立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欧盟的危机处理能力。“欧盟只有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有自己的行动能力，才能承担起维护和平的重任。”

施罗德政府甚至还要求将制定欧盟宪法，使欧盟进一步向欧洲合众国发展。2000年5月12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洪堡大学发表《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的长篇演讲，提出建立欧洲联邦、欧洲中央政府及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等设想。次年11月，施罗德发出了欧盟宪法改革的倡议。在施罗德政府的积极努力下，2002年2月欧盟成立了以制宪为职责的筹备委员会。2004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以绝对票数通过了《欧洲宪法条约》。虽然2005年荷兰共和国全民公决否决了该条约，但施罗德政府仍旧积极推动各国批准该条约。

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有沿袭其前任的一面，和历届联邦总理一样，上任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法国，其用意就是要继续保持法德轴心关系。此外，在2005年11月30日发表的“施政声明”中，她不仅专门将“欧洲政策”从德国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地位，还继续将维护德国在欧盟的利益和推动欧洲一体化作为其“欧洲政策”的核心。在声明中，默克尔一方面明确表示，德国解决欧盟财政危机时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接受过分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她又宣称德国新政府将致力于解决欧盟财政危机、农业补贴等实际问题，并将继续谋求欧洲“宪法”草案的修改和通过。

但与此同时，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又与施罗德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默克尔试图修复因伊拉克战争而一度疏远的德英关系。她访问英国时表示，新政府“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极端重要，但不光是法国，还有英国”。德国的拉拢是英国能在欧盟财政危机谈判中作出妥协的原因之一。其次，默克尔更加注重将德国利益与欧洲普遍利益相结合，照顾欧盟中小国利益。如重视发展与波兰的关系，避免给欧盟伙伴造成法德轴心统治欧盟的印象。默克尔在出访法国后不久就出访波兰，以消除中东欧国家对法德轴心和俄德亲密关系的顾虑。在欧盟的财政危机中，默克尔又强调新的预算案不应损害中小国家的利益。默克尔也因此在预算案通过后赢得了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好评，甚至被称赞为欧洲新领袖。第三，在深化欧洲一体化时，默克尔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手段。默克尔深知，由“欧洲宪法条约”搁浅而造成的欧盟宪法危机绝非短期内单靠德国自己能解决的。为了因避免操之过急而引起英、法、波兰等国民众的反感情绪，默克尔希望先发展欧洲的自我认知意识，寻求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通过一个新的、各方可以接受的“基础条约”替代原先的“宪法条约”，以曲线迂回的方式推动欧盟宪政之路。德国还表示，将在2007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推动欧洲宪法的发展。

三、统一后德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

（一）新亚洲政策

扩大在亚洲、非洲的影响，与盟国展开以经济和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并力图在多极化的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是德国在统一后外交上的又一个新动向。科尔曾说过，在政治领域同亚洲的合作早已是德国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亚洲国家由于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具有全球意义”。从经济因素上考虑，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少有的活力，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潜在的大市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为了显示德国的大国地位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德国认为必须“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参加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竞争，改变德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动中落后于美日的被动局面。为此，科尔及30位德国公司的巨头在德国统一后的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五国进行了访问，同这些国家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贸合作协定。科尔对日本的访问则更具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相似，而且都在外交上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科尔对亚洲五国的访问，密切了德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德国在亚洲的影响。这次亚洲五国之行，极大地开阔了科尔的视野，并第一次设计出了他的“亚洲新观念”（Das）。

五国之行之后，应科尔的要求，由德国外交部组织成立了有六个部和总理府参加的专门工作班子，研究制定了德国的“亚洲政策新方案”。1993年9月22日，德国内阁正式通过了这一方案。9月26日，科尔发表文章全面阐述了德国的“新亚洲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重点增加德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把科技合作作为与亚洲合作的关键领域；在环保方面与亚洲合作；加强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对话；加强与亚洲各国在文化方面的合作。不难看出，德国的“新亚洲政策”是将其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置于优先地位。随后，德国政府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将外交、外经和援外三管齐下，促进德国企业进入亚洲。1996年，德国对亚洲又开展了新一轮外交攻势。从这一年的10月中旬开始，德国政要纷纷打点行装，奔赴亚洲。先是国防部长打头阵访问了印度，随后是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和蒙古，紧跟着科尔总理正式访问印尼、菲律宾和日本；11月18日—30日，罗曼·赫尔佐克（R，1934—）总统对中国和尼泊尔进行了访问。

科尔下台后，德国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对科尔的“新亚洲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即在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时更加强调西方的民主、人权价值观。

