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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战期间帝国的中兴（第1页）

四、二战期间帝国的中兴

二战给英帝国的巩固提供了条件。著名学者汉考克（W。K。Hancock）说，两战之间的殖民部极其保守，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消极过时，缺乏想象力，因而乏善可陈。[123]汉考克的看法得到了殖民部官员弗斯（SirRalphFurse）的证实：“在那段时间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显示出大胆与高瞻远瞩，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伟大帝国的特色。”[124]可是二战改变了这一局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所言：“由于战争，连同一个加强的种族联系（这本来是流行舆论所担心与害怕的），改变以地震式的规模被加速了。”二战爆发的时候，自治领与大部分的殖民地都决定站在英国一边参加战争。实际上，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伴随着二战的爆发，英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二战使英国政治家就维持英帝国达成了共识

首先，二战为英国巩固帝国提供了有利的舆论氛围。法国沦陷后，英国不得不独自与法西斯势力作战，“不自由勿宁死”的自由精神是支持英国人民继续作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茫茫的黑暗世界，英国成为对抗暴政与侵略的自由的象征。这种特定的氛围被丘吉尔充分地渲染和利用，升任首相后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讲，其核心就是英国作为自由的象征正在对抗侵略与暴政。[125]但是丘吉尔偷梁换柱，把英国是自由的象征变成了英帝国是自由的象征。

这种自由的使命感与19世纪辉格史学宣传的“英帝国就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观一脉相承。汉考克再次对接了英帝国和自由，对他而言，英帝国就是自由的保护神，“自由是团结着人们的东西。在我们的历史上，它已经团结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法属加拿大和英属加拿大，南非的荷兰人和南非的英国人，新西兰的白人和毛利人”[126]。需要指出的是，汉考克是澳大利亚人。正是在自由的旗帜之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自治领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殖民地都站在一起对抗法西斯势力。[127]正如加拿大历史学家桑顿所言，二战创造的环境使得“帝国观念在信心和气氛上都加强了”。[128]这样的结果令希特勒非常失望，因为他本以为战争会使英帝国解体。

其次，二战使许多铁杆帝国主义者走到了政治前台，并推行维护英帝国的政策。

30年代对丘吉尔来说是灰暗的，长期的在野似乎使得丘吉尔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可是战争改变了丘吉尔的命运，他很快升任首相。丘吉尔对帝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并决定维持英帝国的完整。1942年，在取得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后，丘吉尔傲慢地表达了对帝国的态度：“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让我来澄清一点，我们维护我们的东西，我做首相，不是来主持英帝国的瓦解。”[129]加拿大总理曾经讽刺丘吉尔说，“当他谈到共产主义……对某些人是一种宗教的时候，英帝国和英联邦就是他的宗教。”[130]

在英国，除了首相，与帝国和联邦事务有关的主要大臣是印度事务大臣、殖民大臣、自治领大臣。这些职位在战时又是由谁把持呢？

艾默里是印度和缅甸事务大臣。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认为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是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因而帝国特惠制应该废除，取而代之的应是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政策。艾默里清醒地认识到自由贸易会对英帝国经济体造成毁灭性影响，因而他宁愿要希特勒的新秩序也不要赫尔的自由贸易。[131]对艾默里来说，战争的目的是再清楚不过的：“粉碎希特勒仅仅是保存英帝国和它所代表的东西的一个手段而已。”[132]这一立场使得路易斯（W。R。Louis）教授认为他是最为顽固的帝国主义者。[133]

克兰伯恩子爵（Visborne）在战争期间先后担任自治领大臣、殖民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第二次）[134]，其祖父是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3rdMarquisofSalisbury，瓜分非洲大陆的主要设计者），他继承了祖父的贵族气质，对英帝国有深厚的感情。对他而言，英帝国从来就是充满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纪录并不差。相反，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建立了和平和繁荣的统治。我们在一些至今了解不多的地区控制着局面。我们创造了香港和新加坡，我们把马来亚的橡胶和锡工业发展了起来”[135]；因此，英帝国“没有灭亡，也不是走向灭亡，它甚至不会走向衰落”[136]。

