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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第2页）

远处有一群少女在玩球。她们都想趁着阳光好好玩儿，二月里的天气，春光再明媚也为时很短，灿烂的阳光没多久就会收尽余晖。暮色降临之前，我们有一段若明若暗的时分，因为车子驶抵塞纳河边，我们下车步行了很长一段路程，阿尔贝蒂娜喜欢看冬日蓝莹莹的河里红色帆船的反光，我却因有她在身旁而少了这份雅趣，远远地可以望见一座房子蜷缩在那儿，犹如明亮的地平线上一株孤零零的虞美人，更远处，圣克卢宛如松脆、起棱纹的化石；有一会儿我甚至伸出胳膊让她挽着，我觉得这种胳膊的相挽，将我俩结合成了一个人，将彼此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在我俩脚下，两人的影子平行、接近、交叠，构成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图景。当然，想到阿尔贝蒂娜和我一起待在家里，想到是她躺在我身旁，我已经觉得很美妙了。但在我钟爱的布洛涅树林的大湖跟前，在树丛脚下，阳光把她的影子——她的腿和上半身轮廓纯净的影子投射到小径的细沙上，有如水彩画那般洇晕开来，就好比是把我俩在家的情景带到了室外，带到了大自然之中。我在两人影子的融合中感到一种魔力，它或许不如肉体的融合来得实际，但却是同样勾魂摄魄的。我们重又登上车子。车子掉头驶上蜿蜒的小道，路旁攀满常春藤和黑莓的越冬的大树，看上去就像古老的遗迹，仿佛在将我们引向一座魔法师的住所。到了布洛涅树林的边缘，就在驶离参天大树的浓荫的当口，只见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明亮，我真以为时间还早，在晚饭前还能做好些事呢，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当车子驶近凯旋门时，我突然间惊骇地发现，巴黎上方已升起早早露面的满月，犹如一口停摆的大钟悬在半空，提醒我们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吩咐车夫驱车回家。对阿尔贝蒂娜而言，这就是说回我家。如果你身边的女人早晚要和你分手，要回她自己的家，那么无论你怎么爱她，她也不可能让你感受到阿尔贝蒂娜在车厢里坐在我身旁的这种宁帖，她这么坐在我身旁，并不是把我们引向分隔两人的虚渺的时空，而是意味着我俩结合得更稳定，意味着她更牢靠地禁闭在我的家里——那也就是她的家，就是我对她的占有的具体标志。当然，先要有欲望，才会有占有。一条线，一个面，一个立体，只有在我们的爱意占据它们之时，我们才占有了它们。可是阿尔贝蒂娜在跟我一起外出时，并不像以前拉谢尔那样仅仅是一副肉体加一袭衣服，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我的眼睛、嘴唇和手，已经凭想象具体而微地构筑过、满含温情地磨光过她的躯体，所以现在，要想在车厢里抚摩和拥有这个肉体，我无须靠得很紧，甚至无须望着她，只消听她说话——在她沉默时，只消知道她在我身旁，就足够了；我动员全部感觉，投注到她的身上，车子到了家门口，她很自然地下得车来，我在下车前跟车夫说了句话，让他再回来接我，但目光始终不离她在前面走进拱门的身影，看着她步履沉重、脸色红润、体态丰腴，如同我娶来的妻子一般自然地步入幽禁的住所，看着她在堵堵墙壁的保护之下，消失在我们的宅子里，我又一次感到那种带有惰性的居家的宁静。

遗憾的是，当天我俩在她的卧室里，面对面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她那忧愁、倦怠的神情让我明白，她觉得这儿像个监狱，她心里赞成德·拉罗什富科夫人的说法，那位夫人在别人问她，住在利昂库尔这样一座漂亮的宅子里是否很开心时，她回答说：“一座监狱无所谓漂亮不漂亮。”[72]起先我对此并无觉察；我还心存懊恼地在想，要没有阿尔贝蒂娜在身旁（和她在一起住旅馆，她整个白天都会跟形形色色的人交往，让我备尝嫉妒之苦），这会儿我说不定正在威尼斯的一家小餐厅里用餐呢——餐厅又低又矮，有如货轮的底舱，从镶有摩尔式边线的拱形小窗望出去，可以看见大运河。

