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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白衣骑士（第2页）

然而在1984年的夏天，《财富》杂志的记者格温·金基德打算写一篇关于布斯基的专访。布斯基很少和记者通电话，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金基德的采访，不过他拒绝谈论关于交易和生活琐事的话题。

西格尔知道这篇报道正在准备中，记者也找过他，并给他的秘书留了一个口信，让西格尔给他回电话。当西格尔给金基德回电话时，她出去了，后来没有再联系过他。西格尔认为记者只是想知道他对布斯基的评价，也就没有在意。然而，到了7月的最后一周，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提醒他注意这篇报道，因为报道中有关于布斯基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关系的不利“方面”。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他生气地说：“这可太糟糕了。这对你、对我都不好啊。”

布斯基似乎毫不在意，他对西格尔说：“你太夸张了。”然后他告诉西格尔，这篇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照搬”《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而那篇文章也提到了布斯基同两大投资银行的关系。这句话使得西格尔更加坐卧不安。《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会不会激发大量不利报道的发生？他知道媒体对自己的业务是非常敏感的。

西格尔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德农西奥。德农西奥表示了关心，但是没有过分地担忧。他当然没有问西格尔文章说的事情是否是真实的。他们把并购部名义上的主管彼得·古德森叫了过来，一起研究这篇报道对公司兼并业务潜在的不利影响，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这种影响很小。华尔街上一直都在流传各种谣言，并且让他们松一口气的是，第一波士顿银行在这篇文章中也被提到了。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西格尔一早就冲到报刊亭购买了8月6日出版的那期《财富》杂志，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就刊登在这一期上。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无伤大雅，其中重点介绍了布斯基的伟大金融成就和雄心壮志，也直言不讳地详细记述了他早期的生活背景和经历，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西格尔在这篇文章中发现了两段让他惊恐不已的话：“布斯基的竞争对手对他交易时机的准确选择颇有微词。有许多谣言称，他参与的交易都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有关。布斯基断然否认了使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

接着，文章提到了一件更为敏感的事情。“去年，当马里兰州液化气经销商柏尔加斯公司（Pargas）被加拿大富有的贝尔兹伯格家族（Belzberg）收购时，布斯基以及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举动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这起事件牵涉到了几个同布斯基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西格尔、泰迪·福斯特曼和穆赫伦。西格尔曾经和布斯基谈过此事，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透露内幕消息。泰迪·福斯特曼是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的创始人，经常和布斯基交谈。贝尔兹伯格家族是穆赫伦的主要客户和支持者。西格尔知道，关于贝尔兹伯格家族举动的消息一般都是穆赫伦告诉布斯基的。

文章继续写道：“在贝尔兹伯格家族告诉柏尔加斯公司他们的收购决定但是还没有公开宣布前的某一天，布斯基购买了柏尔加斯公司的3。5万股股票。”尽管这些完全属于细节的描述，但是它很明显是在暗示，布斯基在贝尔兹伯格家族一案上有内幕消息——很可能是通过柏尔加斯公司获悉的，这就把矛头指向了西格尔。

文章接着写道，在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宣布减持柏尔加斯公司股票引发股价大跌之前，布斯基大量抛售了柏尔加斯公司的股票。这一点暗示，福斯特曼可能提前向布斯基透露了他的计划，而西格尔也遇到了类似的怀疑。布斯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金基德在文中引用了他的原话：“我对交易没有任何评论，我们每天都要买卖证券，一直都做得很不错。我们有一流的顾问一直在指导我们。”

西格尔非常恐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最为担心的是他与布斯基的关系可能会被发现，现在，这已经是白纸黑字，印在了全国性的杂志上面。这些说法不会在华尔街上销声匿迹的。莱斯曼的朋友开始开玩笑地把西格尔称为布斯基的“专门负责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8月底的一天，西格尔接到了罗伯特·弗里曼的电话。弗里曼是高盛公司负责套利业务的主管，也是套利领域一个实力强大的人物，多年来几乎每天都与布斯基打电话。弗里曼和西格尔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最开始他们谈论公司的交易，后来话题转向了体育、哲学、薪水和志向。弗里曼已经把家从新泽西搬到了纽约的拉伊地区，他告诉西格尔，他在那里买了一套豪华的别墅，紧邻著名的阿帕瓦米思乡村俱乐部（ApawamistryClub）。

弗里曼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举止稳重，英俊潇洒。他在达特茅斯学院主修西班牙语，然后到哥伦比亚商学院深造，毕业后进入高盛公司工作。他跟着罗伯特·鲁宾学习套利，鲁宾后来成为公司的联席CEO。高盛公司具有传奇色彩的董事长古斯塔夫·列维曾经也是一位套利人，而且是华尔街该领域的泰斗。弗里曼在1978年被晋升为合伙人。随着套利行业对并购、资本重组和其他主要业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其他合伙人都日益看重他的意见。

