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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史第八卷英帝国的终结前言（第1页）

英帝国史·第八卷，英帝国的终结前言

对英帝国解体的研究，以英国、美国、英国原殖民地为代表的国际学界呈现出异常红火的态势，研究的专著与文章层出不穷。[1]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倾向。英国学界大部分倾向于认为英帝国解体的主动权在英国，它是英国在完成传播文明任务后的功成引退。[2]美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英帝国解体的主动权在于英国，但是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英美同盟的主动行动;[3]也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二战之后国际格局转变对英帝国解体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4]而英国原殖民地学者则强调民族主义在英帝国解体中的作用，认为英帝国的解体是斗争而不是恩赐的结果。[5]

强调民族主义的观点一度非常流行，但这一观点遭到了现实的挑战。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国家独立后将会施展宏图，实现新国家的繁荣富强，但是在现实中，新独立的国家却是矛盾重重、步履艰难，美好的设想常常成为泡影。[6]基于此，恩克鲁玛（KwameNkrumah）提出新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新国家的灾难在于新殖民主义，因为新殖民主义比旧式的殖民主义更为可恶，它们行使“没有责任的权力”。[7]以第三世界国家为参照系的依附理论更是从学理上论证了新殖民主义理论。[8]

新殖民主义理论与依附理论遭到了英美学界的强烈质疑。三大流派的争论使英帝国的解体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而大争论又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

研究的红红火火绝非仅仅由于争论所致，实际上，争论本身就表明这一研究的价值。长期以来，近代世界主要是几个欧洲强国主导下的产物，可是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帝国的解体，一大批新兴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些新兴国家的出现与随后产生的问题成为理解现代世界的关键。例如，中东国家由于石油经济而“大腹便便”，但是在政治上又动**不安，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最终演变为国际恐怖主义，这使关于经济与政治相对应的传统理论亟需调整;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南亚国家独立后发生的边界冲突;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威权政治紧密联系等等，这些都使殖民帝国解体后出现的问题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焦点。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最著名的学派包括现代化学派，其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现代化理论在学界享有盛名。另一个突然崛起的流派是批判学派，对民族主义者的失望使学界开始反思帝国末期民族主义领袖的豪言壮语，美好许诺与残酷的现实形成对比。一些学者认为帝国在形式上的解体并不能防止宗主国与原殖民地之间的藕断丝连，他们特别注意到文化上的延续性，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风靡一时。[9]其中，一个新兴研究的核心词“话语权”突然成为国际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批判学派也正是在这一氛围中开始主导学界并俨然成为新的研究范式。

反观中国，对帝国解体的研究却异常寂寞。[10]虽然王逸舟先生指出殖民体系的解体乃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阐发[11]，但是研究仍然没有大的起色。与研究的薄弱相对应的是，公众话语与文章中的“帝国解体”、“非殖民化”、“新殖民主义”却比比皆是，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做研究。为什么出现围观者众、研究者寡的现象？在笔者看来，围观者众正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一问题的价值，而研究者寡却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稚嫩、在困难面前畏葸不前。虽然英帝国的解体一直是国际学界的热门话题，研究的成果也让人叹服，但如果说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功德圆满，却要冒极大的风险。笔者看到，虽然不少学者对英帝国解体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严重的分歧，英国学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美国学界的态度大不相同。实际上，在这三种研究视角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因而，他们对英帝国解体的研究也不乏宣传的成分。在这一点上，福柯关于知识内在于权力的观点极具洞察力。这就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紧迫感，如果笔者不能深入研究，就只能是人云亦云，跟在国外学界的后面跑，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当作真理来接受。然而，这一局面又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如果能够洞穿这些意识形态的假面，发现隐藏在其后的历史女神，倾听她的诉说，笔者就可以跟一个活蹦乱跳的、真实的历史正面接触。如果笔者的研究能够发现历史的真相，其他的研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学派就有可能梦想成真。但是就英帝国的解体而言，要达到这一目的谈何容易，国际学界众多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英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含了众多内容。首先，英帝国的解体是一个政治过程，指的是原殖民地摆脱与英国的政治依附关系、开始全权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的过程。其次，英帝国的解体也是一个经济过程，指的是原殖民地逐渐摆脱对英国的经济依附、获得经济自主权的过程。最后，英帝国的解体又是一个文化过程，指的是原殖民地逐渐摆脱对英国的文化依附、获得文化自主权并在国际上拥有自己话语权的过程。[12]

