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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亚细亚文明的早晨（第4页）

此后，董作宾由一个向导带领，来到城西北的花园庄和小屯访问。据董作宾在报告中称：

花园庄有一私塾，塾师阎君金声，招待余等人舍，颇客气……余则私询儿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见，不敢言。继有一儿，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残字，予给以当百铜元一枚。他生皆窃出，归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阎君归，亦取来二三片，云是小儿捡得者，与钱二百，小儿欢跃以去。由学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寻求甲骨出土地点。经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妇，询曰：“汝村中小儿女，曾有捡得田中龟版龙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将来，予买少许。”妇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盘，中有碎片数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赝品，付洋五毫。顷刻间，男妇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环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时常来收买，能出高价，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块，盖土人发掘时所弃，而为小儿女拾得者也，故贬价售之……以铜元十枚之酬金，请霍氏之子女为向导，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为一沙丘，与罗氏（振玉）所谓之棉田，张君所谓有禾稼之土迥异。岂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证据者，一为新近土人所发掘之坑十，一为予在坑边捡得一无字之骨版也。

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傅斯年颇为惊喜，决定立即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经与中央研究院总部多次磋商，成功得到了1000块银圆经费，这笔经费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正是凭着这笔经费，由董作宾组织的6名考古队员，携带购买的测量、摄影及其他必需的物品，于1928年10月7日到达安阳，开始对小屯实施发掘。这是继瑞典人安特生将田野考古学在中国成功示范14年之后，由中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发掘。此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发掘，不仅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发掘工作前后进行了24天，共掘得40个土坑，揭露280多平方米的面积，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件，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董作宾作为这次发掘的负责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做了部分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上作为第一篇文章刊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著名的殷墟遗址铺平了道路。

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聘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时为台湾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第二次发掘。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李济立即赴开封和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预测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阅读了董作宾撰写的报告，相互接触交流的基础上，李济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即做出三个方面的设定：

一、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二、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设定，李济制订了第二次小屯发掘的计划并很快付诸实施。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甲骨3000余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就在李济率考古队于1929年10月7日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考古人员踌躇满志，热情高涨，渴望一举揭开商王朝的隐秘之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导致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

有了韩督军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很快率领一干人马杀奔安阳小屯开始挖掘起来，同时勒令李济等外省人“立即收摊回京，不准在此随便盗抢宝物”。如此一来，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成了盗宝者，而河南民族博物院的一干人马却成了捍卫真理的卫士。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争执双方各给自己的上司拍发电报，寻求支持。李济宣布发掘暂停，考古人员就地待命，自己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将发生的具体情况向傅斯年做了汇报。

鉴于已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争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最后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呈请国民政府，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其继续保护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坏。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几条协议，大致内容是中央研究院在发掘的同时，应注意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所获古物双方共同拥有等，一场冲突遂告一段落。

仰韶—龙山—殷商

1931年，殷墟开始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此时的发掘队员增加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分为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且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发掘。就在这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从实践中摸索出辨认版筑夯土的规律，这一点对于古代建筑多是夯土结构，而不是砖石结构的中国考古极其重要，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发掘的五个区中，最令人瞩目也最让后代考古学者称道的是后岗村的发掘。这个工地的主持者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次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夏季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年秋，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其间，转道通辽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1931年春将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写成后，赴安阳殷墟主持后岗区的发掘。

这个方法一直被后来的考古学者当作圭臬沿用至今，其意义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发掘本身，它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就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而言，梁思永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1931年那个明媚的春天，梁思永于殷墟后岗主持发掘时，首次在中国大地上运用标准的考古学手段，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色，对地层进行划分，以超凡卓绝的天才，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在大地深处，安然地度过了几千年人类的生命年轮。这个重大发现，令以梁思永为代表的考古学家想起了安特生搞出的那个“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悬案。

很明显，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带着这个疑问，梁思永在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发掘时，将殷墟和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做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同。

当他回到安阳殷墟后，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同乐寨又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

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后岗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三叠层，是按先后存在的时间顺序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先有仰韶文化，再有龙山文化，再有殷商文化。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时间框架，使死去的文明转世还魂，使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动起来，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动脉。此举正如李济所言：城子崖的发掘使“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与确认：“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这一发现，为推翻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梁思永首次提出的仰韶—龙山—商文化的承接性历史框架，解决了中国文明史重大旧问题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三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并非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中间尚有大的缺环和空隙，那么什么样的文化能连接和填补这些缺环与空隙呢？

1932年春，安阳殷墟进行第六次发掘，考古人员很快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个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科学考古价值。因为有了宫殿的出现，就进一步证明殷墟作为都城的可能性，这是甲骨文发现之后，又一个破天荒的突破。

1932年秋到1934年春，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又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并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史书记载。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最多达到了500人。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发掘的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于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

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到夏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自1928年起至1937年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人员于10年间在河南安阳殷墟陆续进行了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者不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

安阳殷墟所经历的10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在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保卫的恶劣政治环境中，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全世界人类所广泛瞩目。

殷墟15次发掘的大部分文物、资料，于1948年底随史语所人员运到了台湾，存放于台北南港“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陈列室。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后来，在中国台湾的殷墟发掘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商朝第一都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