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三受辱埃及（第1页）

三、受辱埃及

英国在埃及的政策与其军事与政治考虑有关。为了加强对苏联的遏制，英国决定坚守苏伊士运河基地。在埃及民族主义潮流汹涌澎湃之时，英国仍然把自己的战略考量放在首位，这使它对埃及的政治变化反应迟钝。可以说，在英帝国解体过程中，英国在埃及的顽固不化及由此导致的灾难是密不可分的。

二战后，英国很快确立了继续统治苏伊士运河区的方针。1945年3月，在内阁会议上，作为代首相的艾德礼指出，如果英国要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并维持在中东的独占地位，代价将是高昂的。他问道：既然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国际水道并让全世界得益，为什么要让英国独自承担防卫的代价呢？为什么不让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也来承担这一代价？他建议重新考虑英国在中东的战略问题。[41]艾登反对艾德礼的提议，认为埃及与苏伊士运河是英国中东防务的核心，其防务地位对“英帝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42]这一争论直到二战终结也没有结束，英国继续保持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力量。二战结束之时，苏伊士运河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它包括10个空军基地、40个驻营区。苏联的态度则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的战略安排，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在1945年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英国认为斯大林的要求如果实现，苏联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将会大增并最终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而英国坚定支持土耳其。[43]英国也反对以苏联承认英国在中东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范围为条件而接受苏联在东欧拥有独占地位，因为把英国从欧洲排除出去是与英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的。为了增加对付苏联的筹码，英国政府希望维持自己在中东的独占优势。[44]

对英国战略发起的最大挑战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战后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1945年7月，埃及的民族主义代表华夫脱党向英国驻埃及大使基勒恩勋爵（LordKillearn）提出讨论埃及地位的要求。9月，埃及又发表声明要求修订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而新条约的基础应该是英国从埃及撤军以及埃及获得对苏丹的主权。

面对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英国却顽固地决定继续维持殖民统治。英国在中东的官员格里格（SirE。Grigg，LordAltrincham）很快向艾德礼政府提出解决埃及问题的建议。他一方面坚持英国必须维护在埃及的地位，认为没有埃及的势力范围，英国将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他指出英国必须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缩减和平时期在埃及的军事力量。[45]贝文支持格里格的观点，认为维持英国在中东的权力与威望对英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军方站在贝文一边，他们坚持撤军必须有替代的防务安排，而完全撤出埃及驻军是不可想象的。[46]基勒恩勋爵基于自己的政治偏见反对与华夫脱党谈判，他非常鄙视埃及的政治领袖，认为这些人并不代表埃及人民，因此不应该与之谈判。

英国的顽固态度激起了埃及民众的极大不满，反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2月，在埃及政府庆祝法鲁克国王诞辰的时候，爱兹哈尔大学的学生带头罢课、绝食，其后，开罗大学的学生也走上街头，各大、中学学校的学生很快组成了“埃及学生联合委员会”。2月8日，开罗的学生举行集会，要求英国撤军。2月9日，数千名学生再次示威，提出“英国军队滚出埃及！”“反对和英国谈判！”等口号。当学生队伍游行到阿拔斯大桥时，遭到英国军警的镇压，伤亡超过50人。[47]

英国镇压学生运动在政治上只能激化埃及人的反英斗争。阿拔斯惨案后，反英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埃及各大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抗议英军暴行。工人与学生组成了“工人学生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在2月21日举行总罢工、总罢市，“让我们高高举起民族的旗帜！让我们牢固团结在一起——工人、学生、商人、公职人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洗净奴役的耻辱！”[48]2月21日，开罗10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让埃及真正独立！”“英军滚出埃及！”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伊斯梅尔广场时，英军再次镇压，23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工人学生联合会”再次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总罢课，对英国的暴行表示抗议，对死难者表示悼念。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一致响应这个号召，示威和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3月4日，开罗数十万人走上街头，途经英国海军驻地时，愤怒的群众登上屋顶，扯下英国国旗，把它撕得粉碎。而英国军警则开枪回击。事件中又有28人死亡，342人受伤。[49]

