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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益失去信心的英联邦（第1页）

三、日益失去信心的英联邦

随着自治领向英联邦成员国地位的转变，英国借助英联邦获取全球大国身份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英国政治家与思想家对这一机制越来越表示失望。正如前文所言，在一战及以后的时期，自治领曾经给英国以很大的帮助；在二战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自治领与英国并肩作战，为英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正因为如此，艾德礼才想当然地认为英帝国转为英联邦之后，这些自治领还能够帮助英国维持大国地位。但1946年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证明艾德礼的想法难以实现，各成员国对英国提出的以英联邦为基础形成世界第三极力量的建议不能达成统一的共识。[31]艾德礼不惜代价地把印度留在英联邦，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初衷。实际上，印度加入英联邦揭开了现代英联邦的序幕，此后，其他的殖民地在独立之后纷纷效法印度的先例。随着新成员增多，英联邦也从原来的白人俱乐部演变成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联合体。但新成员国经常在国界问题上相互冲突，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英联邦后，很快为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大打出手，英联邦成员国不得不选边站，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考验着英联邦的凝聚力。

除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外，还有作为整体的英联邦与英国之间的分歧。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英联邦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争议，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表示不管英国是对是错，他们都愿意支持英国。而曾经是英国坚定支持者的加拿大则希望建立一支联合国部队，以负责恢复苏伊士运河区的和平。印度则在世界范围内对英国展开口诛笔伐，指责英国没有放弃过时的殖民政策。[32]针对英联邦内部的分裂，加拿大政治家皮尔逊（LesterPearson）曾这样评论：苏伊士运河事件“使英联邦走到了解体的边缘”。[33]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为也在英联邦内招致广泛的反对。为了实现经济复兴，英国决定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这一政策却没有得到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支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担心英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联盟会导向政治联盟，这就必然将削弱英联邦。印度担心一个强大的经济与政治联盟会阻碍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而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则怀疑欧洲经济共同体有新殖民主义的内在特性。[34]在这些反对的国家中，新西兰与加拿大的批评最激烈，其原因在于，从工业革命开始，英国已经成为一个食品进口国，英联邦的许多成员国都把其农产品出口到英国，《渥太华协议》更是确认了这种格局。如果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产品将可能取代英联邦的农产品，其中新西兰的黄油出口将遭受严重打击，加拿大的小麦也必须重新寻找市场，其茶叶、奶酪等其他农产品也会面临同样的损失。在1962年的英联邦会议上，成员国集体“表达了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深深的焦虑”，在英国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后，最后的公报勉强表示：“（英国是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最终取决于英国政府”。[35]这一事件让笔者感叹世事的变化，英国曾在很长时间内无所顾忌地干预殖民地的各种事务；现在，英国的外交政策却需要英联邦成员国的谅解了。

南非被逐出英联邦则表明英国操纵英联邦的意图很难实现。1961年，许多英联邦成员国（特别是亚洲、非洲的成员国）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非常反感，他们要求驱逐南非，以此来推动南非的政治改革。由此，英国必须在国际名声与国家利益之间走钢丝。容忍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会招致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敌视，但批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会影响英国与南非的经济与防务联系，而且，英国与南非境内高级专员公署区的联系也需要南非的帮助，因而，英国并不想剥夺南非的英联邦成员国资格。但历史发展完全不以英国的意图为依归。虽然麦克米伦做了大量的工作想把南非留在英联邦，结果却令人失望，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决定终止南非的成员国资格，英国最终没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36]利特尔顿当年搪塞恩克鲁玛的借口现在变成了事实：英联邦成员的资格是由所有英联邦成员国而不是由英国单方面决定的。