为了保护公司的声誉，高盛有明确规定：各个部门之间严禁交流情况。公司还印发了一份“限制名单”，里面都是参与投资银行悬而未决活动的客户，公司的套利人和其他人员严禁买卖这些公司的股票。因此，弗里曼常常向西格尔抱怨，说他有许多交易都无法进行。

与布斯基一样，弗里曼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息源，因为他身边也有许多关于市场的情报和交易信息。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套利人圈子。实际上，西格尔一直都怀疑这些“圈子”的成员在共享信息。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尽管某个套利人因为他所在的公司牵涉到了某项交易而被禁止，但是这个圈子的其他人则不受限制。他们可以自由交易，只要他们同其他人分享类似的信息就行。

西格尔知道，这种信息总能以某种方式在公司公开宣布之前找到进入市场的途径。任何人都能看到交易量和股价的增长，也不难追踪到购买者的身份。华尔街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套利人，他们只是跟踪套利人圈子内成员的交易模式，盲目地跟风买进和卖出。

当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时，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正在全速进行之中，这增加了西格尔对套利人圈子的怀疑。弗里曼在电话中说，他知道布斯基持有康乃馨公司的100万股股票。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既对布斯基的持有量吃惊，也对弗里曼对此非常清楚感到吃惊。连他都不知道布斯基的交易量，而弗里曼却这么清楚。很显然，布斯基的公司保密工作不是很严格，至少对像弗里曼这样很有实力的套利人来说是如此。毫无疑问，谣传会在媒体上出现。弗里曼不断说着，西格尔的脑子飞快地思考着。然后，他又听到了一些更让他担心的话。弗里曼说：“你要小心了，有传言说你和布斯基的关系太密切了。”

西格尔脱口说道：“我不会再和他电话了，到此为止。”

弗里曼的话使西格尔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发誓，康乃馨公司的交易是他最后一次透露消息，他必须与布斯基拉开距离，而且要尽快，否则他就会永远被谣言纠缠着，脱不开身。

然而，正当他认为《财富》杂志报道的影响销声匿迹时，又接到了《大西洋月刊》记者康妮·布鲁克的电话，她也要为布斯基写一篇报道。她已经看过《洛杉矶时报》和《财富》杂志上关于布斯基的报道，准备在自己的报道中也提到西格尔的名字。西格尔请求她不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他又去找德农西奥，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说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行。他们采取了措施。当布鲁克把文章交到杂志社时，社里的律师告诉她，必须删去关于西格尔的内容，否则不能刊登。她开始表示抗议，但是最后被迫屈服了。这篇文章刊登在了12月出版的那一期上，没有提到关于西格尔的谣言。西格尔只是在后来才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插手了，他们威胁杂志社，声称如果不将对该公司不利的材料删除的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就会提起诉讼。

当年的剩余时间里，西格尔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誓言，没有和布斯基联系。他以前几乎每天都和布斯基通电话，现在却突然中断了。他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任何内幕消息。然而随着年底即将到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西格尔还是开始考虑他的年终“奖金”。1984年对西格尔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他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合法薪水和奖金超过了100万美元，获得的现金和股份高达110万美元。然而，他那套公寓的装修费用接近50万美元，比他预想的还要高。最后，他还有一笔“奖金”收入，布斯基用这些无价的消息和建议赚到了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自己不分一杯羹呢·

1985年1月，西格尔和布斯基在帕斯特拉明·森斯咖啡厅见面。西格尔按照他所发誓的，把预计的要求提高了一些。他提出40万美元，除了送钱人拿走的钱以外，他期望能够得到35万美元。用这些现金，他可以把公寓的装修费全部付清。布斯基随口就同意了，关于康乃馨公司消息的价值甚至都还没有讨论呢。但是这次，布斯基打算采用一种新的送钱计划。他不想再用广场酒店大厅交接的方式了。

布斯基告诉西格尔，让他在约定的日期上午9点整准时到达第55街和第一大道交叉口的电话亭。然后，西格尔拿起话筒，假装要打电话，而此时送钱人会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在等着打电话。他会把一个手提箱放到西格尔的左腿边，然后走开。西格尔认为这个计划比酒店大堂的方式更加可笑，就像是拙劣的间谍小说中的情形一样，但是布斯基却坚持采用这种方式。

在约定的日期，西格尔提前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为了消磨时间，他到街道对面的一个咖啡厅喝咖啡，他坐在靠近窗户的一个桌子旁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察外面的情况，搜寻着可能的送钱人。突然，他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提着一个手提箱，在电话亭附近的一栋小楼旁边来回走动，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粗呢短外衣。