事实证明，镇压不但不能稳固英国的统治，反而使埃及人更加憎恨英国。一部分官员开始认识到英国必须对埃及做出让步。英国新任驻埃及大使斯坦斯盖特勋爵（Late）认为英国撤军是无法避免的，英国应该大方地答应埃及的要求，从而保存其他利益，“内阁必须认识到，对这一底线的替代条约将使埃及联合起来仇视我们，而整个阿拉伯世界将会站在他们一边。”[50]英国军方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他们认为只要中东的防务安排到位，英国可以以撤军为条件与埃及达成和解。[51]

但是英埃谈判很快就失败了。根据防务委员会的建议，英国内阁表示英国要在5年之内从埃及撤出所有军队。但是英国的撤军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在发生与英国有关的战争时，英国可以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基地。埃及首相西德吉反对英国的谈判条件。首先，长达5年的撤军时间是不可容忍的；其次，英国如果要在战时使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设施，只能建立在英埃互相友好的非正式基础上而不是正式立约。英国外交部与军方拒绝接受西德吉的主张，贝文更是在战时使用苏伊士运河基地这一条款（“第二条款”）上态度强硬。贝文说，一旦英国在伊拉克与伊朗的利益遭到威胁，使用埃及的基地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条款是原则问题，英国不能妥协。[52]埃及国王法鲁克建议埃及在该条款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但是他提出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贝文曾经一度准备以苏丹为条件换取埃及在“第二条款”上的让步[53]，但在埃及民众反英的压力之下，西德吉拒绝让步，同时又认为埃及必须获得对苏丹的主权。贝文因而拒绝了埃及对苏丹主权的要求，贝文坚持说，在涉及苏丹前途的问题上，英埃必须与苏丹人进行商讨。实际上，贝文认为，由于英埃关系不确定，加强英国对苏丹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英国放弃了苏伊士运河基地，苏丹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替代选择。[54]

英埃谈判的失败加强了英国强硬派的声音。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萨金特（Sirent）认为，埃及政府觉得英国已经衰落，所以总是提出一些过分要求，因而，英国应该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来显示英国的力量并警告埃及不可轻视英帝国。他建议按照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来加强英国的条约权利。[55]贝文也建议内阁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退回到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地位。[56]军方认为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防卫中东的关键在于迅速动员英国在埃及的军队并能在基地采取有效行动，因此，英国在和平时期需要在埃及有一个核心的军事基地。[57]

下面两个因素强化了英国的这一态度。

首先，中东局势的变化提升了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地位。由于英美战略分歧，英国在巴勒斯坦面临着犹太人的暴力活动，这些暴力活动牵制了大量的英国军队，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全球战略，英国政府最终宣布在1948年5月撤出巴勒斯坦。英国在战后本来也占据着意大利在北非的殖民地昔兰尼加，但是在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之下，英国在昔兰尼加的处境也不再稳固。巴勒斯坦与昔兰尼加的困境无疑让英国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英国应该千方百计地控制埃及的基地。1947年，英国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把希腊与土耳其的防务责任交给美国，但英国“瘦身”是为了更好地守护中东地区的其他据点。贝文认为，邀请美国涉入中东局势不过是为了让美国提供英国缺乏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中东仍然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只有展示英国对埃及等殖民地的控制，英国才能使美国确信援助英国是有利可图的。[58]这样，笔者发现，英国战略家们的悲哀在于他们仅仅根据地图进行算计，而没有考虑到这些计划能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