从1960年开始，那些新加入英联邦的非洲成员国在种族问题上采取了更加主动自觉的态度，甚至让英国感受到了气势汹汹的压力。[37]对他们来说，种族歧视就是白人虐待黑人，特别是欧洲殖民者压制占据人口多数的黑人。一些老成员国（例如加拿大）也在种族问题上持非常积极的立场，在它们的推动下，1964年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发布的公报包括了支持种族平等与反对种族歧视的内容。[38]1971年在新加坡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各联邦成员都宣称信奉某些共同的原则，其中包括和平、自由、合作，反对种族歧视、殖民统治和财富不均等。其中种族歧视与殖民统治是英联邦成员国（特别是新成员）极力反对的，实际上，无论成员国首脑在哪里会面，他们更喜欢谈论与此相关的议题，而南罗得西亚与南非自然就成为攻击的靶子。[39]1964年，白人种族主义者伊恩。史密斯担任南罗得西亚总理后，很快禁止非洲人的政党活动，并且要求以白人为主体实现南罗得西亚的独立。英联邦成员向英国施加巨大压力，要求英国解决南罗得西亚的种族压迫问题，阻止南罗得西亚实施白人种族歧视政策。但英国要满足英联邦成员国的期待难度很大，而且英国也有不情愿的方面。其一，南罗得西亚对英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英国每年向其出口3500万英镑的产品，如果与其关系恶化，英国的无形收入可能会损失5000万到7000万英镑，而南罗得西亚的大约3800万英镑的债务也可能会抛给英国（因为英国为其作保）。[40]其二，英国干预南罗得西亚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能做的事情并不多。[41]此外，虽然英联邦成员违背英国的意愿把南非逐出英联邦，但最终也没有解决种族隔离问题。

英联邦成员国继续施加强大压力，禁止英国向南非出售武器，一些非洲成员国还要求英国对南非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在伦敦会议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孤立无援地反对英联邦成员国提出的8条惩戒南非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农业进口、停止政府援助等。一些成员国甚至威胁要退出英联邦，据英联邦秘书处预测，如果英国继续向南非出售武器，大约20多个成员国会退出英联邦。[42]但英国并不情愿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英国10%的海外收益来自南非，仅仅切断伦敦与约翰内斯堡之间的航线，英国每年就要损失7500万美元。[43]撒切尔夫人觉得经济制裁的代价太高，因而没有接受英联邦的决议，这遭到其他成员国的激烈批评。英国悲哀地发现，现在的英联邦已经成为其他成员国激烈批评英国的政治舞台了。

英联邦会议的组织方式与举行地点也能反映英国在英联邦中地位的衰落。从1897开始，英帝国会议就一直由英国首相主持，由英国内阁秘书组织，在英国的唐宁街10号举行。随着印度等新成员国加入英联邦、特别是非洲的成员国加入，这种会议组织方式就日益遭到其他成员国的挑战。1964年7月，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恩克鲁玛批评英联邦会议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冷战的议题上，他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与穷国的关系，主张英联邦要“清理屋子”，并把英联邦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在贸易、援助、信息流通等方面。[44]而“清理屋子”就需要对英联邦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并建立秘书处。英国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设立秘书处可能使英国在诸如南非、殖民问题等方面受到很大压力。不过，英国政府还是准备设立秘书处，条件是秘书处不能成为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也不能讨论防务战略等问题。1965年，英联邦设立了常设秘书处与专职的秘书长，加拿大的资深外交官阿诺德。史密斯（ArnoldSmith）成为第一任秘书长。一些成员国并不信任他，特别是那些英联邦的老成员（包括加拿大等）以及印度，因为他们认为史密斯在解释自己的角色时太张扬。但大多数亚非地区成员国却对其很有好感，也是在这些亚非地区成员国的支持下，他在1970年连任秘书长。史密斯的秘书长生涯在英联邦的演变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在成为秘书长后，强烈反对某些专横的英国官员插手自己的事务，他也不愿意让英联邦为英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他坚持英联邦有整体利益，任何成员国都要服从这一利益。他的继任者兰法尔（SonnyRamphal）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英联邦应该代表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仅仅代表英国的利益。在伦敦唐宁街10号召开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惯例也成为历史。1971年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成为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各成员国轮流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想控制英联邦变得更困难了。