我得补充说一下，阿尔贝蒂娜对我家那尊出自巴伯迪耶纳之手的高大的青铜雕像赞美不已，而布洛克一直认为这尊铜像极为丑陋，理由他可以举出一大堆。但他惊讶于我在屋里放这么尊铜像，或许就不那么在理了。我跟他不一样，我从来不考虑在家里放些装饰物件，或者布置一下房间，我懒得这么做，对那些平日看惯了的物件已经并不在意。既然对此不感兴趣，我就觉得自己有权不去折腾，屋里是怎样就怎样好了。话虽这么说，可我本来说不定还是会撤掉这尊青铜像的。不过，难看而豪华的物品自有它们的大用场，对那些并不理解我们、趣味跟我们不同，却又没准让我们坠入了情网的女人，它们的吸引力远比一件内秀的东西大得多。这种吸引力也仅止于对这些无法理解我们的人有效，而对品位稍高一些的人，我们凭自己的智力就能解决问题。阿尔贝蒂娜只是刚开始有那么点鉴赏口味，面对青铜器还难免会有一种敬畏之感，并连带着对我也有了几分敬意，这份来自阿尔贝蒂娜的敬意，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比是否保留一尊鉴赏口味不怎么高的青铜像的意义大一千倍、一万倍），因为我爱阿尔贝蒂娜。

这种受约束的念头突然间不再困扰我，我甚至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因为我似乎觉察到阿尔贝蒂娜脑子里也有这念头，并为此非常苦恼。没错，每次我问她住在我这儿开心不开心，她总是回答说，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会比这儿更开心的。可是常常会有的一丝忧郁、烦躁的神色告诉我，这些都不是真心话。当然，要是她的鉴赏口味真有我早先想的那样，这种永远无法让它满足的状态，在让我感到宽慰的同时，一定会激怒她；而我在感到宽慰之余，势必会觉得先前无端加在她身上的假设，这会儿很可能真有其事了——只是我恐怕怎么也无法解释，阿尔贝蒂娜何以要煞费苦心地从不一人独处，从不自由自在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何以会在回到家门口时不做片刻停留，每次去打电话时为什么故意要让人陪着，那人不是弗朗索瓦兹，就是安德蕾，反正是回来会向我汇报的人，还有，她为什么要在她们一起外出以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撇下我独自和陪她的那位在一起，让我可以听这位详细汇报，了解她们外出的情况。与这种百依百顺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烦的动作，这些动作让我禁不住暗自思忖：敢情阿尔贝蒂娜是在打算挣脱这条锁链哪。

有件小事证实了我的假设。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独自外出，在帕西附近遇见吉赛尔，我俩聊了起来。没聊几句，我心头一热，就挺得意地对她说，我经常见到阿尔贝蒂娜。吉赛尔问我，在哪儿可以找到阿尔贝蒂娜，因为她刚好有点事得告诉她。“什么事？”——“是她朋友的事。”——“哪些朋友啊？有些情况说不定我就可以告诉您，这不妨碍您去看她。”——“哦!是以前的同学，我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吉赛尔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匆匆告辞而去。她离开了我，以为方才的话说得很谨慎，不会让我看出任何破绽。可是谎话是最经不起追究的，是无须费多少事就可以戳穿的呀!倘若真是以前的同学，她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那为什么她刚好要去告诉阿尔贝蒂娜呢？这个副词，跟戈达尔夫人爱说的“事有凑巧”异曲同工，通常只能用于跟所说的当事人有关的一件特定的、跟所处场合相应的、多半还是颇为紧急的事情。再说，她嗫嚅着，就像要打哈欠似的，对我说“哦!我忘了，记不起她们的名字了”（而且边说边退，仿佛从这一刻起她就要退出这场谈话）时那种暧昧的表情，已经使她的脸，连同她的整个人、她的声音，都带上了一种说谎的意味，正如她先前说“我刚好”时那种迥然不同的紧张而兴奋、身子前倾的神情姿态一样，露出了事情的真相。我没有盘问吉赛尔。问了又有什么用呢？诚然她说谎的方式跟阿尔贝蒂娜有所不同。诚然，阿尔贝蒂娜说的谎话更伤我的心。但重要的是，她俩说谎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有些情况下，说谎这个事实本身，是明白无疑的。当然这不是指谎话所要掩盖的事实而言。我们知道，每个谋财害命的凶手都会以为自己计划周密，不会被人逮住，然而凡是凶手，几乎没有不被逮住的。而说谎的人呢，他们很少被人逮个正着，而其中，我们所爱的女人尤其如此。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做了什么事，可是只要听她一开口，说起她想用来掩盖她不想说的那件事的另一件事，我们就马上知道她在说谎了。既然我们觉察到了她在说谎，而又无法知道真相究竟如何，嫉妒就变成双重的了。就阿尔贝蒂娜而言，我之所以会觉察她在说谎，有时是由于她的叙述中有些情况我是亲眼所见的，但主要还是由于她说谎时，说的话总会有漏洞，不是躲躲闪闪、语焉不详，听上去不像是那么回事，就是故意添油加醋，想让人觉得真像那么回事。像那么回事——不管说谎者是怎么想的——并不等于真是那么回事。要是在听人说一件真实的事情时，我们觉得其中有些地方只是像那么回事而已，或许还觉得有点太像那么回事，有点过了，那么只要是稍有训练的耳朵，马上会觉得不对头，就好比听到对方大着嗓门念错了一首诗或一个字。不仅耳朵会感觉到，而且，倘若你在爱一个人，你的心也会告诉你。