接着，西格尔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在半个街区的地方，也是皮肤黝黑。他在路边走来走去，眼睛盯着西格尔怀疑是送钱的那个人。西格尔开始感到惊恐。怎么了？怎么还有一个人呢？突然之间，西格尔想到了布斯基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情，心中的恐惧一下子涌了上来。西格尔心想：“他们是来杀我的。”布斯基之所以采用这个怪异的计划，让送钱人站在他的身后，原来是打算谋杀他。西格尔立即喝完咖啡，付了账单，迅速逃走了，撇下那个送钱人提着手提箱在那里不断走动。

西格尔回到办公室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他问道：“怎么样了？”

西格尔回答说：“没有拿到。”

布斯基烦躁地问道：“为什么没拿到呢？”

西格尔解释说：“那里多了一个人，有人在监视。”

布斯基大喊说：“当然了，一直都有人啊，是我想确保交接成功的。”

西格尔听了大吃一惊。布斯基连自己的送钱人都不信任。

布斯基坚持让西格尔再到电话亭去收钱。他说：“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些现金搞到手，你最好还是拿走。”西格尔非常警惕，他不想用这种方式取钱，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在拖延了几个星期后，他让步了。他再次来到电话亭，一切进展顺利。同上次一样，手提箱里的钱又少了一些，但是西格尔甚至懒得和布斯基说这事。西格尔对自己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不想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在西格尔的头脑中，和布斯基的协议结束了，最后一次付款也完成了。西格尔彻底停止了和布斯基的电话联系。当布斯基给他打电话时，他总是躲避，借口繁忙，或者匆匆挂断电话。没过多久，布斯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一天下午，西格尔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当他又想快点儿挂断时，他听到布斯基轻声地问道：“怎么了，马蒂？你不想再和我说话了吗？你不想再给我打电话了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的声音婉转，透露出一种真心的忧伤，“难道你不再喜欢我了吗？”

当《财富》杂志的文章刊出时，西格尔与布斯基的关系并不是他感到恐慌的唯一原因。甚至当他在和布斯基保持距离时，他仍在同其他的朋友——弗里曼通电话进行内幕交易，虽然弗里曼也提醒西格尔注意有关他和布斯基的关系的不利谣言。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不是受现金需要的驱使，而是受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利益的驱动。

尽管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却问题重重，已经陷入了危机，公司的收益严重依赖西格尔的业务。尽管它传统的收入来源，如经纪佣金和承销佣金已经干涸了，但是公司却仍然鄙视新兴的盈利机会。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自己的套利业务部门。同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都不同，它没有开设账户进行交易。阿尔·戈登以及之后的德农西奥都认为公司自己开户进行交易会玷污公司对客户利益的责任。没有这些顾忌的公司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如高盛公司，一直都在大规模地从事套利业务，甚至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也开始利用这种市场机会。

德农西奥被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些年轻投资银行家起了一个“鸵鸟”的绰号。当人们提到开创新业务时，他都要问一问这项业务是不是公司为了给客户服务而“需要”的。回答很少是肯定的。同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资金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而其对手的资金却在飞速增长，使得它们可以资助大规模的项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仍然要依赖它传统的零售经纪网络和承销能力积累资金，这是一种烦琐、过时的筹资方式，利润也越来越少。实际上，零售经纪网络每年要损失3，000万美元。

这起案件轰动一时。它揭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了酒鬼律师、同性恋，以及在豪华饭店和马球俱乐部举行的秘密会议。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没有其他人被牵涉进去，因此公司竭力低调处理此事，但是公司的总法律顾问罗伯特·克兰茨却成了证人席上的倒霉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监管程序似乎被架空了。

这起事件之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寻求新收入来源的需要更加迫切了。早些时候，德农西奥和戈登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名叫蒂莫西·L。泰伯尔。他英俊潇洒，高个子，多少有点儿孩子气，获得过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一见面，他们俩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的会计经验和牛津大学的背景吸引了他们俩，公司就聘请他为顾问，直接向德农西奥负责，他的头衔是负责计划的副总裁。

在审查了公司的业务、盈亏状况之后，泰伯尔得出结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要想生存，就必须开拓新的赢利业务。他认为公司别无选择，必须开设账户进行交易，并且组建自己的套利部门。泰伯尔自愿加入该部门，他声称自己做过一些股权交易，但是对套利却没有什么经验，交易知识也不是很多。

德农西奥仍然很不情愿，不过还是接受了泰伯尔的建议，但是要求避免公开此事。他把这位年轻的顾问分派给资深的交易员、机构销售部名义上的主管理查德·威格顿。威格顿原来是一位信贷分析师，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度过的，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既没有耀眼的成就，也没有尴尬的失利。他身材肥胖，和蔼可亲，有点儿迟钝。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叫他“威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