实际上，随着英联邦发生变化，英国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或者说越来越失望了。当塞浦路斯1961年加入英联邦时（同年南非被逐出英联邦），麦克米伦首相在私下对澳大利亚总理说，“我现在尽量避免参加任何英联邦会议，因为我知道它要有多麻烦就有多麻烦”。[45]70年代初，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贝洛夫评论道：“英联邦是一个好的想法，但遗憾的是它失败了。”曾经很有希望担任印度总督的鲍威尔（EnochPowell）认为英联邦不过是一种狂想罢了。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英联邦是一个空谈馆，是第三世界的游说场，是帝国的幽灵，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乌云密布的塔楼，英联邦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了。[46]英国越来越不愿意为了英联邦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在1987年到1989年的英联邦会议公报中，表明英国持保留态度的“英国例外”一遍又一遍被重复着。在1989年的科伦坡会议上，撒切尔夫人态度强硬地说：“如果58位成员都反对我，那么我只有对不起这58位成员了。”[47]

英国的失望是因为英国与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关系越来越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也许与法国做一个对比是有帮助的。虽然法国在建构与前殖民地联盟或者法国共同体方面失败了，但是法国与西非的前殖民地维持了很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超越了英国与它早期的自治领之间的关系。第一，经济援助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法国经济有较好的发展，法国把援助政策主要集中在西非地区，其援助既慷慨又具有持续性。而英国不一样，在印度独立后，英国也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方式拉拢印度，但40年代末期的经济困境打断了英国的援助计划。一直到60年代，英国还在不断经受经济危机，1967年英镑再一次贬值，这种情况使英国的援助政策缺乏连续性，这当然使英国换取成员国的好感变得非常艰难。第二，英国保护英联邦成员的能力日益不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长期依靠英国皇家海军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二战爆发后，两国也频频要求英国派兵保护自己，但新加坡的陷落证明英国皇家海军的能力十分可疑，美国海军才是保护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可靠力量。一些英联邦成员国不得不把目光从英国转移到新的霸主美国身上。[48]在经济方面，虽然英镑集团仍然存在，但其脆弱性十分明显，而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才是维持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秩序的真实机制。第三，英国发现自己与英联邦其他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减弱，而与欧共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正如某些经济史学者观察到的，战后世界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它们之间的互相投资也越来越大，贫穷的国家要融入其中并非易事。英国逐渐发现欧美日而不是英联邦才是英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英国下院议长克罗斯曼（Rian）对此有清醒认识，他在参加1966年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时作了如下论断：英国不应该为了英联邦的短期利益而牺牲欧共体的长期利益。在克罗斯曼看来，英联邦只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场所。[49]此后，英国几乎不惜代价要加入欧共体。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英国与其他英联邦成员国的关系始终无法达到艾德礼预期的目标。

冷战结束后，英国出现重新重视英联邦的趋向，英国也再次审视英联邦的未来。1991年的《哈拉雷宣言》体现了这种趋势，宣言强调政治领域的民主、法治、良政、人权等价值观念，与经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健康的经济管理、市场经济的中心地位、多边贸易的自由流动等共生共存。[50]1994年年末，英国议会外事委员会决定重新评估英联邦的未来，在18个月里，它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并派官员出访加拿大、牙买加、巴巴多斯、圣卢西亚、肯尼亚、乌干达、南非、印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英联邦成员国。委员会在最后的报告中陈述，“在英帝国解体后的几十年间，英国总是把英联邦看作英帝国的废墟，看作英国脖子上的政治负担”。委员会认为英联邦也蕴含一些积极因素，例如亚太地区的成员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有着光明的前景，英国将在英联邦中找到众多的朋友与广泛的机会。由此，英国把1997年定为“英联邦年”。[51]但英国的想法很难实现，因为英联邦的各个成员国都有其他更重要的国际认同。对印度来说，英联邦的重要性无法与不结盟运动相比；对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来说，英联邦的地位无法与东盟相比；对其他成员国来说，它仅可与太平洋论坛、南部非洲发展协作会议、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相提并论。实际上，不管其成员国如何看待英联邦，它很少在成员国眼里占据最重要的位置。[52]

