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却很少安抚人们。正如著名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柯克爵士早在1602年所说的一句话:“如今欺诈猖獗,甚于往昔。”米尔肯、布斯基等人一直在用一种观念蛊惑人们,那就是回报不一定要伴随着风险。华尔街自身也表现出很容易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也许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像米尔肯和他的垃圾债券一样统治金融界了。但是,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骗子肯定还会在某个地方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市场显然复苏了,并且显示了一种遏制自己过度行为的能力。然而,它仍然很容易从内部腐烂。最起码20世纪80年代这些丑闻的发生,凸显了完善证券法和加强执法力度的重要性。华尔街上的犯罪分子对风险进行了完美的估算,正如他们所算计的,如果他们犯事,被抓的可能性非常小。
政府的起诉记录也无法改变人们对华尔街的一种普遍看法,人们认为多数证券犯罪都是发生在执法力量无法触及的方面。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部分裁决,包括RICO法案定罪,在上诉时被撤销了,对穆赫伦的定罪则全部撤销。对穆赫伦操纵股价的指控在被撤销时法庭说:“任何理性的审判者都无法找到指控这些犯罪活动的证据,他们对这种指控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对穆赫伦判处一年徒刑和处以150万美元罚款的判决也被驳回了。穆赫伦的这个结果是不足为奇的。从事件本身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是布斯基在操控穆赫伦,而不是穆赫伦在操控股市。如果说穆赫伦有什么罪行的话,那就是在寄存交易上,但是陪审团对此无法达成一致。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部分裁决的撤销,以及对其他一些证券案件中指控的撤销,主要是因为技术原因。然而,在面对华尔街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犯罪活动时,检察官们极度渴望以任何理由提起诉讼。在有些案子中,他们做得有些过头了。
这些结果并没有改变华尔街上犯罪活动泛滥的事实。但是,它们确实使人们对证券法的刑法化产生了疑虑。国会应该针对最为严重的证券欺诈违规活动制定一部更为严厉而又精确的刑事证券法,并且要把净资本管理规定之类的执法活动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
至少,国会应该对内幕交易做出法律上的界定,应该把“团伙”定为禁止虚假披露持股情况的刑事禁令的一部分,因此,伊坎和布斯基之间的“安排”就必须被公开。证券公司应该被禁止从事套利业,自我监管显然是失败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撤销了套利部。法院应该继续明确地界定邮件和电子欺诈。正如麦克诺滕勋爵(Lhten)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预言的那样,欺诈活动是“形式多样、无穷无尽”的。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要为米尔肯、布斯基、西格尔、莱文及其盟友的案子争论多年,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惩罚是否同罪行相符合。事后来看,检察官们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对这些犯罪分子施加更为严厉的惩罚。尽管对他们的罚款确实不少,但是这永远也弥补不了给投资人、纳税人和无辜劳动者造成的损失。
但是,在1986年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一点,做到事后聪明。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一个毒瘤正在蚕食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的道德基础。这个毒瘤被当机立断切除了,主要的违法分子被抓住了。他们所有的金钱和权力也无法换取他们所渴望的结果。市场存活了下来,甚至更为繁荣。到1992年年中,美国经济多少显现出了复苏的迹象。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正直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美国人生活的中心,在价值观念中占据一席之地。
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丑闻同80年代的丑闻,相隔60年之久。如果华尔街的正直再次遭受主要威胁的时间能够比这个时间再长一半的话,那么,以米尔肯的垮台和入狱为**的这场行动就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1987年3月27日,伊兰·赖克和罗伯特·威尔吉斯在同一天来到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联邦监狱报到,开始服刑。在莱文的消息圈垮台之后,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共同的经历可能会使他们建立一种友谊。但是,两个人在监狱中的反应完全不同:赖克变得更加冷漠和孤僻,而威尔吉斯则非常开朗、外向,积极参加各种健身活动。
两人的刑期都是1年零1天,但是在服刑8个月后,他们就被释放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赖克开始在纽约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做法律顾问。威尔吉斯则在娱乐界找到了新工作,帮着安排一起交易,为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CityMusicHall)的“复活节演出”筹集资金。