其次，英国政府的顽固态度也与英国希望维持在中东的威望有关。贝文认为，埃及觉得英国正处于衰落阶段，因此想利用这种衰落。正因为如此，贝文把维持英国的威望作为更加重要的任务。他坚持“第二条款”，不仅因为它的战略价值，而且也因为它是一个关乎帝国威望的原则问题。在苏丹问题上，他认为把苏丹交给埃及是不名誉的，会削弱英国的威望。贝文想让埃及明白是英国而非埃及才是一锤定音者，“千万不能让埃及政府觉得英国政府在根据埃及的方式行事”[59]。艾德礼认为实力决定政策的制定，贝文却认为威望不仅是实力的衍生物，相反，威望在许多时候对实力起促进作用。基于同样的考虑，他反对美国在中东扩大势力，认为只有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才能赢得美国的尊重。贝文的继任者莫里森延续了贝文的观点，不允许埃及践踏英国的威望。

强硬派得势使埃及的局面继续恶化，英国与埃及处于全面冲突之中。1951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在下院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埃及人对此怒不可遏，从1951年8月初开始，埃及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罢工，坚决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在民众的压力下，埃及政府在10月10日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而英国政府也决定坚持己见，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英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10月17日，英国驻军在“保障安全”的借口下，占领了埃及的一些城市和战略据点，包括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阿格鲁伯要塞。英军还控制了开罗与苏伊士运河区之间的铁路交通，不久，英军又侵占了从开罗到运河区的许多战略据点。埃及人民坚决抵抗，在苏伊士运河区，6万工人宣布罢工，拒绝为殖民者服务，整个运河区的交通和日常工作全部陷入瘫痪。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地，埃及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都展开了抵制英货的运动。同时，埃及的抗英斗争向暴力方向发展，开罗的约一万名大中学生要求组织抗英“国民警卫队”，5000人加入政府的“解放军团”“志愿解放营”等武装组织。10月28日，埃及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征召所有18-50岁的埃及男子入伍。全民斗争使英国人狼狈不堪，游击战更使英军处于被动状态。一名英军士兵回忆说，“埃及游击队的零星活动有效地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他们几乎使我们变成了走不出营房的俘虏。太寂寞无聊了。我们的一位军士长说，除却食物稍好且能按时供应外，我们的处境与他在德国俘虏营中的情形没什么两样”[60]。

对遍及埃及全国的反英斗争，英国强硬派不肯退让，仍然采取过时的镇压政策。英军先是把埃及的阿卜都村炸平，之后，英军又围剿了伊斯梅利亚的游击队，50多名埃及人被打死，100多人被打伤。

在纳哈斯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不到一个月后，英国保守党赢得大选，丘吉尔再次担任首相，艾登担任外交大臣。丘吉尔政府的帝国政策表现得更为大胆，并且丘吉尔的个人魅力对英美的合作也有不少裨益。在伊朗，丘吉尔决定报复摩萨台对英伊石油公司采取的国有化政策，他很快与美国政府联合制定了对付摩萨台的方案：颠覆伊朗政权。在美国的配合下，英国得以成功，虽然其结果是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卷入了伊朗内部政治，英国丧失了独霸伊朗的特权，但英国毕竟清除了摩萨台这个政治对手。

在埃及问题上，丘吉尔同样态度坚定。埃默里曾经讽刺丘吉尔是一个鲁莽的帝国主义者，但由于这一鲁莽的帝国主义把英帝国与荣誉联系在一起，丘吉尔在英帝国问题上也更为顽固，任何破坏英帝国荣誉的政策都是被排斥的，任何对英帝国的挑衅都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对埃及政府的挑衅姿态，丘吉尔要求采取强硬政策，这种强硬态度由于其种族主义倾向而更加顽固，他称埃及人是“低劣的野蛮人”。[61]他对艾登的温和态度也很不满，“如果……你在暴力面前准备投降，在威胁和困扰中准备撤出军队，这将在英国公众中引起深刻反感。”[62]他认为英国应该通过恫吓的方式迫使埃及接受英国的条件。[63]