当然，在后殖民时期，英联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但所有成员国都只把它当作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对英国来说，英联邦可以抚平帝国解体的伤痛；对加拿大来说，可利用英联邦便利本国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对印度来说，要利用英联邦来防止巴基斯坦在孟加拉战争后恢复曾有的国际地位；对澳大利亚来说，英联邦是实施本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众多的非洲成员国，则是利用它来反对种族歧视与殖民统治；对那些很难在国际舞台上露面的小国（如马尔代夫等），英联邦为其在国际社会的出场并表达意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种态度杂陈的现状注定英联邦只能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体。也许，用一个词VIPPSOs来表达英联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缩写词包含自愿（Voluntary）、独立（I）、专业（Professional）、慈善（Philanthropic）、体育（Sp）、组织（anization）等几个词，连起来就是“自愿的、独立的、专业慈善体育组织”。现在的英联邦拥有历史悠久的出版联盟、议会联谊会、大学协会、30多个新成立的专业组织与福利性组织，以及17个专业中心。这些非政府机构被看作是真正的英联邦，也就是说，英联邦更多像是民间的而不是政府的组织机构。不过，在1986年的英联邦运动会上，英联邦成员国禁止本国的运动员参加英国举办的相关项目，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南非应该为自己的种族隔离政策付出代价，那些支持南非政权的国家也必须共同承担后果，这一事件证明国家力量在英联邦活动中仍然很强大。[53]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在体育领域，人民联邦的观念表现得最充分，把现在的英联邦看作是体育盛会的观点也并非太大的夸张，各成员国人民都乐意参与英联邦运动会，其中，足球、橄榄球、板球、曲棍球更是广受欢迎的运动项目。1994年，2000多名运动员参与了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运动会；1998年，6000多名运动员参与在科伦坡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正是在体育领域，成员国的身份认同得到了逐步强化，例如澳大利亚、西印度群岛地区、印度、巴基斯坦的板球在英联邦中享有盛名，新西兰与南非的橄榄球广为人知。在加拿大的要求下，体育内容被增加到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议程中，一个由加拿大法官担任主席的“体育促进合作委员会”得以建立。这个委员会充分地证明了体育在培育身份认同、自我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54]

然而在政治领域，团结与欢乐与英联邦无缘。也许用邦联来命名这个组织更为合适。旧日亲密无间的关系彻底消失了，英联邦也没有如英国政治家期待的那样成为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工具。1967年，英国外交部就英联邦对英国的价值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英联邦不但不能维护英国的地位，反而在削弱英国，实际上，英国置于被勒索的处境中，那些新成员国总是说，“你们必须做某事，如果你们不做，那我们就看着英联邦解体吧”。调查者提出的建议是：这类威胁不应该成为英国执行与自己利益相悖的政策的理由。[55]1968年，英联邦事务部与外交部合并，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英联邦在英国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实际上，不仅英国对英联邦不再有更大的兴趣，那些老英联邦成员国也同样如此。澳大利亚总理不愿意到伦敦参加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因为他都可以预测到会发生什么事，他会被非洲成员国针对南罗得西亚的批评气得七窍生烟，而他气急之中发表的言论很可能会让他在日后追悔莫及。[56]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Trudeau）认为英联邦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它与联合国或者法语国家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戴高乐通过建立法语国家组织却阻止了批评他的声音，维护了自己的权力与威望，然而英国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根据特鲁多的观点，英联邦的价值不在于其成员国有多少共性，而在于它们的共性非常少。[57]研究英联邦的王振华研究员也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现在的英联邦不是以其力量闻名，而是以其争吵闻名于世。[58]随着英联邦的发展，英国在其中的地位也大不如前，甚至变得可有可无，以致历史学家安东尼洛得出结论，如果英国现在退出英联邦，一定不会妨碍这一共同体继续存在。[59]纵观英联邦演变的过程，这一假定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结语：论英帝国的解体结语：论英帝国的解体本卷所述时代开始时，英帝国仍然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帝国，英帝国仍然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英国仍然被视作首屈一指的全球大国；然而在本卷结束时，英帝国却已经烟消云散，其势力土崩瓦解，仅消解成一个徒有其名的英联邦了。英帝国的解体让笔者联想起古代罗马帝国的解体，当然，比起古代罗马帝国，英帝国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然而，世界帝国仍有它终结的一日，现在，要为英帝国的解体做一些结论了。

