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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帝国的解体（第1页）

四、英帝国的解体

虽然英国对英帝国与英联邦寄予厚望，但是实践的结果却让英国政府颇为失望。首先是经济开发计划的失败。每当英国经济出现问题时，一些英国政治家就会跳出来呼吁通过发展殖民地来促进英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初，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就为这一理想而奔忙，20年代末的经济萧条与严重失业又使埃默里（LeoS。Amery）提出发展殖民地的计划，1929年的《殖民地发展法案》正是其表现。两次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张伯伦始终无法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财政部对他尤为不满，认为张伯伦拿英国纳税人的钱发展殖民地是离经叛道，张伯伦在失望之余退出政府来追求这一目标，但仍然难有效果。埃默里的发展计划提出后不久，英国财政部就决定紧缩财政，连防务开支都大大缩减，当然也应该搁置发展殖民地的计划。二战之后，英国财政破产的危险又使英国决定通过开发殖民地的资源来解决英国的问题，而这一计划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会不会摆脱前两次失败的命运呢？

贝文是这次计划的主要倡议者，他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该问题的。战后的英国在经济上、防务上都严重依赖美国的支持，贝文认为这种严重的依赖影响英国的大国地位。为此，一方面，他坚持留守中东来维持英国的防务地位，另一方面，他提倡英国通过发展殖民地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如果我们推动并发展非洲，我们将让美国依赖于我们并完全受我们控制。”[92]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贝文的计划得到了首相与财政部的支持。艾德礼认为非洲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程度都很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适宜走向自治或者独立。[93]而发展非洲殖民地的经济有利于推动殖民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而，他支持发展殖民地的计划。为了推动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土著人利益至上的原则，重点依赖白人定居者来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为了争取白人定居者的合作，艾德礼政府在东非与中非都推行了联邦计划，提倡建立一个由白人主导的多元种族社会。[94]贝文的计划也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财政部的热情甚至很快就超过了贝文，克里普斯升任财政大臣后，大力推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财政部开始成为殖民地经济开发计划的主力。[95]

但与以往不同，殖民部对这次的开发计划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其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开发计划的自利性必然削弱英国与殖民地的合作关系，导致民族主义者的反感，因为为了母国的利益而开发殖民地只能迫使殖民地人民追求完全的独立以寻求获得公正的对待。[96]第二，开发计划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障碍。如果实施开发计划，英国必须提供大量的资本与消费品，而这可能是英国无力提供的。同时，为了开发非洲，有许多配套的工作要做，例如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供给，以及提供关于非洲殖民地的基本知识，而英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97]虽然殖民部有这些顾虑，但终究不能浇灭财政部的热情，开发经济的计划最后确定了，开发经济的大量项目也付诸实施。

殖民部的担心最终证明是有道理的。开发经济的计划到处碰壁，如花生种植计划就是一场灾难，英国政府发现最大的障碍是清除丛林，为了清除丛林，英国不得不从加拿大、菲律宾等地征调拖拉机与其他机械，非洲的工人也不喜欢这一工作，不断举行罢工。因而，清除丛林的工作进展缓慢，财政预算使用了78仅清理出4。6万英亩土地，而计划的面积是321万英亩。到1950年末，花费的代价已经达到3887万英镑，这样的计划已经无利可图。[98]花生种植计划给英国的开发计划浇了一盆冷水，英国的开发热情快速降温。1951年3月，经济政策委员会宣称殖民地并没有大量增产的希望。[99]当保守党政府殖民大臣利特尔顿（OliverLyttelton）再次询问殖民地对英国经济的意义时，专家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100]从5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开发的计划基本上被放弃了。[101]