因而，英帝国的解体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它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过程，也是三者之间的紧密互动。英帝国研究中出现一些片面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人们把树叶当作森林，水火不容的争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纵观先前对英帝国解体的研究，政治学家主要从政治层面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主要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文学界与思想界主要从文化层面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者对历史进程本身了解不足，因此，对英帝国解体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对分学科的单向探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现实的层面来讲，深化对英帝国解体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现代世界，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国家失败、国际冲突等等。在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时，历史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必要对英帝国解体的相关研究进行一次梳理。英帝国解体一直是欧美学界研究的热点，如果不对英帝国解体进行研究，所谓的“非殖民化”研究必定是无源之水。[13]在很长的时间内，对英帝国解体的研究是零碎的，这一研究的弱势是跟资料的缺乏紧密相关的。唯一的例外是印度与缅甸，而这主要跟两套文件集的出版有关。1970年由曼瑟（Niansergh）教授主持的关于印度独立的12卷本文件集开始出版，这一工作花费13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完全出齐。[14]在其刚刚出齐之时，由廷克（HughTinker）教授主持的《缅甸的独立斗争之路，1944—1948》也开始出版，1984年两卷本的文件集都得以面世。[15]这段时期另外几套重要的参考文献是1953年由曼瑟教授主编的四卷本《英联邦事务档案与演讲集，1931—1952》[16]和1963年由曼瑟教授主编的两卷本《英联邦事务档案与演讲集，1952—1962》。[17]值得提到的另外一套著作是由摩根（D。J。Man）教授主编的《殖民地发展官方史》，在当时原始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摩根教授凭借私人关系得以参阅与英帝国相关的官方档案，之后他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出五卷本的一套丛书，它对英帝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8]英帝国解体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取得重大突破。1987年，英帝国解体的档案文件整理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年，由波特（A。N。Porter）教授与斯托克韦尔（A。J。Stockwell）教授整理的《英国的帝国政策与非殖民化，1938—1964》第一卷出版，1989年，第二卷也出版了。[19]1992年，由哈耶姆（RonaldHyam）教授整理的《工党政府与帝国的解体，1945—1951》四卷本文件集出版。[20]1994年，由戈兹沃西（DavidGoldsworthy）教授整理的《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解体，1951—1957》三卷本文件集出版。[21]1996年，由阿什顿（S。R。Ashton）教授与斯托克韦尔教授整理的《帝国政策与殖民实践，1925—1945》两卷本文件集出版。[22]2000年，由哈耶姆教授与路易斯（W。R。Louis）教授整理的《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解体，1957—1964》两卷本文件集出版。[23]2004年，由阿什顿教授与路易斯教授整理的《苏伊士运河以东与英联邦，1964—1971》三卷本文件集出版。[24]另外一套重要文献是由著名的宪政史专家马登（Frederi）教授主持整理的八卷本《英帝国与英联邦宪政史档案选编》，其中后三卷是直接跟英帝国解体相关的内容。[25]在地区与国别史方面，新近整理的档案文件也非常丰富。1992年，由拉斯伯恩（RichardRathbone）教授整理的加纳独立进程的两卷本文件集出版[26]，1995年，由斯托克韦尔教授整理的马来亚独立进程三卷本文件集出版[27]，1997年，由席尔瓦（K。M。DeSilva）教授整理的斯里兰卡独立进程两卷本文件集出版[28]，1998年，由肯特（Joh）教授整理的《埃及与中东防务》三卷本文件集出版。[29]关于其他地区与国别的非殖民化文件集也相继出版。[30]

在对英帝国解体进行研究时，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对英帝国解体的影响非常大，随着美国一些档案材料的解秘，他们的结论得到了证实。因而，美国的相关材料对英帝国解体研究也助益良多。[31]毋庸讳言，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材料也助益了英帝国解体的研究。

如此一来，英帝国解体的研究突然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一大批学者基于新的材料对英帝国解体进行了新的探讨。在这些争奇斗艳的群英之中，1998—1999年由路易斯（WilllamRogevLouis）教授主编的《牛津英帝国史》五卷本可以说是众芳之首，[32]这套丛书的编纂是自《剑桥英帝国史》出版以来英帝国研究领域的最大盛事。从1992年开始，在路易斯教授的统筹下，全球125位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投入这套丛书的编撰，最后获得巨大的成功。[33]在本卷的写作中，笔者系统地参阅了上述相关的档案资料与著作，也对各种学术成果进行了鉴别与吸收。