首先，英帝国的解体与20世纪世界上的其他殖民帝国的解体有一些不同，它呈现出四种不同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存在明显的偏见。

加拉格尔教授与罗宾逊教授是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他们的观点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按照加拉格尔与罗宾逊等人的观点，英帝国解体是英国官方心态调整的结果，英国在这一过程中掌握极大的主动权，换言之，英帝国解体是英国主动放弃的结果，是英国“不想再玩下去了”。这样的结论是与他们的研究思路紧密相连的，这种思路以英国历届政府的殖民政策为主线、以殖民地区域为板块。以这种思路进行研究，就很容易夸大英国政府的作用，而其他因素只是在英国政府心态变化的框架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这样的结论就出现了：当英国政府改变了它们对殖民地的看法时，英帝国就解体了。

这种主流范式得出的结论在现实中是缺乏解释力的，如果英帝国真是英国官方心态调整的结果，英国真的是主动放弃了殖民地，那么为什么在英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仍伴随着冲突与战争？当然，冲突与战争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许多时候，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冲突是主要矛盾，换言之，如果英国真的主动推动殖民地的独立，民族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必要了，民族主义者与宗主国的战争就不可能出现。然而在事实上，在笔者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英国各届政府的殖民政策虽然会有差异，但具体对待某一殖民地的政策却惊人地相似，政府更替在许多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即使是同一届政府，对待不同殖民地的政策也会大不相同，例如艾德礼政府的中东殖民地政策与它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政策就差别很大，也就是说，英国对不同的殖民地有不同的殖民政策。经过仔细观察，本卷发现英帝国解体的方式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东南亚殖民地，英帝国解体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英帝国顺利地转换为英联邦。艾德礼政府执政初期，英国仍然没有为南亚、东南亚殖民地的独立做好准备。但是，一方面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为了独立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另一方面，二战后的英国政府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英国缺乏镇压民族主义者的物质资源。除了这些实际困难外，英国战略重点的转移也使印度等南亚、东南亚殖民地在英联邦防务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治家决定在符合英国战略需要的前提下推动印度等殖民地的独立，其一，按照英国的节奏完成独立，其二，把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用另一种方式维护英国利益。在印度独立后，英国也把这种模式推广到与印度比邻的其他殖民地，例如缅甸、锡兰、马来亚等。这种模式带来的结果是，大部分新独立的南亚、东南亚国家都选择留在英联邦，英国的利益得到部分保障。但是，英国政府的某些战略安排却失败了，例如，维持印度统一的计划没有成功，英联邦也没有变成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工具。实际上，在殖民地独立的进程中，英国许多时候不得不妥协退让，殖民地的政治局势对独立进程与结果的影响显得更加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亚、东南亚殖民地的独立过程中，虽然英国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推行其帝国政策并不顺利，但是美苏却很少直接插手这些殖民地的独立事务。