艾登持有一种不同的态度。虽然他也轻蔑地指责纳哈斯单方面废除1936年的条约是卑劣的行径，但作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他很快认识到埃及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认为英国必须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得罪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将日益依靠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协议而不是部署军队，英国必须把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64]面对英国强硬派的压力，艾登争论说，英国或者可以得到最好的协议，或者承担无法忍受的代价。既然“我们不再能够不顾人力、财力、国际善意的后果而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埃及头上”，那么英国就必须与埃及进行谈判，英国必须做出让步。[65]

这一次，军方令人惊奇地站在艾登一边，支持与埃及达成协议。英国在中东的司令部早就指出，为了有效地使用埃及的基地，英国必须获得埃及政府的支持。[66]帝国总参谋长斯利姆（SirWilliamSlim）认识到只有获得埃及的合作，英国才能有效地利用基地，而为了得到埃及的合作，英国必须在和平时期撤出驻在埃及的军队。总参谋部最后同意军方不再在谈判时设置一些埃及无法接受的附加条款。[67]

美国的反应最终改变了丘吉尔的态度。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丘吉尔清楚英国的帝国政策必须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之上。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我亲爱的朋友，无疑我们寻求或者需要你们的军事、物资和金融的支持……我们应该向独裁者显示我们有一致的计划。”[68]艾森豪威尔在和自己的同僚商量后认为，美国支持英国的强硬政策会使埃及向苏联靠拢，因而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他回信说，如果美国和英国站在一起反对埃及政府，这给世人的印象就是英美联合起来给埃及下最后通牒。[69]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丘吉尔在无奈之下只能默认了艾登的谈判策略。

但是，终结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性因素却来自埃及局势的发展。正如上文所言，英国在埃及的统治与三支柱形的权力结构紧密相连，英国、埃及国王、华夫脱党之间的权力制衡构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一结构正在崩溃。

从战争结束后，埃及的局势就向左发展，强调暴力反抗的民族主义激进派取得了更大的吸引力。不管是埃及国王，还是华夫脱党，都是埃及上层阶级的代表，他们并不善于从下层人民获得更大的支持，实际上，他们在许多时候反而在限制下层民众参与政治。埃及的经济在战后面临严峻的压力，通货膨胀更使下层民众在生存的边缘徘徊。埃及民众连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一方面是对英国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埃及民众对政府无能的一种不满。由于国王与华夫脱党不善于从下层寻求支持者，这一政治空白区域很快为其他势力提供了土壤。一些极端派如穆斯林兄弟会从这片土壤中获取了丰厚的养分，巴勒斯坦的分治使其成员大规模增加，而埃及战后的社会困难更便利了他们的成长。穆斯林兄弟会想把埃及改造成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他们既痛恨法鲁克国王的奢侈腐化，也反对华夫脱党与英国进行谈判，刺杀诺克拉什正是这种立场的表达。自由军官组织（FreeOfficers）是另一个实力强大的组织，它创建于1939年，其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军官，在战后迅速发展。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加剧了埃及士兵与军官的不满情绪，自由军官组织秘密印发传单，揭露腐败无能的军人上层集团，要求将叛徒交给法庭审判，并主张清洗军队，进行军事改革。这些传单在军队中广泛流传，人们竞相传阅。到1951年，自由军官组织的能量开始显现出来，他们提名纳吉布（MohammedNeguib）将军为陆军军官俱乐部主席的候选人，反对法鲁克国王提名的候选人。选举结果是纳吉布获得276票，而其他三个竞选对手共得58票。这一事件表明自由军官组织在军队内部比国王拥有更大的影响力。[70]

在这些迅速崛起的政治势力面前，华夫脱党的影响力却在逐渐衰退。华夫脱党是在英国的刺刀保护下上台执政的，在一个反英浪潮席卷全国的氛围中，华夫脱党也日益遭到埃及人的唾弃。而腐败更成为华夫脱党衰落的催化剂。作为华夫脱党的首领，纳哈斯不仅面临着外界的压力，甚至他的妻子与党内同僚都在公开指责他腐败。不久，华夫脱党的总书记奥贝伊德（MakramEbeid）离开华夫脱党。内部分裂削弱了华夫脱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