我们那会儿怎么不想一想，因为不知道一个女人是走贝里街还是华盛顿街，我们就要改变自己一生的那会儿，我们怎么不想一想，倘若我们能有这点聪明，几年里面不去见这女人，那么两条街之间区区几米的距离，还有这女人本身，就都会缩成一亿分之一大小（也就是说缩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步），到那时，即便是比格列佛更高大的人，也会缩成小人国的小人，我们没法用显微镜——至少没法用心灵，因为不会动情的显微镜毕竟倍数更高，也更不易碎——去看见他!无论如何，阿尔贝蒂娜和吉赛尔的说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谎本身，吉赛尔说谎的方式跟阿尔贝蒂娜不同，跟安德蕾也不同，但是她们说的那些谎话却可以嵌套得严丝合缝，从中我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群少女串通一气，结成了一个水也泼不进的帮伙，就像某些商号、书店，或者比如说出版社，尽管其成员是来自各方的知名人士，但可怜的作者永远也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有没有受骗。报社或杂志社经理，撒谎时做出一副诚恳的模样，他痛斥其他那些报社或剧院经理，谴责别的那些出版商，竖起诚信的大纛，义正词严地抨击他们，但在许多情形下，他的所作所为，恰恰跟他们一模一样，唯利是图的行径如出一辙，而正因为他需要隐瞒这一切，他做出的模样看上去就更显得道貌岸然[73]。凡声称（政党领袖也好，别的什么也好，一概如此）无法容忍说谎者，必比别人更常、更多说谎，且说谎时既不会除下道貌岸然的面具，也不会抛掉令人肃然起敬的诚信桂冕。诚信者的合伙人，说起谎来另有一功，简直天真可掬。他骗读者，就跟他骗老婆一样，用的是轻喜剧里的招数。编辑部秘书是个爽快的粗人，说起谎来大言不惭，好比一个建筑师对你打包票，说你的房子在某月某日可以交付给你，其实那个日子根本还没开工呢。主编大人善良可爱，他周旋于三位同人之间，尽管连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弄清楚，他照样出于哥们义气，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以不容置疑的一句话，给了他们宝贵的支援。这四个人平日里争吵不断，但面对作者，争吵戛然而止。他们超越于内部争执之上，以驰援遭遇进攻的友军为军人天职。我在不知不觉之间，长期以来充当着这个面对几人帮的作者的角色。如果吉赛尔在说刚好时，心里想的是阿尔贝蒂娜的某个女伴，这个女伴只等阿尔贝蒂娜找个借口把我打发开，就要和她一起去旅行，而吉赛尔就是想通知阿尔贝蒂娜时机已到，或者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吉赛尔存的是这么个心思，那她纵使粉身碎骨也不会把实情告诉我；所以问她也是白问。

使我疑虑加重的，不止是遇见吉赛尔这样的事情。举个例子，我挺欣赏阿尔贝蒂娜画的画儿。阿尔贝蒂娜画画，被幽禁者这种令人感动的消遣，深深打动了我，我向她表示祝贺。

“不，画得很不好，我从没上过绘画课。”

