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002（第3页）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么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漏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他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她不把自己解放出来呢？像她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里，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绝不能有所变更。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班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净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两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像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地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地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50]！平时一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只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像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而且，”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德雷福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

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地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会他的说话，才明白了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止是友谊。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安特莱分辩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例如德雷福斯事件。说到这儿，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地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问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纳·夏勃朗，指责那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

于是安特莱抱怨赛丽纳是个教会派。克利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侣。

“那对你有什么相干？”

“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

“怎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忌妒吗？那么你比那个少校更自私了。”

“你这是唱高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

“两人思想不同，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吧！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像我一样的爱音乐，对我有什么作用？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人像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么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底，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的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莱便说出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自己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的！如果他真有爱情，他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各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

“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像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照旧不辞劳苦地，甚至于很兴奋地，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活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像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要是他们仅仅脱离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但就在日常行动的范围里，那些老实人也都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含羞忍辱，跟他们瞧不起的坏蛋来往，避免和这批人斗争，认为是没用的。譬如说，克利斯朵夫所认识的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一声不出的让舆论界的小丑教训他们呢？其中有的是愚蠢无比的家伙，闹过多少大众皆知的，不学无术的笑话，而仍被认为大众皆知的权威。他们的文章跟书连写都不是自己写的，他们雇着书记，而那些可怜的饿鬼，为了衣食妻孥连出卖灵魂都愿意，倘使他们有灵魂的话。这种情形在巴黎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坏蛋继续高高在上地统治着，傲慢不逊地对待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读到他们某些评论，简直气得直嚷：

“噢！这班脓包！”

“你骂谁呀？”奥里维问，“老是骂节场上的那些鬼东西吗？”

“不，我是骂老实人。坏蛋们扯谎，抢劫，盗窃，凶杀：那是他们的本行。可是其余的人，一方面鄙薄坏蛋，一方面让坏蛋作恶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舆论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学问的批评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戏弄的人，不是因为胆怯，因为怕连累自己，或是因为存着可耻的心和敌人默契，免得受到攻击——如果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声不响的纵容那些丑类，如果不让他们假借自己的名义与友谊做护身符，那么这种无耻的势力自然站不住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同样的毛病。我碰到过几十个正派的人，提到某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个混账东西。’可是没有一个不称呼他‘亲爱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们都说：‘这种人太多了！’——是的，奴颜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去当警察呀！等什么？等老天来替你们处理吗？你瞧，这一回雪已经下了三天，把你们的街道壅塞了，把你们的巴黎弄成了一个泥洼。你们又干些什么？你们骂市政当局把你们丢在泥湫里。可是你们有没有试过想爬出来呢？真叫做天晓得！你们抱着胳膊发愣，连自扫门前雪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尽责的，政府不尽政府的责任，私人不尽私人的责任：只互相推诿一阵了事。几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养成了你们什么都不亲自动手的习惯，你们在等待奇迹出现之前，只会扯着脖子望着天。可是只有你们肯下决心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迹。你瞧，奥里维，你们的聪明跟品德尽够拿来转让给别人，可是你们缺少热血。第一应当由你来发动。你们的病既不在头脑，也不在心，而是在于你们的生机。它溜走了。”

“先要有志愿希望它回来！听见没有：要有志愿！为这一点，第一得吸收新鲜的空气。一个人既然不愿意走出家门，至少应当把他的屋子收拾干净。你们却是让节场上的乌烟瘴气把瘟疫带到家里来。你们的艺术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们却垂头丧气，连愤怒的情绪都鼓动不起来，差不多已经不以为奇了。这些荒唐的老实人中间，有几个吓坏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错了，那般走江湖的倒是对的。你们《伊索》杂志的同人自命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儿碰到些可怜的青年，对于心里明明不喜欢的艺术，嘴上承认是喜欢的。他们因为像绵羊一般的懦弱，所以即使没有乐趣，也让自己麻醉了：结果他们在自骗自的情形之下烦闷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像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班游移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绝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匹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么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贫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吧！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地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的好客，也硬叫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谈；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