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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治与独立（第1页）

三、自治与独立

1922年之后，印度出现了短暂的平静，除了莫。尼赫鲁和达斯组建的一个以争取真正的宪政改革为目的的“斯瓦拉吉党”还在活动外，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趋于平息。但是，一个趋于成熟的印度民族已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连保守的丘吉尔也极为精辟地预见到：“把民族机制引进印度的结果是，印度人在每一个阶段上都反对我们。”[92]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的宪政改革在缓慢地进行着。里丁勋爵就其思想而言，是有其支持宪政改革并同情印度民族主义者一面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能够满足印度人的愿望。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印度机构的印度化问题困难重重。根据“二元制”方案，英印政府将吸纳一大批印度人进入行政机构，但是这一过程的具体操作却阻力巨大。1923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印度化问题，发现英国人对于由印度人来统治印度深表反感。里丁指出，“在欧洲人被吿知统治印度这么多年之后”，将与印度人合作甚至处于印度人的领导之下，“他们的种族意识将再度迸发”。[93]次年，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进度缓慢的方案：在50年内使印度文官中的印度人占到一半以上，在25年内使警察力量中的印度人占到一半比例。[94]而军队的印度化更有争议，因为印度军队的军官绝大多数是英国人，而且军队又是保障秩序和稳定的最终屏障，因此军队印度化的阻力更大。里丁曾提出军队分三个阶段印度化，至1955年完成这一过程，但遭到英国政府的完全否决。而且，英国政府不同意任何一个军事单位的完全印度化。另外，当里丁提出在八个军事单位中实行最初印度化试验的建议时，英国政府又把数目削减了一半。印度军队总司令罗林森（HenryRawlinson，1stBaronRawlinson）对印度化持一种冷漠态度，他认为没有足够多的合格印度人可以进入军队。1928年，调查军队印度化的皇家委员会提出，至1952年可以使一半的印度军队印度化。[95]

如此缓慢的进程是很难使印度人满意的，连里丁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从来不能理解那些自我安慰的人，他们认为如果给了印度人完全的自治领地位，则英国军队将仍驻留印度，由印度而非国内的陆军部控制。谁能期待这样一种状态发生呢？”[96]

其次是“二元制”在实际实行过程中的走样。二元制被印度省督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他们认为省一级责任政府给他们比以往大得多的地方自治权，因此把二元制变成一个英国人在省级机构中享有更大权利的新发明，完全不顾“二元制”创立者所提倡的自由精神。比如，孟加拉省总督就利用该省的两大宗教集团的矛盾，抓住“二元制”的机会打破了印度教徒的权利而建立了一个英穆联合统治。这些对二元制的有意歪曲触怒了印度民族主义者。1923年，孟买和联合省的印度部长辞职以示抗议。1924年，英国任命了以马迪曼爵士（SirAlexanderPhillipsMuddiman）为首的皇家委员会来调查1919年法案的运行情况。委员会中的印度成员认为所谓“二元制”不过是各省分为英国部长和印度部长两部分而已，后者处理一些前者移交的事务，各地的印度部长“并不拥有真正的职权，而且在许多省份，政府的两半部分（印度人和英国人）并不在联席会议上真正碰头”，故要求彻底改变这种局面。[97]但是，1925年9月，委员会中占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却提交一份报告，称“二元制”并未失败。结果，印度政府批准了这一个报告。[98]以莫。尼赫鲁为首的斯瓦拉吉党人对此十分愤怒，强烈要求政府召开圆桌会议与印度人共商修改二元制的方案，政府未予理睬。

英国的这些举措实质上都是在承认印度将最终走向自治的前提下，又念念不忘维护其传统的专制统治权利。因此，这一时期印度虽然处于表面的平静之中，却注定要与英国再一次爆发冲突。1926年“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也对印度民族主义起到了刺激作用，各自治领等于已获得独立，而曾与自治领并肩作战并且在战后享有同等地位的印度却仍在为“自治领地位”而奋斗，这种状况确实不公平。1926年，甘地再次崛起，重整国大党。这一切都为民族运动的再度爆发创造了条件。