“在巴尔贝克，有天晚上您不是让人给我捎话，说您留在那儿上绘画课吗。”我提醒她那天的事儿，并且告诉她，当时我就明白这种时候是不会上绘画课的。

阿尔贝蒂娜脸红了。“是的，”她说，“我没上绘画课，我承认，开头那段时间我对您说了好些谎话。不过我现在从不对您说谎。”

我真想知道开头那段时间里，她到底对我说了哪些谎话，可是我事先就知道，她告诉我的那些谎话，一准是新的谎话。所以我就把她抱在怀里，只要她告诉我她说过的一句谎话。她回答说：“好吧!比如说，我说过海上的空气让我不舒服。”我看她这么缺乏诚意，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每个被爱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对我们来说，都就像雅努斯[74]，在离开我们的时候把让我们喜欢的那张面孔对着我们，而在我们知道他从此要受我们支配的情形下，就把那张哭丧着的脸冲着我们。就阿尔贝蒂娜而言，长期跟她待在一起，是另一种痛苦的源头，其中详情在此我就不能赘述了。跟另一个人的生活捆绑在一起，犹如身上带着一枚炸弹，扔掉它就会引起爆炸，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了。我们不妨以下面这些情形来做个比照：人生大起大落，身处险境，忧虑不安，担心一些似是而非、子虚乌有的事情在多少年后会被当作确有其事，而又无法做出解释，还有，突然发现在最亲近的人中间有个疯子时，那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举例来说，我很同情德·夏尔吕先生跟莫雷尔在一起生活（那天下午的情景浮现在眼前，我顿时感到胸口发闷）；且不说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至少德·夏尔吕先生起初并不知道莫雷尔是个疯子。莫雷尔的俊俏，他的平庸，他的高傲，想必都使男爵想不到那上面去，直到有一天情形变得很惨，莫雷尔怪罪德·夏尔吕先生无缘无故地闷闷不乐，借助荒谬却又颇为微妙的推理指责男爵多疑，还威胁说要跟他一刀两断，从中无处不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莫雷尔绕着弯儿、变着法儿，一心想从男爵身上多捞点好处。这些只是比照而已。阿尔贝蒂娜不是疯子。

要让她觉得自己身上的锁链并不那么沉重，最好的办法想必就是使她相信，我就会砸碎它的。但无论如何，在她刚从特罗卡代罗宫回来，对我特别温柔的这个当口，我可没法把这番骗她的话一五一十说给她听；我所能做的，绝不是用分手的恫吓使她心烦，而至多只是三缄其口，别把我怀着感激之情在心里编织的永远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美梦透露出来。凝望着她，我每每难以抑制向她倾诉衷曲的冲动，也许她也看出了这一点。可惜的是，美梦的表述并不像传染病那样，会使她也受到感染。德·夏尔吕先生的情形，就像一个装腔作势的老妇人一样，他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的永远是个高傲的年轻人，所以就以为自己也成了高傲的年轻人，而且，他越是装腔作势，越是滑稽可笑，就越是自以为是，这种情形具有普遍的意义，一个热恋中的情人的悲哀，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看见面前那张美丽的脸的同时，他的情妇也在看着他的脸，而这张脸却没能变美，因为视觉美感派生的快感使它变了形。这种情形所具有的普遍性，并不止于爱情；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身体，而别人能看见，我们一直保持自己的想法，想法这东西别人看不见，我们却觉得如在眼前。这个东西，有时候艺术家用作品把它展现在大家眼前。由此，欣赏这幅作品的人会对作者感到失望，因为在他的脸上，那种内在的美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为了让阿尔贝蒂娜在我家里日子过得舒心一些，我把游览威尼斯的美梦搁置一边，只保留了和她有关的那部分内容，我对她说起福迪尼的裙子，告诉她，我们过没多久就会去买一条这样的长裙。我想方设法给她找点新的乐趣，让她散散心。如果可能的话，我很想为她买些古老的法国银餐具，给她一个惊喜。当我们计划买一艘游艇的时候，阿尔贝蒂娜觉得这是不现实的——每当我觉得她人不错，可马上又想到我不可能和她一起生活，因为那就像和她结婚一样会使我倾家**产，这时我也和她有同感，觉得买游艇是不现实的——但尽管她不相信我真会买一艘游艇，我们还是去向埃尔斯蒂尔请教了一些细节。