第二种类型，在中东地区，以巴勒斯坦、埃及、亚丁等为代表的战略型殖民地，英国政府与当地民族主义者激烈对抗，民族主义者最后冲破殖民枷锁，英帝国以崩溃的方式宣告结束。二战之后，英国基于战略考虑，决定继续维持在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但是中东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殖民统治，为此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在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抗面前，英国继续把本国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逆势而行，试图驾驭桀骜难驯的民族主义运动，结果是，英国与民族主义者出现了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在巴勒斯坦，恐怖袭击让英国军队朝不保夕；在埃及，英国遭受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耻辱打击；在亚丁，英国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驱除出去，甚至找不到交接权力的谈判对象。英国的殖民统治也遭到美国、苏联的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埃及、亚丁等地，经常可以发现美苏的影子，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更是以罕见的一致态度来谴责殖民主义。英帝国在这些地区基本上是惨淡收场，新独立的国家也没有加入英联邦，大部分新国家实际上脱离了英国希望的发展轨道，甚至走入英国敌对方的阵营。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惨重代价证明了，英国必须顺应潮流，应时而变，如果试图抗拒历史潮流，强行维持殖民统治，它只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三种类型，英国非洲殖民地的独立是以急速调整为主要特征的，从开始坚守到突然放弃，政策转变幅度之大，在英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十分特殊。二战后初期，英国在非洲推行双轨政策：以经济开发为主，在政治上尽力拖延独立进程。这一双轨政策招致了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最终引发了殖民地严重的政治动**。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面前，英国开始调整政策，决定支持那些温和的民族主义派别，力图主导殖民地的独立进程，以图最大程度地维护英国的利益。但民族主义激进派很快战胜了温和派，英国的计划受挫。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殖民地赢得独立，国际上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加强了，而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也力促英国加快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英国政治家明智地认识到英国已经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因而希望通过非殖民化策略赢取民族主义者的好感，通过另一种方式维持英国的利益。这样，英国放弃了原先的政策，加速了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英国的态度转变产生了良好效果，大部分新独立国家决定留在英联邦，英帝国又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向英联邦的转变。英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英国政治家逐渐明白变革之风不可阻挡，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在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世界，放弃殖民地才是最佳的选择，而强行维持殖民地，只能走在中东地区失败的老路。

第四种类型，在以西印度群岛为代表的岛屿殖民地，英帝国解体的特征是英国采取主动，要求殖民地走向独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英国政府不得不拿英国纳税人的钱来解决殖民地的问题，殖民地日益成为英国的负担，此时，英国开始千方百计推动殖民地的独立进程。最初，英国设计西印度联邦，希望它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西印度联邦方案失败后，英国又试图设计其他的联邦方案，但这些计划都失败了。诸多的岛屿殖民地最终突破了英国的理想设计而径自走向独立，于是在加勒比地区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小国家。此后，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岛屿殖民地，英国也放弃了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不顾它们是否适于独立，加速推动这些殖民地的独立进程。英国对这些殖民地不再感兴趣的原因是，一方面，面对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英国承担着道德的责任，必须援助这些殖民地；另一方面，殖民地的政局也变得非常复杂，种族冲突、民族冲突时隐时现，很可能把英国卷入其中。因此，尽早撤离是明智的选择。这一事实表明，在一个新的时代，继续维持殖民统治已经变成一件代价高昂的任务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了2000名居民，英国消耗了大量的钱财。但此时的英国完全不像美国那样“口袋里有大把的零花钱”，它只是一个捉襟见肘的没落贵族。因此，放弃帝国才是维护英国利益的最好方式。

从上述四类殖民地独立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英国不同届政府对待南亚、东南亚殖民地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对中东地区殖民地的态度也基本一致，在非洲也同样如此。但奇怪的是，同一届政府对待非洲殖民地的政策却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而这样的转变又被另一届政府所延续。由此笔者可以说，英帝国解体不是英国“不玩了”的结果，不是英国政府转变态度的结果，其实英国还是很想“玩下去”的，是形势所迫，时代变了，英国“想玩也玩不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美苏两霸主宰着世界，在新的时代，老殖民主义难以持续，而英国又没有本钱推动新殖民主义，于是英帝国只能退出历史舞台，老牌殖民大国英国的退场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与其他西方殖民帝国解体的方式有一些不同，英帝国的解体多数情况下呈现为和平交接权力，暴力夺权的方式相对较少。