斯坦利（。Stanley）是新任殖民大臣，也是德比伯爵（EdwardStahEarlofDerby）的第二个儿子。对斯坦利而言，没有英国的保护，殖民地的发展简直不可想象，美国的国际托管计划只会使这些殖民地落到美国资本主义的魔爪之中。因而他反对外交部对美国采取的绥靖政策，认为保护殖民地的利益应该高于绥靖美国。[137]斯坦利在帝国问题上的僵硬立场使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Welles）总认为斯坦利是自己官宦生涯中遇到的“最狭隘、固执与反动的托利党人”。[138]

另外应该提到的是比弗布鲁克和黑利。比弗布鲁克是丘吉尔的密友，战时曾任飞机生产大臣和军需大臣，更重要的是，他是英国两大报业巨头之一。同时，比弗布鲁克也是一位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他控制的报业集团对巩固英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139]黑利由于其对殖民地的态度被认为代表了英国的良心，可是黑利对巩固英帝国的贡献可能一点也不输于比弗布鲁克，正是他影响了美国政治家对英帝国的态度。威尔基（WendellLewisWillkie）是美国194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942年他作了一次周游世界的旅行，回国之后出版了《一个世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反帝国主义的宣言书。黑利爵士在评价这本书对英帝国的影响时说，“自从威尔基巡游世界后，美国加速了瓦解帝国的要求。这是殖民政治上的转折点。”[140]但是在和黑利爵士吃过一顿饭之后，威尔基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感谢黑利帮助自己深刻理解了殖民地问题的复杂性，“你是如此耐心、宽容和善于帮助，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141]。在这些显赫的政治明星下面，是同样抱有维持英帝国决心的众多殖民部官员。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帝国主义者维护帝国的努力，英国一些传统的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工党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工党在殖民问题上的主要智囊是费边殖民局（FabianialBureau），其书记描述了战时工党对英帝国的一种特殊态度：“在当时我是一个极端的反帝国主义者，但是你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种同情、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把英帝国和英联邦维持在一起，而这种东西你不能完全根据物质利益进行解释。”[142]莫里森（HerbertMorrison）是战时内政大臣，也是工党的政治明星，他对授予殖民地独立的看法也持批判态度，“谈论在不远的未来授予殖民地以完全的自治是纯粹的无知是危险的胡说八道，就好像给一个10岁的孩子一枚大门钥匙、一个银行账户和一把手枪一样”[143]。克里奇。琼斯（Arthures）是费边殖民局的主要创立者之一，同莫里森一样，他也不赞成授予殖民地独立，他对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态度深为反感，他的激烈程度甚至引起了英国新闻部官员马克达格（D。M。MacDougall）的惊奇，以致因为没有别人来见证克里奇。琼斯的态度而感到非常遗憾。[144]贝文（ErBevin）是接替艾登的新任外交大臣，他是一位对帝国责任有清醒认识的工党大臣，保守党对贝文出任外交大臣大为放心，批评者则认为贝文担任外交大臣表明英国的帝国主义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变。贝文的政策证明了保守党的放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说：“虽然英国承担着不必要的负担，但是它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维持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特色，因此我们必须准备承担义务和经费来维持我们的地位。”[145]许多人把艾德礼看作反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因为他支持美国的国际托管计划，也发表过大量批评帝国主义政策的讲话。但是有必要深刻理解艾德礼的真实面貌：艾德礼支持美国的国际托管计划，一方面表达了工党对帝国不感兴趣的一面；另一方面，艾德礼的帝国观点与实践反映了一位现实主义者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并不是失败主义者而是一位现实主义者”。[146]升任首相后，他并没有打算放弃非洲的殖民地，对贝文在中东维持帝国的努力也予以默认。