我听说那一天贝戈特死了，这让我非常难过。我们知道，他的病程持续了很久。当然不是起初得的那种自然的疾病。大自然使人生的病，似乎都病程比较短。可是医疗起了延长病程的作用。用药和用药后病症的缓解，以及停药后症状的反弹，构成一种影子疾病，而病人的习惯最终把这种徒有其表的疾病固定下来，加以程式化，这就好比小孩在百日咳痊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时时阵咳不止。然后，药效减退了，于是增加用药的剂量，结果仍然不管用，但这种持续不适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了。大自然是不可能让病程持续这么久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几近扮演大自然角色的医疗，居然能让病人非得躺在**继续用药不可，否则他就会死去。这样一来，人为引进的疾病扎下了根，成为一种处于从属地位，但已经是真实的疾病，它与自然疾病的唯一区别，在于自然疾病能够痊愈，而这种由医疗创造的疾病则不可能痊愈，因为医疗不懂如何治愈它创造的这种疾病。

贝戈特足不出户，已经有好些年头了。再说，他向来不喜欢社交圈，或者说只喜欢过一天，为的是像藐视其他那些东西一样，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藐视它，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无法得到才藐视它，而是在得到它以后马上藐视它。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人家很难猜到他多有钱，就是知道了，也没法理解他，总以为他很吝啬，其实谁也没有他那么慷慨。对女性，确切地说对少女，他尤其慷慨，她们往往会为自己没做什么事却得到那么多，感到不好意思。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应该的，因为他知道，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让他感觉到自己在爱的氛围，他是不可能饱含创作**的。用爱情这个词可能太过了，那就说多少带有几分沦肌浃髓意味的那种愉悦感吧，这种感觉有助于文学写作，跟它相比，任何其他的愉悦感——例如社交带来的愉悦感，这种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人的愉悦感——都会显得黯然失色。而且，即使这种爱会带来幻灭，至少它也用这种方式触动了一下心灵，以免它变得了无生气。所以对作家而言，欲念这东西是不无裨益的，它首先让作家与其他人保持一段距离，使他不致类同于他们，然后给一架具有心智的机器重新注入活力，否则，到了一定年限，这架机器就会渐渐地转不动了。我们无法得到幸福，但可以了解之所以得不到幸福的原因，而要不是突然露出了失望这类的缺口，我们是不会注意到这些原因的。梦想当然是无法实现的，这我们知道；要是没有欲念，我们也许就不会有梦想，而梦想是有用的——有了梦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破灭，并从中获取教益。所以，贝戈特或许会这么想：“我在少女身上的花费，比百万富翁还多，可是她们给我带来的快乐和失望，使我写出了书，拿到了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推理是荒谬的，但是他眼看金钱这样转化成爱抚，爱抚又转化成金钱，大概会感到颇有些乐趣。我外婆去世那会儿，我们已经看到疲惫的老年人是多么需要休息。然而充斥社交圈的，除了谈话还是谈话。谈话虽愚蠢，却起了让女人不复存在的作用，她们不再是女人，而只是一堆问题和回答。出了社交圈，这些女人重又变得对疲惫的老人来说很养眼，成为凝视的对象。

总而言之，现在这一切都已经不是问题。我刚才说了，贝戈特已经足不出户，在卧室里坐上一个小时，就得裹上披巾、毛毯，像别人大冷天在室外或坐火车时那样，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他只让很少几个朋友进他的房间，他会指着身上的花格披巾和毯子，开心地对他们说：“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阿那克萨戈拉[75]早就说了，人生是一次旅行。”他就这样一点点变冷下去，犹如小行星为日后大行星的归宿预先描绘的一幅图景，先是热量渐渐离开地球，然后生命也就消逝了。到那时，人类不再有可能因作品而得以复活，因为，若要让人类的作品光照后世，先决条件是要有人类存在。倘若有某些物种的生物，能在大举来袭的寒流中存活，人类不存在以后，它们依然存在，那么，即便假设贝戈特的名声一直能流传到那时，这种名声也会一下子消失殆尽。最终存活的这些生物不会阅读他的作品，因为无法想象他们居然会像五旬节的门徒那样，无师自通学会各种不同的人类语言[76]。