英帝国解体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详尽的列举非本文所能及，但是从英帝国解体的原因入手对英帝国解体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似乎是可行的。实际上，从司马迁、希罗多德以来，对原因的探究就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圭臬，以历史语境为核心的原因探究同样主宰着英帝国解体的研究。

在解释英帝国解体的原因时，早先的许多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者的反抗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殖民地教育精英的领导下，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使英帝国难以延续。[34]但是在民族主义如何产生这一点上，学者的看法有分歧。根据博恩的看法，民族主义是殖民者入侵殖民地的必然产物，因而，早在殖民者侵入殖民地时，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就产生了。[35]但是在安东尼·洛看来，反殖民主义的兴起主要是20世纪之后的现象，特别是在大萧条之后，英国难以缓解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难局，由压抑与不满导致的民族主义才开始迅速发展。[36]在哈格里夫斯和怀特看来，大众民族主义不过是构建的结果，他们以非洲为例进行研究，发现二战前非洲的民族主义主要局限于城市，但二战后英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政策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都有利于民族主义的成长，一些民族主义领袖利用了这种局面，整合了城市和农村的不满情绪，发展出了大众民族主义。[3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学者都承认民族主义在英帝国解体中的重要意义，但他们也都注意到民族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英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与其说民族主义者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如说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竞争才是主要矛盾，在英国决定撤出的时候，民族主义派别之间的竞争与分裂危险是英国加速退出的重要因素。[38]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强调民族主义者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加拉格尔（JohnGallagher）认为英帝国的解体与大众民族主义的反抗无关，他认为，不是像甘地这样的自由斗士，而是那些强调与英国合作的印度人才是英帝国解体的关键。[39]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英帝国的解体是美国、苏联的崛起与两极体系冲击的结果。二战结束后，以欧洲殖民帝国为主的均势格局转变为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两极格局中，美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竞相压迫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而在这样的两极世界中，英国太过虚弱而不能维持英帝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危机中，老牌的殖民国家英法遭到美苏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狼狈撤退。因而，国际格局的转变才是英帝国解体的主要原因。[40]

这一观点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路易斯教授以美国为例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在二战之前曾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但是从二战后期开始，美国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也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政策。二战后，遏制共产主义很快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基于这一政策，美国甚至去支持英帝国以扩大资本主义阵营在全世界的优势。[41]

随着英国档案材料的公布[42]，一些历史学者与社会学者逐步修正了原先的看法。哈格里夫斯、弗林特、吉福德、路易斯、皮尔斯等人开始认为英帝国解体的原因应该主要从英国政府这一方面进行解释，英国的政策才是英帝国解体的关键因素。[43]

但是在强调英国因素的时候，学者之间的分歧重新出现。一些学者认为英帝国的解体是客观因素的结果。英国财政大臣多尔顿等人认为英帝国的解体主要是英国经济的虚弱所致，英国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限制了英国的帝国野心，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最终埋葬了英帝国。[44]

这一观点遭到霍兰等人的质疑，霍兰认为英国经济虚弱导致英帝国解体的结论是不准确的，英帝国的解体是英国与英帝国经济脱钩的必然结果。[45]沃瑟曼则提出新殖民主义理论，他在研究肯尼亚的独立进程时发现西方帝国主义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以致殖民统治变成一种累赘，肯尼亚的独立并没有削弱白人的经济利益。[46]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英帝国的解体是英国政治家开明政策的结果，一些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决意把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因而，英帝国的解体并不是英国衰落的表现，而是英国政策的调整与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在强调英国主观因素的时候，一些学者又在英帝国解体的时间问题上出现分歧。根据弗林特的观点，从1938至1939年开始，英国政府决定以民主改革取代原先的间接统治制度，这一新的政策需要那些新的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精英的合作，传统的合作者地位开始下降，英帝国解体的进程开始了。[47]根据皮尔斯的观点，艾德礼政府1947年制定的非洲政策报告是一个转折点，为了避免再出现印度独立中发生的错误，英国决定对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要求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一个连续的、有意识的非殖民化策略开始了。”[48]