通观英帝国解体的全过程，可以看出，英国在南亚、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印度洋等地的殖民地独立进程基本是和平的权力交接，只有在中东等地区，才出现暴力夺权的方式。也就是说，英帝国解体过程的整体特色是夹杂有暴力夺权的体面撤退，和平交接为主，暴力夺权为辅。这种情况，与其他殖民帝国明显不同。二战以后，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殖民帝国纷纷解体，但此过程中的暴力色彩相当突出，殖民地独立往往经历长期的战争，有些战争旷日持久、腥风血雨，例如印度支那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游击战争等。相比之下，英帝国的解体就比较平和，而英帝国又是所有殖民帝国中体量最大的一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英国统治精英的明智态度有关。法国、葡萄牙等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两国政府都为此耗尽了国力，国家政权也因此倒台。而英帝国解体对英国的冲击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与英国决策者能够应时而变有关，在发现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英国顺应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一方面允许殖民地独立，另一方面尽可能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下面三个因素促成了英国的转变：

其一，英帝国从英国维持大国、强国地位的工具转变成国家的负担累赘。英国起初认为维持帝国可以巩固自己的大国地位，因而一方面通过帝国加强自己的防务战略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开发殖民地经济为恢复英国经济服务。但是，经济开发的方案失败了，加强防务的努力同样也失败了，而英国与欧、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帝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事实证明，帝国不再是大国地位的工具，它反而成为展示英国软肋的窗口。在巴勒斯坦，由于美国的卷入，英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由于美苏的夹击，英国最终无条件撤军；在亚丁，英国被民族主义者赶了出来；而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后，英国的无能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事实表明英帝国已经不再是力量的体现而成了英国的累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帝国就很不明智了。英国加速从加勒比海、太平洋的殖民地撤出，就是这一逻辑的结果，用加拉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玩了”。

其二，非殖民化被证明是一种策略，英国通过形式的让步可以换取实质利益，正如麦克米伦报告所言，“更早而不是更迟的独立会更好地维护英国的外贸利益”。实际上，不仅仅是外贸利益，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没有因为殖民地的独立而受到重大影响。如果殖民地的独立后英国仍可维持其影响力并且从中获取好处，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维持殖民统治，相反，可以通过“主动退出”获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而维持英国的影响。在英帝国解体的后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实际上在主动地推动殖民地的独立。与此同时，英国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对之施加影响”，就此而言，非殖民化变成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手段。

其三，英联邦这种机制使英国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很高的期望。虽然英联邦最后并没有成为英国维护大国地位的工具，但是在很长的时期，英国学界与政界的精英却固执地认为，实现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变可以延续英帝国的精神，继续为英国的大国战略服务。艾德礼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英帝国在新时代是很难延续的，只有把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英国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好地保护。对英国的许多政治家来说，从英帝国转向英联邦并不是衰落的表现，而只是英国战略的调整。正是这一思想使殖民地的独立在许多英国政治家看来并不那么痛苦，由此而愿意在不可抗拒的潮流面前撤出殖民地。

尽管如此，殖民地通过战争获取独立的案例还是存在的，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经历就是典型。在南亚、东南亚、非洲、西印度群岛等地区，殖民地的独立进程之所以相对和平，是因为英国愿意在殖民地独立的进程中平衡自己的利益；而在中东，英国把殖民地的独立与自己的战略利益完全对立起来，并把自己的战略利益凌驾于殖民地之上，这才引发了暴力反抗。也就是说，如何权衡英国的利益决定了英帝国解体的方式，当英国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殖民地独立绝不相容时，它就会坚持殖民统治，而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就会采用暴力的手段颠覆英国的殖民统治；反之，当英国认为殖民地的独立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从而调整政策并最终接受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殖民地的独立就会以和平交接的方式进行。