通过殖民地维持大国防务的计划也面临着严重的挫折。二战结束后不久，在外交部与军方的坚持下，英国政府最后决定留守中东并建立中东的防务体系。但是一些明智的官员也警告说，如果不顾埃及人的感情继续留在埃及，英国会恶化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从而危及英国的大国地位。[102]贝文也认为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是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大都是不负责任的煽动分子，而中东的广大民众并不反对英国的统治。同时，英国通过提供资本与技术可以帮助推动中东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民众的福祉。[103]如果英国政府与中东的民众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又何必理会那些煽动分子的叫嚣呢？不管怎样，贝文还是决定对那些民族主义者做出一定的政治让步，哪怕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安分一点也好。但是贝文抚慰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困难重重，结果是英国与民族主义者处于严重的对抗之中。

在巴勒斯坦，贝文很快改变了早期亲犹太人的立场，开始更多地照顾阿拉伯人的利益，因为英国除了获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维持对中东的控制。犹太人在从英国获取支持的希望破灭后，很快把求助的目光转向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华尔街的很多商业巨子都是犹太人，他们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美国压迫英国对犹太人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罗斯福也受到犹太人的巨大压力，但是罗斯福更愿意以大局为重，他并不想给丘吉尔以太大压力，[104]而丘吉尔也向罗斯福说明英美在战争中获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对同盟赢得战争胜利是非常必要的。战后的杜鲁门总统也同样受到犹太人的压力，但是他比罗斯福走得远。艾德礼与贝文都向杜鲁门强调西方必须在中东获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因为只有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才能控制中东，从而能够维护英美同盟对苏联的优势；对英美同盟来说，不能感情用事，应暂时搁置对犹太人的同情。[105]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也向杜鲁门建议说不应该支持犹太人，否则，中东在未来将出现爆炸性局面，而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106]尽管有英国政府与美国战略专家的双重规劝，杜鲁门却没有听他们的，对他来说，投他选票的是犹太人，他的选民中并没有阿拉伯人。[107]因而，他坚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美国政府的支持使犹太人的势力大增，犹太人的暴力活动成为英国士兵的梦魇。对英国来说，通过支持阿拉伯人而获得一个稳定的巴勒斯坦基地的梦想破灭，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使巴勒斯坦对英国的军事价值从正面转变为负面，英国最终无奈地撤出了巴勒斯坦。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局面相对较好，因为杜鲁门的选民中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塞浦路斯人。塞浦路斯是英国防务战略一个重要的替代据点，但是英国控制塞浦路斯的目标与当地民族主义者回归希腊的目标相冲突。为了防务的利益，英国拒绝了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者很快决定采取暴力活动，英国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军队到塞浦路斯进行镇压。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削弱了塞浦路斯的防务价值。

英国遭受的最大挫折在埃及。二战结束之际，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势力达到鼎盛。苏伊士运河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防务基地，也很快成为英国遏制苏联的得力工具，因而英国政府不情愿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要求获得完全独立，埃及必须收回苏伊士运河，同时民族主义者也对埃及的传统属地苏丹提出了主权要求。埃及的不妥协态度使英国的中东战略变得微妙起来，而放弃中东防务体系使其落入苏联怀抱是英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正是双方目标的冲突使艾德礼政府的埃及政策难以成功，埃及最终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50年代保守党上台后，英国也不肯在埃及问题上做出太多让步。1952年埃及革命使英埃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英国政府起初争取与新统治者合作，但其前提是埃及必须服从英国在中东的防务体系而不投入苏联怀抱。但是对埃及新政府来说，与英国合作会削弱自己民族主义旗手的地位，收回苏伊士运河与苏丹则是巩固自己政权的工具，与英国保持距离甚至处于敌对状态更有利于获取埃及人民的支持，而与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也比与英国维持合作关系更得人心。同时，亲历过1942年二月四日事件的纳赛尔对英国怀有更多的仇恨，因而，纳赛尔不接受英国的中东防务体系。由于《巴格达条约》可能限制埃及对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权，纳赛尔千方百计地去打击英国在中东的防务体系。[108]双方目标的分歧使1954年的英埃条约成为废纸，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却是英埃矛盾的自然结果。艾登希望通过苏伊士运河事件颠覆纳赛尔的领导地位，但事件的结果不仅没有颠覆纳赛尔的统治，反而使纳赛尔的地位大大上升，最后丢失领导地位的不是纳赛尔而是艾登。