但是弗林特对英国为什么决定放弃英帝国讳莫如深，而皮尔斯给出的答案则是，英国采取非殖民化的政策是因为英国认识到殖民地的独立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英帝国的解体是英国社会发生“道德革命”的结果。巴尼特在研究英帝国解体时提出“道德革命”的观点，认为它在英帝国解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9]凯杜瑞也提出如“道德急转”这样的类似观点。[50]但是“道德革命”的观点遭到了加拉格尔的质疑，他认为在英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民众长期以来对帝国政策都是漠不关心的。[51]桑顿部分同意加拉格尔的看法，但又争论说民众对帝国缺乏热情在特定层面削弱了英国维持帝国的能力，他认为在20世纪初，贵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更加自由的选举导致了更大范围的民主，而民众对贵族政治的帝国遗产毫无热情，在朝向福利国家的道路前进时，帝国被抛在了一边。[52]桑顿关于福利国家削弱了英帝国的观点得到了斯特雷奇与霍兰的支持。斯特雷奇认为工人阶级在本质上是反帝国主义的[53]，霍兰也认为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扩张导致了英帝国的解体。[54]

综合以上的观点，笔者发现西方对英帝国解体的原因研究无非是从三个主要的变量着手：殖民地的反抗、国际压力、英国内部因素。各流派都把自己的观点无限放大，对英帝国解体中的其他变量，却又弃之如敝屣。

但是，难道不能把三者综合起来解释英帝国解体的原因吗？这样会不会更为全面呢？根据加拉格尔的看法，这一简单相加的方法同样是南辕北辙。[55]加拉格尔长期担任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教授，是研究英帝国的旗手人物，他的影响无可替代。他认为，英帝国的解体并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联系结构（imperial）难以为继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英帝国出现了许多问题，英国维持英帝国的能力大大削弱，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放弃帝国比维持帝国更为有利，因而最终放弃了英帝国，所以，在英帝国解体的过程中，英国政府的官方心态是最重要的因素。[56]

加拉格尔的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应者云集，之后的绝大部分学者都以官方心态为主对英帝国解体进行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学者路易斯教授为代表的研究者修正了加拉格尔的理论，认为英国的官方心态不够精确，实际上，在二战之后，英帝国成为英美同盟的产物，英帝国的解体实际上是英美同盟官方心态的结果，而且不能夸大英帝国解体的实质意义，因为非殖民化不过是英美为了战略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是新形式的帝国主义。[57]这一“非殖民化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学界刮起一阵旋风。[58]

加拉格尔对“帝国的联系结构”的研究并非首创，他对“帝国的联系结构”是如何崩溃的也没有详尽论述，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离不开其同事罗宾逊付出的努力。罗宾逊在英帝国研究中的地位与加拉格尔旗鼓相当，也是英帝国解体研究的第一代学者，在“帝国的联系结构”是如何解体这一问题上，罗宾逊的成就无人可及。[59]他在研究中发现英帝国的统治基础是英国与殖民地精英之间的合作体系，英国可以通过这些合作者对殖民地渗透并实行控制，而本土精英则可以通过与英国的合作获取更大的财富与权势。两者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关系，英帝国正是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才得以长期存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殖民地逐渐兴起新的势力，随着这一新势力的壮大，先前的合作者地位开始变得虚弱。对英国来说，在新势力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倾向与这些新势力进行合作，并试图建立新的合作体系。但是这一努力是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国际社会中进行的，而在新的国际社会里，英国手中的资源已是今非昔比，同时，在一个新的时代，新势力更桀骜不驯，更具斗争精神，英国的努力最终失败。最后，殖民地的新势力动员了殖民地的广大民众，使殖民地传统精英与英国的合作体系无法维持。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合作体系崩溃，这才是英帝国解体的真实原因，罗宾逊把这一合作体系的崩溃归结为“离心理论”（EtricTheory）。他认为以往主要从英国角度进行研究的倾向是值得怀疑的，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离心理论，更深刻理解英帝国的解体，研究者必须把注意力转向殖民地的维度。[60]罗宾逊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英国如何以极少数人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等，这一理论在解释英帝国解体的原因时也有发人深省的作用，因而，罗宾逊的理论在英帝国史研究中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基于合作体系的认识，罗宾逊提倡把注意力转向对殖民地本身的研究，这一建议获得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70年代以后，在对英帝国解体的研究中，殖民地本地史研究迅速崛起，开始成为研究的主导范式。