最后，英帝国的解体不是主观因素而是客观因素决定的，不是偶然因素而是必然因素的结果。

英帝国相对和平的解体给世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加拉格尔教授认为英帝国的解体是一种或然的结果，由英国政府调整政策所致。其言外之意是，如果英国想继续维持殖民地，英国就可以这样做。罗宾逊教授与路易斯教授沿着这一思路推论，认为非殖民化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这种对英国主动性态度的强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学者，英帝国解体的主观性与或然性的观点非常流行。但正如本卷的研究所示，这一结论有待商榷。

纵观英帝国的解体历程，英国政府经历了一个从自信满满到信心消逝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英国的殖民统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英国用娴熟的政治手段解决了这些问题。在那些以政治斗争争取独立的殖民地，英国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通过政治妥协来抚慰民族主义者。在那些处于经济与社会困局中的殖民地，英国采取了崭新的发展战略，不仅要发展殖民地的经济，而且要用英国的资源来推进殖民地的社会发展。这一新的发展战略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虽然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步履维艰，但在殖民地问题上却是自信满满。英国认为只要自己努力，殖民地可以任由自己安排。

在艾德礼政府初期，英国仍然认为自己是殖民地命运的主宰者，殖民地的发展要由英国来主导。英国政府把殖民地划分为适合于独立和不适合于独立的两种类型，并对殖民地独立的路径予以设计。这样的自信很快遭到了挑战，印度的独立并非英国所能控制，印巴分治成为英国政策失败的明证。而在缅甸，英国的顽固态度刺激了激进民族主义的发展，缅甸最后冲破了英联邦的束缚。连一直非常温和的锡兰也不是英国可以随意处置的羔羊，英国在那里也遇到了麻烦。1951年保守党上台后，英国仍然维持了艾德礼政府初期的那种自信，这一态度使英国陷入了更多的灾难。在马来亚，英国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旷日持久；在埃及，英国遭受了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耻辱；在塞浦路斯，英国面临暴力活动的折磨；在肯尼亚，英国不得不出兵对付茅茅运动；在英属圭亚那，英国决定对民族主义的左派势力开刀。

按照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对明智的解释，明即是了解自己，智即是了解他人。英国政府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似乎都是不智的，换言之，它不知道殖民地的人民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它仅是想当然地认为殖民地的要求应该服从英国的经济与战略需要。从这点来说，缅甸史专家廷克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伦敦的领导者对殖民地而言完全是陌生人。[60]但是当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变得难以驯服时，英国逐渐醒悟过来，开始根据殖民地本身的情况来制定政策，英国开始变得有智慧了。到麦克米伦政府时期，英国自信满满的态度不复存在，麦克米伦很快认识到殖民地政治发展的主动权在民族主义者手中而不是在英国政府手中。[61]1966年发布的防务报告表明，英国不会再仅仅根据自己的主观态度将其战略要求强加于那些殖民地。威尔逊政府时期，英国变得更加聪明了，因为它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英国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统治殖民地，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让殖民地遵循自己的思路行事。威尔逊政府决定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也表现得极其消极。虽然外界可以指责英国未尽其责，但英国至少是在明智地行事。

英国的实力不足以处理殖民地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已经严重削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根基，英国与殖民地经济互补的格局遭到破坏。而在德意日法西斯的挑衅面前，英帝国在许多时候捉襟见肘，如果没有美苏的参战，英帝国可能早就被踏得粉碎。美苏的卷入最终拯救了英帝国，但二战也耗尽了英国的国力，战后英国经济虚弱，直接影响了英国的殖民政策。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重新征服印度等殖民地，英国只能向民族主义者妥协。在缅甸、巴勒斯坦、埃及、肯尼亚、南罗得西亚等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使得镇压的代价极其高昂，茅茅运动就是典型的事件。这一事件后，英国一想到为了镇压民族主义者的起义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它强硬的立场很快就退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