（二）战时英联邦与英帝国大力支持英国

30年代英国政府最担心的就是一旦爆发战争，英帝国就会被撕得粉碎。但是战争爆发之际，英国却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战争不但没有把英帝国撕得粉碎，反而使英联邦与英帝国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丘吉尔动情地说：“虽然联系我们的那根纽带柔软而有弹性，但事实证明它比钢铁更加强壮……在那个黑暗的、可怕的然而也是光荣的时刻，不管它们的面积大小，不管它们的实力强弱，英帝国与自治领做出了与我们同甘共苦的承诺。”[147]1941年12月，丘吉尔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夸耀说：“在18个月前被认为可能土崩瓦解的英帝国正变得无比强壮，而且（这种强壮）与日俱增。”[148]而希特勒对这一结局大失所望。

帝国与自治领为战争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巨大的军人储备库，英帝国与英联邦为战争提供了大量人力。在二战中，自治领为战争贡献了约200万军人，其中澳大利亚93。8万人，加拿大72。4万人，新西兰20。5万人，南非20万人，他们不仅有陆军，还包括大量的空军与海军，而且自治领为军队自筹经费。印度提供的军队数目更为惊人，超越了自治领军队的总和，达250万人。非洲殖民地则为战争贡献了50万士兵，西印度与亚太群岛殖民地则为战争提供了不少军人与非作战人员（虽然像一战一样，他们大部分服役于非战斗领域，主要负责战争的后勤工作）。[149]同时，自治领为战争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1942年，英联邦空军训练计划正式启动，飞行学院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南罗得西亚等地设立，为战争培养了16。9万名专业人才，其中飞行员7。5万人。[150]而英国的一些殖民地由于其重要战略位置，也为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直布罗陀、马耳他、中东国家、亚丁、锡兰等等。特别是埃及，根据1936年条约，英国重新进入埃及，埃及成为英军中东司令部所在地，为北非战场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次，英帝国与英联邦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自治领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工农业产品。印度也做出巨大贡献，到1943年，印度为战争贡献的产品超越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总和。[151]在战争初期，东南亚等殖民地为英国提供原料，马来亚是英国锡与橡胶最主要的供应地，缅甸与锡兰等也为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日本攻陷东亚后，非洲取代东亚成为帝国初级产品的供应地，英国由此加大了对非洲殖民地的开发。1940年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决定，每年提供500万英镑来促进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上，基于战争的优先地位题，英国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开发那些与战争有直接联系的战略物资。正是在英国的规划下，非洲殖民地提供的矿产、油料、纤维和食物等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再次，英帝国与英联邦为英国金融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大萧条后，英国形成了以英帝国为中心的英镑区。二战期间，英国政府鼓励殖民地更多地出口产品而尽可能少地进口产品，帝国的英镑储备大大增加。同时，英国对英镑储备实行管制政策，禁止各自治领与殖民地用英镑自由兑换美元。到1945年，印度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3亿英镑[152]，一些非洲殖民地（特别是西非殖民地）也积累了可观的英镑储备。英国的管制政策支撑了英镑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为英国的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丘吉尔抱怨说为了人类的共同事业而花费的代价都由英国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可是，各殖民地在战争中甚至在战后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不能动用这些外汇储备，那这笔钱其实就成了英国的钱。战争使英国的财政赤字数目惊人，可是英帝国的英镑结余相当于这一赤字的一半左右，这帮助英国大大减轻了其对美国的依赖。正如学者克罗泽斯基所言，英镑区为战时英国提供的资金支持是不可缺少的。[153]

（三）英国政府顶住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在战时，对英帝国的批评不仅来自于法西斯国家，也来自于盟国。对英国来说，最大的冲击来自美国，因为美国的支持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即便英国可以不考虑其他势力的声音，也难以对美国的批评置之不理。但不管怎样，英国还是顶住了来自美国的压力，维持了英帝国的完整。