穆拉迪恩因为同政府合作而获得了豁免。他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处罚,并被禁止从事证券业一年。他在找工作时非常困难。1990年的春天,他离婚了,并且不得不将新泽西州的房子卖掉。他从倒闭的原布斯基的公司购买了一台二手的IBM个人电脑,并开始自学电脑操作。
詹姆斯·达尔卖掉了比弗利山的房子,在杰克逊维尔购买了一块地,自己建造了一座新房子,离西格尔的家不远。尽管他发誓说要远离商界,但是他却成了一个家族的法律顾问,该家族控制着温迪克斯连锁超市。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准备作证,但是让他感到宽慰的是,这从来都没有发生。即使在缴纳了同德崇公司和米尔肯有关的各项罚款之后,他至少仍然是个百万富翁。
穆赫伦甚至在定罪被撤销之前,仍然可以轻松地从贝尔兹伯格家族和蒂施家族等主要投资人那里筹集到资金。他成立了一家新的合伙公司——野牛合伙公司(BuffaloPartners),这个名字起源于他在弗吉尼亚所养的一群野牛。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布罗德街,每天他都往返于公司和他在新泽西州的家,继续实践着他那引人注目的投资风格。根据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他不能为自己进行交易,但是他只需通过美林公司和贝尔斯登公司就可以进行交易。
罗伯特·弗里曼在监狱中服满了4个月的刑期,于1990年8月30日被释放。他的认罪协议没有要求他必须和检察官合作。他仍然是一个积极的投资人,从外表上看,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1991年的夏天,他和朋友詹姆斯·里甘、亨利·克拉维斯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是由格拉尼特资产公司(Graal)主办的。该公司是弗里曼在高盛公司的一位前同事卢·艾森伯格创办的合伙公司。
丹尼斯·莱文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时,主要从事园艺工作。他抱怨说受到了狱友的排挤,被称为“背叛分子”。他在曼哈顿的过渡教习所完成了刑期,于1988年9月8日被释放。
随后,莱文迅速成立了自己的金融顾问公司——阿达撒集团(AdasarGroup),并且决心进一步引起公众的注意。1990年5月19日,他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述自己经历的文章,他还请人代写了一本名叫《洞彻内幕》(I)的书。
莱文企图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但是没有成功。紧接着,他还得到一个更为理想的机会——《60分钟》节目对他安排了一次采访,正好在他的新书于九月份发行的时候。莱文一定期盼着借此机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正面人物。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经典的电视调查节目。该节目的记者埃德·布拉德利调查了莱文新公司的运营情况,发现莱文向那些打算通过他的公司获得融资的人收取预付费,但是却没有给人提供服务。他所谓的贷款公司原来是一家位于巴拿马的骗子公司,并且,他向潜在借款人所介绍的投资银行家根本不是德崇公司的员工,而是他在刘易斯堡监狱服刑时同住一室的狱友。节目里还播放了对莱文两个客户的采访,他们声称被莱文欺骗了。当莱文在镜头前面对这些指控时,他那兴高采烈的劲头立刻消失了。
《60分钟》节目的一位制片人后来说,还有许多其他的受害人都感觉很尴尬,因此不愿意在电视上承认他们被莱文欺骗的事。莱文又受到了一连串民事诉讼的指控。他的新书在全美的巡回签售活动也突然取消,《洞彻内幕》一书在书店销声匿迹。莱文也基本上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到那时之前,还有人发现他在四季酒店吃午饭,在滑雪胜地维尔同家人滑雪,好像内幕交易的丑闻从来没有打击过他。很显然,他也不在公园大道的公寓居住了,打到那里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只有语音提示让人拨打长岛的区号和电话号码,那是他新地址的电话交换台发出的提示。他的新家在华盛顿港,纽约郊区的一个富人区。
在隆波克联邦监狱服刑的伊万·布斯基于1989年12月15日被转移到了布鲁克林的一个过渡教习所,三个半月后被释放。这样,他总共3年的刑期,只服满了两年就被释放。在狱中,他蓄着长长的白胡和齐肩的长发。在穆赫伦一案作证时,他承认在监狱中从不洗衣服,而是掏钱让他的室友给自己洗。同莱文一样,他也被认为是“背叛分子”而遭到其他人的排挤。狱友们画漫画嘲笑他,并把漫画贴到监狱的布告栏上。
自从被释放以后,布斯基似乎在竭力找寻自我。他寻找潜在的投资者,打算组建一个国外的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然而,同穆赫伦和弗里曼不同,他们没有供出华尔街上的其他人,而布斯基因牵连到了许多人,在华尔街备受富有投资人的冷遇。
1991年,布斯基来到了莫斯科。当时的俄罗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布斯基声称作为俄罗人的后裔,自愿为俄罗斯提供服务,但是他却被婉言拒绝了。布斯基还告诉朋友,他正在考虑做戏剧制片人。他的儿子比利编写并制作了一部非百老汇的戏剧,名叫《堕落天使》(FallenAngel),讲述了一个父亲去坐牢的人的故事。
布斯基的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主要是在巴黎和蔚蓝海岸,维基利经常和他在一起。西玛·布斯基继续住在基思科山的别墅里。布斯基仍然乘坐专门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外出开会,并且在巴黎和纽约的高档餐厅用餐。他又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他重新穿上了他的标志性的黑色套装,但是在曼哈顿的市区剧院除外,在这里他常常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
1992年4月,在一次民事诉讼中,布斯基出庭作证,他拒绝说他住在哪里或者披露他的净资产。当对方的一个律师问他是否有专职司机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没有,你想做吗?”