贝戈特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饱受失眠之苦，更糟的是，刚一睡着，就做噩梦，惊醒以后，因为不想再做这样的噩梦，就害怕自己再入睡。长期以来，他一直喜欢做梦，即便那是不祥的梦，因为有了这些梦，有了梦中跟平日醒着时见到的现实世界相矛盾的内容，我们至迟一醒来就会真切地感觉到，我们刚才睡着过了。可是贝戈特的噩梦并非如此。当他说到噩梦这两个字时，以前他指的是那些在脑海中掠过的不愉快的内容。现在，他却仿佛瞥见有只手从外面伸将过来，那是一个凶巴巴的女人，手里拿着湿抹布在擦他的脸，使劲要弄醒他；髋部奇痒难忍；一个发狂的车夫——因为贝戈特在睡梦中喃喃抱怨他车子驾得不稳——朝作家扑过来，咬他的手指，要把它们啃下来。最后，等到他的睡眠经常沉入一片黑暗之后，造化终于登场，为日后使他致命的中风做了一次不带彩的预演：贝戈特的车子驶入斯万家新宅邸的门廊，他刚想下车，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在车座上动弹不得，看门人上前想帮他下车，他仍然坐着不动，没法起身，抬不起腿。他想去扶眼前的那根石柱，可就是使不上劲，立不起身来。

他请了医生来看病，受请的医生们引以为荣，认为他的病因在于长期以来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不工作已经有二十年了），劳累过度。他们建议他不要看恐怖故事（他从来不看），多晒太阳，那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他有几年觉得稍稍好些，得归因于待在家里从不外出），多吃点东西（他越吃越瘦，营养都补充到噩梦那儿去了）。其中有位医生向来善于辩驳、好逗弄人，贝戈特趁别人都不在的当口，把人家的意见转告他，而且为了顾及他的面子，只说那是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医生一边反驳，一边心想贝戈特大概是想让他开某种自己喜欢吃的药，于是马上就说这种药不能用，而且往往还为此当场编出些理由来，结果面对贝戈特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这位好辩驳的医生不得不马上改口，但随即又提出一些新的理由，坚持原来的禁令。贝戈特回过头去请教原先看过的一位医生，此人颇以头脑灵活，尤其是在文人面前善于应对而自鸣得意，如果贝戈特委婉地表示说：“我记得某某医生好像对我说过——当然是以前喽——用这种药可能会使肾脏和大脑充血……”他就会狡黠地笑笑，竖起一根指头正色说道：“我是说使用，不是说滥用。当然喽，每一种药物，说得夸张一些，都是一柄双刃剑。”我们身上自有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本能，就好比心里自有道德的责任感，那是任何医学博士或神学博士的准许与否所不能替代的。我们知道洗冷水澡对身体不好，可还是喜欢洗冷水澡：我们总能找到一个建议我们洗冷水澡，而不是告诫我们洗冷水澡如何有害健康的医生。对每位医生，贝戈特都审慎地选出多年来这位医生一直禁用的某种药物，然后服用这种药物。几个星期以后，以前的症状重又出现，而且新的问题加剧了症状。持续的疼痛，加上不时被噩梦惊醒的睡眠问题，使贝戈特感到恐慌。他不再请医生上门了。他尝试着按照说明书服用各种麻醉剂，起先效果不错，但随后就过量了，这些伴同每款麻醉剂装盒的说明书，都在强调睡眠必要性的同时，暗示所有催人入眠的药品（盒内的那种药剂除外，此药剂不会产生任何毒副作用）都具有毒性，由此产生的副作用，往往比病症本身问题更严重。贝戈特把这些麻醉剂试了个遍。其中有些是跟我们平时熟悉的药物种类，比如说戊基和乙基的衍生剂，颇为不同的。我们吞下一种成分全然不同的新药品时，总会怀着一种对未知事物的美好期望。心头，就像第一次去赴约会那样怦怦直跳。这种新药，会把我们带进哪种我们尚不知晓的睡眠和梦境呢？它现在进入了我们的肌体，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入睡？一旦睡着了，这位全能的主宰又会引领我们走过哪些陌生的途径，登上怎样的峰顶，沉入怎样深不可测的深渊？我们在这次旅途中会获得哪些全新的体验？它会给我们带来病痛？至福？死亡？贝戈特之死，就是在他把自己交付给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朋友（朋友？