苏伊士运河事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国际地位。纳赛尔宣称英国已经从一流国家沦落为三流国家。当然，并不能把政治家的宣传当作真正的历史，英国仍然是美苏之后的第三大强国，英国也仍然是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英国对海湾地区的保护依然在持续。[109]但这一事件却表明：英国希望通过殖民地来巩固其大国地位，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标，相反，英国的殖民政策却削弱了它的大国地位。

麦克米伦升任首相后，开始认真思考英国与帝国的关系：帝国对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到底有多大裨益？为了准确回答这一问题，麦克米伦组建了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核英帝国的价值。审核的结果表明帝国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并无太大作用，帝国的价值实际上被夸大了，英国不能依靠帝国来解决英国的问题，例如经济效率与失业问题等等。[110]

审核还提到了欧洲对英国的意义。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伴随着欧洲经济的恢复，欧共体很快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英国来说，欧洲的价值更为明显，这可以从经济、战略、政治上得以说明。

从经济上讲，欧洲逐渐取代英帝国与英联邦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二战后很长的时间里，英国并不认为西欧是自己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因为英国政府一直认为欧洲经济恢复的前景不妙，担心英国过多介入欧洲会给英国增加额外的负担。[111]因此，英国主要靠英帝国与英联邦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方案很快就失败了，英国依靠英帝国恢复经济的任务无疾而终，而英国与英帝国、英联邦的经济互补格局也在逐渐削弱（参阅下表）。与此同时，欧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英国逐渐把目光转向了欧洲。1961年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标志着英国由帝国经济圈转向欧洲经济圈，1971年保守党政府的白皮书倡导加入欧洲时更是宣称，与欧共体相比英联邦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对英国的贡献是远远不及的。[112]

英国与英联邦与南非之间的进出口情况表[113]

从战略上讲，艾德礼政府后期，中东的防务地位开始下降，而欧洲自身的防务地位日益上升，1949年北约的建立确立了英国对欧洲的防务义务，英国开始更多卷入欧洲的防务。1949年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表明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中东防务的脆弱性更为明显，英国继续在中东屯以重兵只能使其成为苏联核武器攻击的靶子。英国的战略家们也注意到，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上升，欧洲似乎变得更加没有信心，他们要求英国向欧洲派驻更多的军队，承担更多的义务。[114]欧洲的防务地位逐渐超越了中东地区。

从政治上讲，伴随着欧洲在经济上的崛起与防务重要性的提升，欧共体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戴高乐（CharlesdeGaulle）、阿登纳（KonradAdenauer）为首的政治家开始频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欧共体逐渐成为世界政治新星。对英国来说，继续游离于欧洲之外只能使自己被甩出这一高速运行的政治列车，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顺应潮流向欧洲靠拢。[115]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英国逐渐放弃了英帝国这艘破船，而开始向欧洲之舟靠拢。[116]1959年麦克米伦首相申请英国加入欧共体，这是英国大国思维的重要调整。虽然在二战时丘吉尔就倡导建立欧洲联盟，但却反对英国加入这一联盟。一方面，丘吉尔不相信欧洲联合能有太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丘吉尔是一位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他并不认为作为一个帝国的领袖可以同时又是一个欧洲地区强国领导人，成为欧洲一员是与帝国领袖的身份相互冲突的。[117]艾德礼政府时期，虽然贝文曾于1948年提倡西欧联盟，但他主要是基于战略考虑，英国政府最终没有对欧洲联盟给予足够的重视，向欧洲靠拢的英国工党比万派最终失败。1951年丘吉尔重新上台后，英国仍然没有对欧洲给予足够重视，在三环外交中，欧洲处于最后的一环。丘吉尔重视的首先是与美国的联盟，其次是英帝国与英联邦的联合，丘吉尔认为向欧洲靠拢不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地位有更大裨益。艾登基本延续了丘吉尔的思想。这样，英国在最好的时机错过了最好的机会。苏伊士运河事件改变了英国政府的思维。麦克米伦的审核调查否认了英帝国的价值而确认了欧洲的价值，但此时，欧洲已经恢复自信，法德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牢固确立，英国不得不向欧共体提出申请，而戴高乐是否愿让英国加入欧共体从而削弱法国的领导地位呢？