2002年6月25日，德国外交部出台了第二份《亚洲政策》，强调要以安全合作为重点，加强与亚洲国家合作与对话，开展预防性外交、建立新的安全结构、保障德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大德国在亚洲的市场，推广人权、民主和法制、增加发展援助。2005年默克尔大联合政府上台后，德国多次向亚洲敏感地区出口武器，预示了德国政府“亚洲战略”的新变化。2007年10月，默克尔制定了以“价值外交”为核心理念的第三个亚洲政策。在联盟党10月23日通过的名为“亚洲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挑战和机遇”的决议文件中称，“德国和欧洲在能源、外贸等领域正面临中国的竞争”，中国与苏丹、缅甸、委内瑞拉等国发展关系，“不仅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也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建议“德国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10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上公布了这一决议，并声称“许多年以来，我们只是太注重中国。我相信，作为欧洲人，我们在其他国家如印度那里也有机会，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并迅速扮演角色”。

以对印政策为例。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价值观的相近使印度和德国在政治和防务合作方面显得格外突出。2004年6月，印度与德国等西方国家空军举行了联合军演。同年10月6日，施罗德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辛格表示，两国的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并具有远大的合作前景。在2005年8月美印签署民用核协议后，默克尔政府也与印度签署了一个类似协议。2006年4月23日，印度总理访问德国，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德国和印度将深化构建在两国2000年签署的《21世纪印度—德国伙伴关系议程》基础上的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之上的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9月，两国正式达成国防合作协议，结束了十多年以来对印度的军事禁售局面。2007年10月底，默克尔抵达印度访问，鼓吹德国的亚洲新政策，阻止中国崛起“造成区域不安”。德国《商报》事后评论，印度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接近，而且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是德国在亚洲首选的战略伙伴。

（二）对华政策

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德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93年11月，科尔第二次亚洲之行时访问了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科尔率领的代表团达180人之多，其中包括4名部长和40多位企业界经理。在访问中，德中双方在钢铁、交通运输、能源、化工、机械、电子、电信和环保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和意向书，合同金额达16。5亿美元，意向金额也有11。5亿美元。这是科尔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1995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高级代表团第四次访问中国，随同的有45位在德国有影响的企业家，以及一批官员和记者。科尔在这次访问中表示，除了加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外，还扩大了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接触，双方共签署四个政府协定、总金额21亿马克的12项工商企业合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应邀访问德国。1995年7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受到了德国政要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德中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德增设总领事馆协议》和《中、德财政合作协定》，又签订了42亿马克的12项有关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协议、合同及意向书。1996年2月初，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德国，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合作；德国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欧盟范围内致力于取消对中国进口的限制。这些访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德国亚洲政策作了调整，施罗德、默克尔等德国领导人曾多次就人权等问题批评中国，给新世纪中德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科尔政府承认中国儒家思想的特殊性，虽然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时提出批评意见，但主张采取“批评与对话”的态度。施罗德政府外长、笃信人权价值观的绿党领导人费舍尔在上任后却明确表示，要加强德国在世界上的人权外交。此后，德国对我国在人权问题上指手划脚，使这一问题再度成为阻碍中德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再加上当时双方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如北约东扩、科索沃等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歧，科尔时代以来的中德交往活跃状态出现了停滞的趋势。

向来亲美的默克尔政府为了与布什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在很多问题上也对中国表示出消极或者反对态度。默克尔在2006年5月访华时就明确表示“德国未来不会再单独提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并提出“解禁”要取决于中国人权状况和台湾政策是否符合西方的要求。此外，为了在中德贸易中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默克尔政府还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07年9月，默克尔又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以官方身份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作为此次事件的回击，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Steinbrück，1947—）原定于2007年12月访问北京的计划。德国《经济周刊》对此评论说，“德国希望中国政府短暂生气后会恢复正常的期望落空了”，这对德国经济界是一大打击。为了民主和人权的政策，德国经济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金融时报》也说，“中国取消财长访华点燃联盟内部对默克尔中国政策的争吵”。

默克尔政府也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它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输给英法等国。为弥补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默克尔在2008年1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愿下大力气恢复发展德中关系。事实上，默克尔每次到访中国都会有一个大型的经济代表团随行，成员大多是德国经济界的代表，其目的无外乎搭外交的顺风车签订更多的经济合作协议。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762。7亿欧元，比2005年增长24。69%。其中，德对华出口275。2亿欧元，同比增长29。32%，占德出口总额的3。1%；德国从中国进口487。5亿欧元，同比增长22。21%，占德进口总额的6。66%。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汽车、印刷设备、电气部件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设备、电器、服装、玩具等。从投资规模看，德国对华投资逐年增加。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5338个，合同资金额251。16亿美元，德方实际投入134。1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