1927年，调查改革状况的西蒙调查团的到来，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再度兴起的一根导火索。根据1919年法案规定，法案满10年后将派一个调查团来调查改革工作，并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制定宪法做准备。1927年，英国保守党政府预见到同情印度的工党政府不久要上台，因而特意提前两年派出以西蒙爵士（JohnSimon，1stVison）为首的调查团来印度，以防工党政府对印度人的要求做出让步。这个决定印度未来命运的调查团的七名成员中，竟然没有一个印度人，这一构成激怒了印度各界。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皆表示抗议，各派别联合发表声明不与调查团合作，“滚回去，西蒙！”的口号贴满印度大街小巷。有人在抗议集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对印度人民的故意侮辱，它不仅特意把印度人安排在一个低下的位置上，而且更恶劣的是，它否认他们有参与决定自己国家宪法的权利。”[99]国大党乘此机会再度领导了反对西蒙委员会的斗争，促使战后第二次民族主义运动兴起。

为了对抗西蒙委员会，国大党于1928年7月组成了一个以莫。尼赫鲁为首的委员会考虑印度宪法问题。此时，以莫。尼赫鲁及其子贾。尼赫鲁为首的一批国大党人已转向激进方向。该委员会通过一份报告，指出：“自治领地位”是印度的直接目标而非最终目标，并要求立即自治。[100]当年年底，这一报告被国大党接受，会上，尼赫鲁更提出印度的最终目标为“独立”。[101]虽然这一决议尚未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已表明，印度民族主义又向前迈进一步。甘地还让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如果政府不在一年之内接受尼赫鲁报告，国大党将组织包括拒绝纳税在内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02]这一最后通牒使1926年继任总督的欧文勋爵（LordIrood，1stEarlofHalifax）十分为难，为此他返回英国与内阁商议。此时正值工党政府上台，一直同情印度的麦克唐纳任首相，韦奇伍德。本（WedgewoodBenn）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使印度人对于英国政府的态度重新燃起了希望。

英国国内，工党仅在议会中占微弱优势，反对印度获自治领地位的势力仍十分强大，保守党认为欧文不应在西蒙委员会的报告出来之前发表宣言。麦克唐纳当时不在英国，代理首相斯诺登（PhilipSnowden）也延期对国大党做出答复。不过，工党国务大臣伯肯黑德勋爵（LordBirkenhead，即FrederiSmith，1stEarlofBirkenhead）认为西蒙委员会的意见可能会与欧文准备抛出的宣言一致，因而支持欧文。结果，1929年10月，欧文发表宣言，该宣言包含两个主要内容：首先是确认1917年“蒙塔古宣言”中包含的“自治领”是印度宪政演进的最终目标；其次是其进展的方式是通过代表各种有关利益（包括印度王公）的圆桌会议来解决。

该宣言内容十分含糊，它并未解决国大党所要求的立即实现自治领地位的目标。而且，宣言发表之后，欧文和工党政府受到了英国国内反对势力的猛烈攻击，伯肯黑德无力“应付困难的形势”[103]，两个月后，他公开宣称：“没有人能够告诉印度人，他们有可能在近期获得自治领地位。”[104]毫无疑问，“尼赫鲁报告”中所要求的立即自治的希望落空了。

失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们于当年年底在拉合尔召开国大党的年会。贾。尼赫鲁代表国大党宣布，鉴于立即实现自治领地位的要求被拒绝，印度人决定把立即“完全独立”作为目标。[105]甘地领导的温和派鉴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决定接受“完全独立”。1930年1月26日，国大党宣布这一天为独立日，尼赫鲁致词称：“英印政府不但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权，还把它自己建立在剥削大众的基础上，并已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上毁灭了印度，所以印度必须割断与英国的联系并获得完全的独立。”[106]致词突出地反映，由于英国的压制政策，印度走上了要求独立的道路。可以说，从1930年起，印度民族主义者与英印政府之间的冲突，已发展成为要求独立与维持带有专制体制残余的自治领地位之间的冲突。

1930年初，国大党授权甘地发动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时的形势对国大党十分有利，世界经济大危机已经袭击到了印度，印度农民在苦难中呻吟，而受危机打击极大的商人阶层也加入了反对英印政府的行列。许多地区发生农民拒绝交税的斗争；印度工会大会还要求在印度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107]在这样的背景下，甘地发起了所谓“食盐进军”，拉开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序幕。

