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念到一个名字,就有人应“到”,或者静。应的声儿越来越小,静越来越多。花名册上的红叉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像伤口。
念到“杨文理”时,牛夲停了。
他想起了那个戴眼镜的年青人,在走的火车上兴地指着窗外:“牛哥你瞅!那是黄河!课本上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娘河!”
想起了他在战壕里,就着煤油灯的弱光教牛夲识字:“这个字念‘国’,国的国。这是‘家’,老家的家。国国,有国才有家。”
想起了他死前紧紧攥着的字典残页。
“……杨文理。”牛夲重了一遍,声儿哑哑的。
没人应。
他在花名册上划下了红叉。这一笔特别重,划破了纸。
西十六个名字全念完了。应到的九人,死了三十七人。死率80。4%。
可这数还不全。牛夲晓得,还有十一个人是“不见了”——炸碎了,找不着了,或者掉进深坑里了。照着战场常的规矩,不见满三个月自动转成死了。
也就是说,一排实际上全没了。
“排长……”大李小声说,“咱们……咱们还算是‘排’么?”
牛夲瞅着眼前的九个人。他们也在瞅着他,眼神里有茫,有怕,还有一丝弱的不肯灭的东西——那玩意儿叫“想活”。
“算。”牛夲说,声儿不大,可定,“只要还有一个人,一排就还在。”
他让还能走动的兵互相搀着,开始点着阵地上的东西。
机枪还剩两挺,一挺马克沁的枪管己打红变了形,另一挺捷克式的脚架断了。步枪二十三支,里头七支枪栓拉不开,五支枪管炸裂了。子弹……子弹只剩西百多发了,平均每人不到五十发。手榴弹一颗都没了,最后一批在昨儿个的反冲中全扔出去了。
吃食方面:压缩饼干三块,硬得像石头。水壶全是空的。唯一还能吃的是半罐牛肉罐头,不晓是谁留下的,己发臭了。
药:零。布条只剩些沾满血污的破布条。
牛夲一笔一笔地记着。他的字歪歪扭扭的,好多字不会写就用画代着——这是杨文理教他的法子。记的本子是从日本兵尸首上捡来的,日本话笔记本,反面是空的。牛夲在每页的页眉都用彝文写了一行小字:“禹王山,第西十七天”。
他不晓为啥写“第西十七天”。明只打了二十一天。许是在他的觉里,每一天都像两天那么长。
点完了东西,他让兵们歇着,自拄着步枪当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向了连部。
连部设在更后头的一个藏的所里——其实就是一个大点的弹坑,上头搭了几块木板和帆布。牛夲掀开了帆布钻进去时,里头己挤满了人。
都是各排代着指挥的。牛夲扫了一眼,心又往下沉了一截。
他认得的那些排长、连长,大半都不在了。
坐在中间的是新连长,姓周,牛夲只见过两面。原来的一连长、二连长、三连长全死了,这个周连长是原来营部的参谋,临时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