伴随着英国从帝国之船转移到欧洲之舟，英国政府开始萌生放弃英帝国的打算。这一打算之所以没有马上实施，主要是因为麦克米伦政府中仍然有大量的保守派，其中殖民大臣博伊德（AlanT。Lennox-Boyd）就是典型的鹰派代表，他强烈反对麦克米伦的撤退计划，并且他在殖民部、外交部、军方等领域还有大量的支持者。[118]历史学不喜欢断裂，历史学家的天然倾向是抓住历史的延续性，笔者也不认为英国从帝国到欧洲的转变是一蹴而就的，更不能得出结论说英国准备不顾后果地完全放弃英帝国。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一个结果是麦克米伦承认了美国的冷战战略优先于英国的帝国游戏。但是这一思维与其说是一个成熟的结论不如说是刚刚开始的段落，英国还没有把英帝国完全放在冷战的格局中来考虑，帝国游戏也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在帝国游戏与冷战格局并无大的冲突时，英国政府还是希图维持帝国的。一方面，英国没有完全放弃中东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事件后，英国在中东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英国还在塞浦路斯与埃奥卡（塞浦路斯战斗者全国组织，Ethnikiaroniston，简称EOKA）进行激烈的对抗；英国拒绝了亚丁民族主义温和派要求自治的要求；英国还在维持对海湾地区酋长国的保护义务。另一方面，英国仍然控制着非洲，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引导殖民地循序渐进地走政治进步的道路。虽然加纳和苏丹已经独立，但是英国仍然维持着庞大的非洲殖民地，在东非英国压制民族主义的激进派，在中非，英国试图维持中非联邦。与此相应的是，英国还在维持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防务。[119]麦克米伦政府不仅在中东驻有重兵，而且很快决定把亚丁建设成为新的中东基地，并继续承担对以新加坡为核心的远东地区的防务责任。

在中东，由埃及支持的反帝运动风起云涌，亚丁也不能例外。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以亚丁工会大会（AdenTradeUniongress）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对英国的统治进行激烈斗争，并因邻国也门发生革命而获得了稳固的后方基地，全国解放阵线（NatioionFrontofAden）的暴力活动则使亚丁不可能成为英国稳固的军事基地。在远东，为了压制共产主义力量，英国努力把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北婆罗洲拼凑成一个马来西亚联邦。这一联邦激起印度尼西亚的激烈反对，苏加诺（Sukarno）在掌握了印尼的领导权后，很快提出对沙捞越与北婆罗洲的主权，而在苏加诺看来马来西亚联邦不过是殖民主义者对付印尼的策略，同时这一联邦也可能威胁印尼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120]印尼与马来亚很快爆发了边界冲突，由于英国承担着马来西亚联邦的防务责任，英国不得不派出大量军队来抗击印尼的“入侵”，从而为麦克米伦政府招惹重大麻烦。[121]在非洲，英国在东非推行的多元种族计划受到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对，英国在中非设计的中非联邦计划也招致了非洲人的抵制，以班达（HastingsK。Banda）和卡翁达（KehKaunda）为首的民族主义领袖将解散“愚蠢的联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从50年代末期开始，英国大幅度调整了殖民政策与防务计划。麦克劳德在1959年担任殖民大臣后，有意识地加速了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其后的英国政府也沿着麦克劳德指明的方向继续前进。1961年，塞拉利昂与坦噶尼喀宣告独立；1962年，乌干达宣告独立；1963年，桑给巴尔与肯尼亚宣告独立；1964年，马拉维、赞比亚宣告独立。英国庞大的非洲殖民地相继独立了，与此同时，英国也推动了塞浦路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马耳他等殖民地的独立进程。