他去世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次尿毒症轻微发作后，医生嘱咐他要卧床休息，可是看到一位评论家的文章，他禁不住还是出了一次门。原来这位评论家提到的那幅画作，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这次为举办荷兰画展，特地从海牙博物馆借来的），贝戈特一向非常喜欢，而且觉得自己对这幅画作已经相当熟悉，但文章中写道，画上的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贝戈特记不起来这块墙面了）画得极其出色，如果把它单独拿出来看，它就像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品，本身就具有一种完备的美，看到这儿，贝戈特决定去看一下。他吃了几个煮土豆，就去了。到了那儿，刚走上台阶，他就感到头晕。看了几幅画，只觉得这些矫揉造作的画幅枯燥乏味，实在是辜负了威尼斯宫殿或海边简朴小屋的清新空气和阳光。终于来到了弗美尔的油画跟前，这幅画似乎不如他记忆中的那么明亮，跟他见过的其他画作的区别似乎也不那么显而易见，但这回由于读过那篇评论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了那几个蓝色的小人儿和玫瑰色的沙子，还有，那一小块异常珍贵的黄色墙面。眩晕加剧了；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这一小块珍贵的墙面上，就像一个孩子盯住一只黄色的蝴蝶，想要抓住它一样。“我应该像这样来写，”他心想，“前几本书写得太枯燥了，其实应该多涂上几层颜色，让笔下的句子变得本身就很珍贵，有如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然而他的头晕得愈来愈厉害。他仿佛看见一具天国的天平一端的秤盘上，放着自己的一生，而另一端则是那块用黄色画得如此美妙的墙面。他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仓促地把前者献给了后者。“我可不想让那些晚报记者，”他心想，“把我写成这次画展的花边新闻。”

他不停地念叨着：“带披檐的那块墙面，那小块黄色的墙面。”他突然倒在了一张环形沙发上；也是骤然间，他不再去想这是生死攸关的当口，重又变得乐观地对自己说：“是刚才的土豆没煮熟，影响消化了，没事儿。”他又一下子从沙发上滚下来，摔在地上，在场的参观者和保安都跑了过来。他死了。就此永远死了？谁能说得清呢？诚然，通灵实验并不比宗教教义更强，它也并不能证明灵魂是存在的。我们所能说的是，今世发生的一切，都仿佛是在兑现前世承诺的责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自己非得行善积德，非得温文尔雅，非得彬彬有礼不可，对一个无神论者的画家来说，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他非得把一幅画作的局部反复画上二十遍，就如一个名不见经传，几乎没人知道他弗美尔这个名字的画家，凭借精湛绝伦的技巧，反复推敲打磨画成这块黄色的墙面一样，作品所赢得的赞美，跟日后被蛆虫啮噬的躯体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所有这些在当下生活中无法得到认同的责任，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建立在德行、觉悟、牺牲的基础上，跟这个世界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那儿，为的就是降生在这个世界，然后有一天，我们也许还会回到那儿，重新生活在这些陌生的法则的权威之下，我们至今遵循着这些法则，是因为我们尽管不知道它们由谁制定，但受其熏陶已年深日久——深入思考的智力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使我们接近它们，对它们视而不见的唯有——说不定还不止呢!——傻子。因而，认为贝戈特并没有就此永远死去，也是不无道理的。