食盐进军是一场象征性的活动，由于政府征收盐税过高，因而甘地决心带领79名门徒徒步行走两百多英里到海滨自制食盐，以示抗议。这一活动历时26天，甘地以这种圣徒般的行动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并使甘地赢得了欧洲人道主义者的普遍尊敬。其后掀起的民族运动浪潮声势浩大，在两战期间举世皆知。当时政府被迫通过十二项紧急法令，大约有600多万人被捕，印度监狱人满为患[108]，其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运动的结果，是1930年12月，按照“欧文宣言”的规定，召开了首届圆桌会议，由英国各党派及印度代表共同参加以讨论印度的前途问题。该会议的英方代表团由麦克唐纳首相率领的工党政府代表团、塞缪尔。霍尔（SamuelHoare）率领的保守党代表团及里丁率领的自由党代表团组成，以确保会议的结果可以被各党派接受；而印度方面则由57名英属印度代表[109]和总督任命的16名王公代表组成。[110]会议的郑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英王乔治五世指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英国和印度的政治家及印度土邦统治者在同一个地方，围绕着一张桌子来讨论印度将来的政府体制。”[111]从此之后，圆桌会议成为英、印双方商讨政治问题的一种常用方式。

但是，英国的这一姿态并不能说明，在自治领行将获得完全主权国家地位的前夕，英国对印度的传统看法有什么实质性改变。在以下几件事上，完全证明了英国的态度。

第一是西蒙委员会报告的滞后性。1930年6月，委员会提交了调查报告。该报告建议中央政府中官方指定的成员和非官方指定的、由印度人选举出来的成员比例不变；土邦王公和英属印度按联邦制原则组成一个新的印度自治领。[112]由于这一报告没有对印度将来的目标提出明确看法，中央政府又没有实行责任政府，因而遭到印度各方的强烈反对。

第二是印度政府和伦敦的许多英国人皆反对与印度民族主义者妥协。资深印度官员黑利1930年5月写信给欧文，指出：习惯于欧洲心理的人经常认为，妥协性的姿态能解决严重问题，但在当前的局势下，利他主义将会被看作是软弱。[113]英国国内，保守党右翼坚决反对给印度自治领地位，反对势力又因两个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MaxAitken，1stBaronBeaverbrook）和罗瑟米尔（HaroldHarmsworth，1stVisere）及许多院外压力集团的支持而加强。[114]丘吉尔充当了反对派的急先锋，1931年，他指出：“将我们的责任交付那些不成熟的印度政治家们将是一种倒退的行动，是一种胆小怯懦、背信弃义和令人羞耻的行为，这将给英国和印度都带来灾难性后果。”[115]他因这个问题而宣布辞职并脱离自由党。

第三是1931年欧文试图与民族主义者妥协而达成的“甘地-欧文协定”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1931年初，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欧文决定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国大党人，并与甘地进行谈判。3月，两个人达成协定，规定：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甘地答应终止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政府撤销紧急法令并降低盐税；国大党参加第二届圆桌会议，等等。[116]甘地作为国大党中的温和派，宣布立即终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国大党中的激进派则相当不满，鲍斯（SubhasdraBose）指出：“这一协定探讨了琐碎的、不必要的细节；却回避了斯瓦拉吉这一主要问题。”[117]连帝国主义者艾默里也承认：“这一协定远比我担心的令人满意。”[118]因此，几天之后，国大党激进派通过决议，其中寻求“完全独立”的目标保持不变。[119]

第四是圆桌会议没有预想的那样具有建设性。第一次圆桌会议于1931年1月结束。会议同意，在即将制定的新宪法中，确定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负责的原则，立法机构按联邦原则构成。会上，穆斯林代表提出要求采取防范措施，保护他们的公民权，这遭到了英属印度代表的反对；印度王公也要求英国提供保护。[120]这使会议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次圆桌会议于1931年9—12月召开。当时，工党政府已倒台，麦克唐纳组织了各党派联合政府，保守党的塞缪尔。霍尔接替了同情印度的工党的韦奇伍德。本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使得会议在一种不利于印度的气氛中进行。国大党拒绝与会，只有甘地一个人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整体表现出一种向后退的倾向。英国政府建议给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人、基督徒等不同团体以分别的代表权，这引起了印度各方的争议。鉴于印度人之间未能达成协定，麦克唐纳宣称：“英王陛下政府将不得不为你们解决代表权的问题，还要尽可能明智和公正地决定：宪法中应包含限制与平衡条款，以保护少数人不会受到多数人单独无限制地、专制地利用民族原则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危害。”[121]对此，甘地的追随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问题是“政府故意推至前沿并加以扩大的，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权力”。[122]英国政府仍想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政策来控制印度。出于对会议的失望，甘地愤而退出。