此外，英国政府也逐渐放弃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防务。英国1966年的防务计划宣布了三项防务原则：（1）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英国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2）除非当事国提供必要的设备，否则英国不会提供军事援助；（3）除非当事国要求，英国不再在任何独立国家继续维持防务设施。与三项原则相对应的是，英国决定放弃对亚丁的防守。[122]1967年，威尔逊政府决定放弃冷战义务，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这一决定是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潭之时发生的，对此，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Rusk）悲叹地说，“这是英国从世界事务中退却的标志，它对人类社会都是灾难性的损失……当我们在世界上处于困难的时候，英国说他们不干了。”[123]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B。Johnson）也敦促威尔逊首相重新考虑英国的决定。[124]但这一次，威尔逊首相没有改变计划，他决定把解决英国国内问题作为政府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任务，为此，别的义务都可以放弃。

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标志着英国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也意味着大英帝国的正式结束。此后，英国基本放弃了先前那种帝国信托人的道德责任感，英国效法之前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策略，推动了英国其他殖民地的独立。

50年代末，英国政策急剧调整的直接原因来自保守党内部的人事变动。[125]在1959年10月的大选中，以索尔兹伯里勋爵、博伊德、利特尔顿等为代表的老保守党人退出了内阁和下院，而以麦克劳德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年轻保守党人取代了老保守党人的地位。麦克劳德认为英国不能再靠武力统治英帝国，英国应该尽快让殖民地独立，“行动快了当然有危险，但是行动慢了危险性要更大。”[126]在他担任殖民大臣后，英国有意识地加速了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而独立进程一旦被启动，就很难再阻止了。

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那些似乎唐突的政治事件不过是飞溅的浪花而已，浪花下面的潜流才是理解这些事件的关键。拨开英国政府人事变动这一表层的浪花，我们终于发现下面涌动的暗流，这些暗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英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些潜流作用的结果。

首先，英帝国的解体是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反抗的结果。没有印度民族主义者追求独立的斗争，印度的独立是不可想象的。在中东，英国置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于不顾，试图继续控制中东，但埃及、亚丁的民族主义者打醒了英国人，使英国人认识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是不可遏制的，一意孤行的后果就是失败。在非洲，英国政治家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麦克劳德认为英国不再能够用武力控制殖民地，麦克米伦在“变革之风”的演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与某位总督关于非洲独立的谈话也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当麦克米伦询问殖民地是否已经为独立做好了准备时，总督回复说“他们当然还没有准备好”，可是总督又坚持说道，“立刻就让他们独立——越快越好”，因为，如果英国继续保留这些殖民地，“他们中间最聪明的、有行政能力的人都一定会起来反抗。我得把他们关进监狱。他们在监牢里学不到治理国家的方法，只能学到仇恨和报复，那样就只会浪费时日，不会有什么成果。因此我说，现在就让他们独立吧。”[127]

其次，英帝国的解体也是英国经济衰落的结果。二战之后，英国虽然勉强列于世界第三强，但是这一地位是非常脆弱的，英国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美国。艾德礼政府的财政大臣同意放弃印度殖民地，是因为他认为英国不再具备镇压印度的财力；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失败是因为在关键时刻英国的石油供应不足，英国的经济难以支撑；在非洲殖民地，镇压肯尼亚茅茅运动花费了5500万英镑，这又刺激了英国政治家对类似事件的担忧；而英国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也同样与经济困难有关。威尔逊政府上台时，工党政府中的贝文派仍然希望维持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他们在威尔逊政府执政初期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128]但是反贝文派逐渐在新任财政大臣詹金斯（R。H。Jenkins）周围聚集起来。威尔逊政府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生产效率低、失业率高的难题困扰着政府。詹金斯坚决要求缩减防务开支，要求把解决经济问题作为英国的首要问题，一些现实的工党政治家支持詹金斯。[129]两派的矛盾终于在1966年讨论新的防务计划时爆发了。贝文派要求维持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为此要求建设新的航空母舰并进行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如果要实现贝文派的主张，英国将不得不支付大量资金。詹金斯派坚决反对贝文派的方案，要求缩减防务开支。两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最后海军大臣与国防大臣双双辞职，贝文派铩羽而归。1967年，英国再次爆发英镑危机，英国政府终于决定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