前面说了，我听说贝戈特是那一天去世的。让我奇怪的是，报上的新闻并不准确——这些新闻都出于同一个消息来源——都说他是上一天去世的。可是上一天，当天晚上阿尔贝蒂娜告诉我，她去看了贝戈特，两人聊的时间挺长，所以她还回来晚了点儿。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接待客人。她是由我介绍认识贝戈特的，我已经好久没去看他了，但是因为她满心好奇地要我给她介绍，我就在一年前写了封信给年迈的作家，说想带她去看他。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我想心里有点难过，因为我一直不去看他，直到人家要我引荐了，才想到去他家，可见我并没怎么把他放在心上。这种情形是经常可以看见的：有时候，你恳请一位名人赏脸接待，并不是为了跟他或她重拾叙谈之乐，而是为了某个第三者，于是这位名人断然拒绝，结果弄得我们那位受保护人以为我们说自己多有能耐是在吹牛；更常见的情形是，这位天才或有名的美人勉强同意了，但觉得自己名声受了玷污，情感受了伤害，从此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淡漠、伤感，还带点儿轻蔑。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猜出我错怪了报上的报道，因为那一天，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去看贝戈特，可是当时我对她语气很自然地说出的那番话，没有起过半点疑心，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她说起谎来可以神态如此从容，技巧如此娴熟。她叙述的，或者认账的事，听上去还真就是那么回事，让人觉得那是明摆着的事儿——就像我们在无可怀疑的情况下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儿那样——于是，她不时把另一种生活的一些片段，填进了她的生活内容之中，让我当时毫不起疑，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的。不过，子虚乌有这个说法还是很值得商榷的。外部世界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真实的，但对每个个人而言，它又是各不相同的。倘使当时我在外面，感官的证据也许会让我知道，那位女士没有和阿尔贝蒂娜一起散步。而假如说我知道情况正相反，那也是通过一连串的推理（我们所信任的人说的话，是其中至为重要的环节），而不是靠感官证据知道的。要想获得感官证据，我自己就得确确实实在外面，这种情形并没发生。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假设是不无可能的。是不是那样一来，我就可以知道阿尔贝蒂娜在说谎了？这一点能肯定吗？感官证据本身，也是思维的运作结果，而且这是一种信它有、它就有的结果。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弗朗索瓦兹的听觉带给她的，并不是人家在说的话，而是她以为人家在说的话，即使那人再说一遍，含蓄地校正她的理解，她照样可以充耳不闻。我们的那位膳食总管亦然如此[77]。德·夏尔吕先生那会儿穿一条——他的穿着经常在变——颜色鲜亮、一眼就能认出的裤子。而这位总管一直把“公厕”（这个词儿，指的就是德·朗比托先生当初听德·盖尔芒特公爵提起时大光其火的那种公共厕所，德·盖尔芒特公爵管它叫朗比托小便池）听成“共厕”[78]，从小到大他就没听见有谁说的是“公厕”——尽管人家对他说的确实就是公厕。谬误往往比信仰更顽固，而且从不对这种自以为是加以反省。这位总管经常说：“德·夏尔吕男爵先生在共厕里待那么久，一准是有毛病。成天追女人的老家伙，就是这德行。他还穿那条裤子呢。今儿早上，夫人派我去诺伊买东西。在勃艮第街那儿，我瞅见德·夏尔吕男爵先生进了共厕。过了一个钟头，我从诺伊回来，只见他还在那个共厕里，待在中间的那个老地方，远远地一眼就能瞧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有个侄女，我从没见过比她更美、更高贵、更年轻的姑娘。可我听到一家我去过几次的餐馆的门童在她经过时说：“你们倒是看看这个老婆子呀，瞧她那样子多可笑!少说也有八十岁了。”关于年龄，我很难相信他真是这么想的。可是聚在他身旁的这帮侍应生——每回她路过盖尔芒特府邸，到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去看望她那两位可爱的姨婆德·费桑萨克夫人和德·巴勒洛瓦夫人时，这帮跑腿的伙计都要嘲笑她一番——也不知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的，却从这个漂亮姑娘的脸上，看出了门童说这个老婆子的八十岁年纪。府邸里有两个管出纳的娘们，满脸发着湿疹，肥胖的模样滑稽可笑，可是在这帮小子眼里，她俩都是大美人，要是有谁对他们说，那姑娘比两个娘们中的某一个出色得多，他们准会捧腹大笑。也许只有性欲才能阻止他们犯浑——假如这种欲念正好在所谓的老婆子经过时萌动，又假如这帮小子突然间对这位年轻女神想入非非地起了邪念。但由于一些我们不知晓的、很可能有其社会根源的原因，这种欲念并未萌动。

回过头来说阿尔贝蒂娜。我几乎从没见过有哪个女人，能有像她这么出众的禀赋，能把谎话说得如此活灵活现，俨然赋有生活本身的色彩，唯一的例外是她的一个女友——也是那帮花季少女中的一个，脸也像阿尔贝蒂娜一样是粉红色的，但侧面的轮廓不很规整，先是凹进，然后隆起，然后重又凹进，完全就像一种粉红的花串，我忘了这种花儿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它的花串也是这么曲曲弯弯的。就编故事的本领来说，这个少女比阿尔贝蒂娜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说起谎话来，不会像阿尔贝蒂娜常会有的那样面有难色，也不会让人看出她窝着一肚子火。然而我说过，当她把假话编得滴水不漏，容不得你起疑的时候，她是很可爱的，因为这时你会看到她讲的事情——尽管都是凭空想出来的——栩栩如生，历历如在眼前。这是我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