1991年6月1日,在罗森塔尔受审时,迈克尔·米尔肯出庭作证,这是自从他被监禁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由于没有戴黑色的卷曲假发——为了安全起见,联邦监狱禁止戴假发或者帽子——人们几乎都认不出他了。他的头发中掺杂着白发,似乎苍老了许多。除此以外,他看起来还很健康,也很轻松,甚至迫切等待着出庭。曼哈顿法庭里挤满了人,许多旁听者被赶到了门外。
人们都心存一个悬念:米尔肯会不会为了讨好伍德法官而背叛他的前盟友罗森塔尔?但是,这种悬念很快就消失了。在很大程度上,米尔肯把这次作证当成了另一次为自己和垃圾债券辩护的机会。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却抓住每一个机会淡化其严重性。他把检察官们所说的回扣和贿赂说成“赊购”,把帮助客户逃税说成“账户融通”。他从来没有用过“垃圾债券”一词。
尽管米尔肯是政府的证人,但是他似乎更像被告的证人,尤其是罗森塔尔的律师是彼得·弗莱明,正是德崇公司以前的律师,但是他一直都是米尔肯的支持者,甚至在德崇公司认罪之后加入了米尔肯的辩护团队。米尔肯似乎放弃了讨好政府的企图。当他被问到是否会因为作证而得到回报时,他耸了耸肩膀,然后说:“在经过了这5年半之后,我不肯定还能期盼什么。”
米尔肯似乎是从长远着想,看到了刑期结束以后的事情,而他的刑期可能还要再持续两三年。他出来时将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并且他还将拥有一批富有和有影响力的朋友,这些人他本来是可以供出来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他的身边仍将有一个人数虽少,但是影响力巨大的核心崇拜圈子,这些人都是美国商界和媒体界的精英。他们将在米尔肯的号召下,为改写历史的定论而战斗。
在这些忠实的人员中就有洛兰·斯珀奇。她成立了一家名叫“为美国梦而奋斗”的组织,并担任主席。该组织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全力颂扬米尔肯,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为米尔肯辩护的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西夫韦公司的董事长彼得·马格温、新闻评论员祖德·万尼斯基。
让罗宾逊公司的许多人大费周折的关于米尔肯客户的书终于在1991年6月出版,书名为《美国梦写真》(PortraitsoftheAmeriDream)。斯珀奇和她的组织成员写了许多封信,为他们颂扬米尔肯的工作筹集资金,其中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统治20世纪80年代的是同情而不是贪婪,像迈克尔·米尔肯这样的人就是鲜活的证据。”
马丁·西格尔于1990年7月1日进入佐治亚州杰瑟普的联邦监狱服刑,8月24日被释放。他在狱中把监狱停车场的停车线刷了一遍,并且帮助将狱中的图书馆实行电脑化。
西格尔以前在康涅狄格州居住时的邻居菲尔·多纳休以475万美元的价格将西格尔以前的房子买了下来,然后把房子拆掉,以扩大自己的院子。
西格尔为杰克逊维尔的贫困中学生建立了一个计算机训练营,现在,他全职在这里工作,并把这作为他两年社区服务刑期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是为了帮助提高杰克逊维尔地区工人的培训水平,它得到了佛罗里达州立社区大学杰克逊维尔分校和该大学城市资源中心的资助。参与者从最初的8个人增加到了150多人。
自从被宣判以后,西格尔一直在做着一个梦:他像投资银行家一样,身穿老式的套装,走进了他以前的导师马丁·利普顿的办公室。在梦中,利普顿站起身来,朝着他走过来。
利普顿拥抱着他,然后说:“我原谅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