再次，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推动了英帝国的解体。二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在这一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与苏联，这使英国维持帝国出现了结构性困难，“作为主要殖民强国的英法不再主导国际事务。由于互相怀有敌意的超级大国美苏的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格局形成了，美苏在各自的阵营中处于核心位置。在二战之前，国际竞争是殖民强国之间的竞争，现在，两个主要的挑战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对殖民体系的延续怀有敌意。”[130]苏联在战后很快发展了其霸权思想，除了在东欧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它还试图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展开攻势，而这个最薄弱的环节无疑就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帝国。苏联抓住任何一个殖民问题大做文章，试图搞垮那些传统的欧洲强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更是要威胁使用核武器来制止入侵者。美国的压力也沉重打击了英帝国，由于美国支持犹太人，英国最终不得不退出巴勒斯坦。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更是站在英国的对立面。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敦促英国让殖民地尽快独立，来增加对付苏联的筹码。第三世界国家也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大都有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经历，因而均强烈反对殖民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定地站在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边。1955年4月，在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上，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对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联合国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亚非成员国的增加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壮大，联合国加强了国际托管制度的监督功能，每3年向托管地派出代表团进行实地调查并听取当地人的意见。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称“非殖民化宣言”），在政治上打击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了民族解放斗争。[131]这些压力对殖民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58年开始，比利时与法国开始推行非殖民化政策，比、法所属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让英国产生很大的紧迫感。

最后，英帝国的解体也与英国的经济与战略考虑紧密相连。英国的发展已经使英国可以在殖民地独立后继续维持自己的利益。[132]一份对帝国价值评价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麦克米伦上台后不久提议审核英帝国的价值，该审核报告认为殖民地“越早而不是越迟的独立会更好地维护英国的外贸利益”，英国的金融与经济利益不会因为殖民地的独立而受到影响。[133]同时，英帝国的解体使英联邦成为新的理想，利用英联邦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一直是英国政府的梦想。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虽然让白人自治领实现了独立，但英国的利益也得到了保护。二战后英国从南亚的撤退也与英联邦的理想紧密相关。艾德礼政府认为，在新时代，将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才是维护英国利益的最好政策。[134]在维持非洲殖民地的成本急剧上升的时候，英国再次准备以英联邦取代英帝国。英联邦的制度设计把内容放在形式之上，在加纳等非洲国家走向独立时，英国政府内部对英联邦的未来展开讨论，斯温顿（LordSwinton）与索尔兹伯里坚持把英联邦改造为双层体制，那些经济与政治势力强大的国家为上层，其余国家为下层。[135]但是内阁秘书布鲁克（SirNormanBrook）坚决反对，认为英国区别对待联邦成员只能引起一些成员的敌意并会使其出走英联邦。[136]英国最终决定实行单一的英联邦制度。麦克米伦与其后的政府在推动殖民地独立时，也努力争取把新独立的国家留在英联邦。通过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变，英国获得了一些实质的利益，从而使独立后的新国家大都为英国保留了一些经济与军事利益，英国在这些国家也都享有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好处。这样一种政策调整展示了英国人的智慧，英国人开始认识到：在压力之下，从帝国撤退是一个明智之举，不从帝国撤退会对英国有更大的危害。[137]

这种务实的政策使英国与其他殖民帝国区分开来，当世界上其他帝国在20世纪都逐一瓦解时，英帝国却逐渐演变成英联邦，大部分新独立的国家都选择留在英联邦。

促成英帝国解体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殖民地因素、国际因素、英国自身因素。在英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就特定的殖民地而言，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在有些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可能起主导作用；在另外一些殖民地，国际层面的因素也许更为重要。最后，笔者也不能抹杀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英国推动了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基于这三种因素在不同殖民地的不同作用，或者说这三种因素的相互博弈，英帝国在解体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

后面几章将基于这些类型特征对英帝国的解体加以具体阐述。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