大西洋宪章（theAtlanticCharter）包含的民族自决条款被认为对英帝国解体有重要影响。任何条款的关键都在于解释，那英国政府是如何解释这些条款的呢？丘吉尔当时勉强承认了该条款，可是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是“现在纳粹控制下的欧洲国家”，同时警告说不要把它联想到别的地区特别是英帝国。[154]罗斯福后来劝丘吉尔扩大其适用范围，丘吉尔回复说，“没有一个成熟的考虑，我不能给它一个比我们当时同意的更广泛的适用范围。”[155]对艾默里来说，大西洋宪章的适用范围亦是如此。在大西洋宪章发表的当天，缅甸总督打电报询问民族自决条款如何在缅甸应用，艾默里解释说自治条款涉及的国家是“最近几年被侵略国征服的地区”，“考虑缅甸或者任何英联邦其他国家的想法是荒唐的”。[156]对殖民部来说，英帝国向自治方向的政治发展都是危险的。为了消解民族自决条款造成的误解，艾默里建议印度事务部与殖民部发表联合备忘录加以澄清，同时指出英帝国的发展目标是自治政府。当时的殖民大臣莫因爵士（WalterGuiBaronMoyne）拒绝了艾默里的建议，因为他不同意帝国追求自治的提法，他认为自治在许多地区可能被解释为排除帝国权力，有些殖民地是如此之小，或者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因而完全的自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他无法想象在任何条件下授予亚丁、直布罗陀、冈比亚或者英属洪都拉斯以自治领的地位。[157]随后升任殖民大臣的斯坦利在回答下院的质询时，表达了其对丘吉尔关于大西洋宪章适用范围观点的赞同。[158]

英国的僵硬立场还表现在反对美国的国际托管计划上。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EdwardR。Stettinius）提出以国际组织来处理托管区和殖民地的建议，丘吉尔愤怒地说，英国一个字都不同意，只要他是首相，他就不会放弃英国任何一点遗产，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同意“40或者50个国家把干涉的手指伸到英帝国存续的问题上”。[159]对艾默里来说，美国的联合托管计划是虚伪的，是反对英帝国的武器，因而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建议：“至于联合托管，我们应该考虑美国什么时候准备让我们联合托管巴拿马运河和邻近的中美洲国家。”[160]殖民部也反对国际托管的建议，面对英国外交部对美国让步，殖民部助理次官根特（GeraldGent）称外交部的对美政策为新的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而在绥靖后面隐藏的是“对我们在殖民地的地位缺乏信心”。[161]

因而，美国的批评实际上刺激了英国维持帝国完整的信念。面对美国提出归还香港的问题，丘吉尔对美国驻华大使说：“我们不会放弃英国国旗下的任何一寸土地。”[162]英国的僵硬立场使罗斯福讽刺说：“英国将控制世界上的任何土地，即使它只是岩石或者沙地。”[163]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的巨大实力在全球布展，美国也改变了批评帝国的态度，甚至加入了帝国俱乐部；当美国也加入帝国俱乐部的时候，美国对英帝国的批评就不再可能有太大杀伤力了。

（四）英国无情地镇压了殖民地的反抗斗争

二战爆发后，印度总督林利思戈避开国大党，单方面宣布印度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这一行动使国大党极为愤怒，甘地虽然温和地表达了自己同情英国的立场，但并不支持英国的做法。尼赫鲁也一样同情英国的自由事业憎恨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但认为印度不可能在自身戴着枷锁的时为人类的自由做贡献。国大党主席鲍斯（SubhasdraBose）甚至加入日本一边对英国作战。

问题在于，在国大党拒绝合作的时候，英国却仍然能够动员大量的印度军队，这一结果如何可能？正如加拉格尔与罗宾逊教授所指出的，英帝国的存在主要在于当地人的合作。菲尔德豪斯的研究证明了加拉格尔与罗宾逊的理论是正确的，他考察了印度军队的演变，认为1857年印度大起义后，英国对印度军队做出了重大调整，士兵主要从西北与南部这些保守地区征召，而且英国也尽力使他们绝缘于印度的政治[164]，这一军队的保守倾向正是英国得以动员印度军队的主要原因。

但在日本一个接一个攻陷英国的远东殖民地而接近印度大门的时候，获得印度全心全意的支持重新成为战时英国内阁的主要议题。在艾德礼的敦促下，丘吉尔不情愿地派出了克里普斯使团（CrippsMission）去解决印度问题。克里普斯到达印度后，提出在战后授予印度独立的建议，希望能获得国大党的支持，可是国大党并不愿接受。甘地对这一许诺不感兴趣，认为英国开的不过是空头支票。有人问甘地，如果继续不合作可能导致印度陷入混乱甚至落入日本之手时该如何，甘地说：把这一局面交给上帝来处理吧。克里普斯虽然同情国大党的要求，但是开出的筹码有限，而丘吉尔拒绝了国大党马上独立的要求。克里普斯使团最后无功而返。在克里普斯使团失败后，国大党掀起了大规模的“退出印度”（QuitIndia）的抗议活动。