加拉格尔与罗宾逊的研究奠定了英帝国解体研究的既定框架。

根据加拉格尔的逻辑，既然官方心态如此重要，而英国历届政府的政策又有很大不同，那么英帝国解体的研究最好就以历届政府为主线。而根据罗宾逊的逻辑，既然合作体系在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别，因而以地区为板块对历届政府进行分析就成为英帝国解体研究的最优框架。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以政府为主线、以地区为板块的研究范式，它成为英帝国解体研究的主流。[61]

加拉格尔与罗宾逊创立的研究范式取得了很大成就，一大批研究成果付梓出版。但是这一范式的缺陷还是很快被发现了，以地区为板块的研究倾向导致了地区史研究的勃兴，但是地区研究的勃兴很快又使英帝国解体研究出现了碎片化的困境。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路易斯教授在回顾英帝国研究的学术史时，指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虽然并没有给出医治的良方）。[62]菲尔德豪斯在痛惜英帝国研究的碎片化危险时，探讨了重新整合英帝国研究的可能性。[63]

但是，以各届政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范式却仍然没有被撼动。

在笔者看来，由加拉格尔与罗宾逊奠定的研究范式也并非完美无瑕。根据加拉格尔的看法，英国仍然可以在这个新的时代继续维持自己的殖民地，尽管代价是非常高昂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为了对这一点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非殖民化与英帝国解体。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在分析英国非殖民化时，把它与英帝国解体等同起来，还有一些学者在讨论英帝国解体时，把英国非殖民化的理论成果不加变通地直接套用。虽然把英国非殖民化与英帝国解体混为一谈是不准确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在许多方面是可以公约的：两者探讨的对象都与英国殖民地的消失有关，两者都重视英国的殖民政策。

但仔细分析，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非殖民化在许多时候指的是一种政策，路易斯和罗宾逊教授在《非殖民化的帝国主义》这篇文章中也首先把非殖民化当作一种政策加以使用。英帝国解体指的是各殖民地一个一个地摆脱英帝国的束缚、英帝国从有到无的过程。可以这样说，英国非殖民化强调英国因素[64]，重点探讨英国政策的调整;而英帝国解体强调综合因素，重点探讨英国、殖民地、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非殖民化强调原因，英帝国解体重视过程。

这样，关于英国非殖民化的论著许多时候给人的印象是英帝国解体是英国政策调整的结果，发展到极端就是出现了麦克米伦所谓英国在完成使命后功成身退的理论。但这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笔者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民族主义者的反抗、没有国际社会的压力，英国会放弃英帝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英帝国的解体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反殖民主义时代不可避免的结果。英国也曾试图继续维持在中东的殖民地，但结果被证明是失败的，殖民统治最终以民族主义激进派暴力夺权的方式结束。这样看来，从英帝国解体的角度进行论述才能给人以更大的启发，才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65]

本卷立意，正是从英帝国解体的角度对英帝国面临的问题与最终解体进行研究。本卷认为，以加拉格尔与罗宾逊为代表的修正派之所以得出英国仍然可以继续维持英帝国的结论，与他们采取的研究范式紧密相关。以英国历届政府为主线对英帝国进行分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它过于强调英国政府的作用，以致其他的因素只能在英国政府的决策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应该提出的另一个疑问是：是历届政府之间的政策差异大呢，还是作为整体的英国政府在A型殖民地与B型殖民地之间的政策差异大呢？仔细分析英国在这些不同地区的殖民政策，笔者就会发现英国在A型殖民地与B型殖民地采取的殖民政策大不相同，英帝国的解体据此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例如，由于英国在亚洲地区的殖民政策与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政策不同，亚洲殖民地的解体方式与中东殖民地的解体方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而非洲殖民地的解体方式也与亚洲殖民地、中东殖民地的解体方式大不相同，西印度殖民地的解体方式则另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种以历届政府为单位的官方心态岂不很成问题？因而，从这一新的角度出发，官方心态可能就有不同的表现，原先那种以时间顺序为代表的线性思维就应该得到修正，而以类型为主的官方心态应该深入发掘，[66]把英帝国的解体从图一的研究范式转向图二的研究范式就是不可避免的（参见下图）。

图一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