在自治领已因《威斯敏斯特法案》而获得完全国家地位的同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仍需要艰苦的奋斗。造成这一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人不愿意放弃对印度的控制，而这正是长期专制统治造成的影响。丘吉尔1931年的一篇演讲最能说明问题，他说：“坚定地行使我们在印度的职责不仅是一个事业，也是一种象征。这是我们在当前困难情況下的试金石。如果我们不能在印度尽我们的职责，毫无疑问，我们就等于表明自己不配统治一个至今仍以这个小岛为中心的庞大帝国。”[123]丘吉尔把统治印度视为英国坚定地行使对整个附属领地的委任统治权的象征。显然，英国人自始至终都认为印度民族还需要英国的指导。这种根深蒂固的专制统治思想，使英国在印度宪政发展上的每一步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对印度的控制权。

然而，印度的离心过程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它仍在继续发展。甘地回到印度后，又发动了第二阶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斗争继续推进下去，其目标仍是坚定不移的“完全独立”。

纵观印度的离心过程，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正是英国对印度专制统治本身创造了印度离心的根源。这套专制统治包含着两个基本立足点，一是坚持维护英国人的控制，二是兼顾发展印度的福利。因此，英国为印度带来的政治统一和发展印度文化、经济的措施创造了一个现代印度民族。而英国在加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一体制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个否定自身的对立物。第二，英国对印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它必然包含着利己性和利他性、关注维护英国的最高主权与必须兼顾印度民族主义这两重矛盾性质。前一种性质是这一制度的根本，而后一性质则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前一种性质使英国对印专制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在承认印度可以获得自治的情况下也仍然固守专制体系的遗产，对印度的发展持一种短视态度，致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迅速发展为大众民族主义，并最终向“独立”的目标迈进。而后一种性质则促使英国不得不考虑印度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的相容，因而一步步地将民族主义者吸纳进统治框架之中，而且一再考虑民族主义者的合理要求并做出让步，这也促使印度民族主义向深远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维持英国统治与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权力重心逐渐向后者转移。可以说，专制体制本身的矛盾性是印度发生离心现象的根本动因。第三，虽然在各自治领已获完全国家地位之时，印度仍然未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仍在为“独立”而奋斗，但离心的方向是很明确的。它和自治领一样，是向着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的。自治领的民族主义在一战中趋于成熟，而印度则在20年代斗争中趋于成熟。印度民族的成熟表明其已经具备独立民族国家的基础；另一方面，英国在理论上也已经承认将来可以给印度“自治领地位”，从白人自治领的经历来看，这一身份实际上只是通往完全独立国家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实践中，责任政府的实行已从地方逐渐向省一级发展，英国政府赞同的西蒙调查团报告和圆桌会议均建议不久之后在省一级废除“二元制”。从中可以看出，责任制政府在印度有个扩大过程，这正是白人自治领以前所经历过的。只是，英国把这一过程估计得太长，致使印度群情激愤。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印度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24]

综上所述，印度与自治领一样，在英国巩固其统治并认为已达到目的的同时发生了离心过程，而且恰恰是英国的巩固措施成为印度离心的根源。

【注释】

[1]D。K。Fieldhouse，ThepiresASurveyfromtheEighteeury（Ma，1982），p。284。

[2]［英］F。H。欣斯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卷，第573页。

[3]S。M。Burke&SalimAlDinQuraishi，TheBritishRajinIndiaaHistoricalReview（Oxford，1995），p。90。

[4]Sta，AoryofIndia（Oxford，1982），p。250。

[5]K。B。Keswani，HistoryofModemIndia1800—1984（HimalayaPublishingRome，1985），p。294。

[6]Ibid。，pp。295-296。

[7]［澳］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7—578页。

[8]Sta，p。254。

[9]K。B。Kes。cit，p。296。

[10]Sta，p。256。

[11]Ibid。，p。257。

[12]S。M。Burke&SalimAlDinQuraishi，op。cit，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