接下来，局面就要由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来处理了。林利思戈是一个典型的老派贵族，艾德礼曾经深刻地指责他是一个失败主义者，缺乏变通的头脑。林利思戈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克里普斯的建议，而克里普斯的失败证明了林利思戈的结论：国大党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必须教训他们一下。他坚信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将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整个世界的危局现在要由我来处理了”。在他雷厉风行的命令中，“退出印度”的运动在很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

但印度的合作是必需的，英国必须找到新的合作者。实际上，从战争开始，鉴于国大党的反对，英国的主要依靠力量转变为穆斯林联盟，此外，林利思戈在镇压国大党的抗议活动后，更是加大了对穆斯林联盟的依赖。1943年林利思戈卸任后，这一政策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继任的韦维尔（LordWavell，orArchibaldWavell）总督也更为亲近穆斯林联盟。英国与穆斯林联盟的合作使穆盟的势力大增，战后的穆盟已远非战前的吴下阿蒙，印巴的分裂已初现端倪。历史学家布朗（JudithM。Brown）宣称国大党的不合作塑造了印度的国家概念，但穆盟的行为证明了相反的方向：穆盟的合作塑造了巴基斯坦。甘地把克里普斯的许诺称为过期支票，但是因为国大党拒绝了这一过期支票，穆盟却由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如果没有二战，巴基斯坦的出现将非常艰难，毕竟，甚至在1937年的选举中，穆盟的号召力还非常有限。

在林利思戈镇压印度国大党的同时，英国驻埃及大使兰普森也采取了同样强硬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埃及由独立派人士与从华夫脱党中脱离出来的萨亚德人党（SaadistInstitutionalParty）联合执政，首相是自1935年以来任宫廷大臣的阿里。马赫尔（AliMaher）。马赫尔在战争爆发后虽然宣布与纳粹德国断交，但宣布埃及保持中立。法国投降后，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获得重大进展，意大利军队出现在埃及西面的利比亚、南面的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埃及的安全岌岌可危。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言：“意大利的胃口很大，但却是一口烂牙。”[165]墨索里尼的野心与其军队的战斗力恰成反比。在韦维尔将军（后来任印度总督）的指挥下，意大利大败，英军在非洲重占优势。墨索里尼虽然挂不住面子，还是无奈地向希特勒求援。希特勒随即向地中海和北非方向行动。在希特勒向希腊进军中，英国感受到了威胁，丘吉尔很快派兵到克里特阻挡希特勒进军，但就像一战中达达尼尔战役一样，英国惨败。对英国更为致命的是，希特勒很快派出隆美尔到北非大陆支持墨索里尼的战争。隆美尔在非洲的战斗表明他不愧为“沙漠之狐”，依靠他大胆的战略，德军直逼阿拉曼，埃及的安全再次引起英国政府的担忧。隆美尔的高歌猛进使埃及政局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法鲁克国王觉得德国将会取胜，在他支持的政府中，亲德、亲意的人掌握着埃及的关键权力。首相马赫尔公然宣称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惩戒开罗的亲德势力，军队总参谋长则试图站到纳粹一边。在下层，欢迎隆美尔的声音在开罗各处都可以听见。

由于中东在英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英国自然难以容忍埃及的亲纳粹倾向，特别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兰普森向法鲁克国王施加压力，要求国王解散政府，驱逐亲德、亲意的公职人员，并任命亲英的华夫脱党组织新政府。法鲁克不明智地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兰普森决定采取行动。兰普森转告国王说，自己将于晚上拜会国王。在预定的时间，兰普森果然来了，同时还带着英国的坦克与其他装甲部队。兰普森向国王宣读了一份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