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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破译孙子兵法（第3页）

吴、毕二人身子趴伏在椁室中，手里各拿一把小铁铲轻轻地刮着淤泥。一刻钟之后，第一枚竹简露了出来。紧接着，第二枚、第三枚相继映入二人的视线。约一个时辰，众人期待已久的秘密──32枚竹简全部凸现出来了。这批竹简外观完整，排列有序，静静地躺在椁箱中，似在等待有缘者的相会。

边箱清理完毕后，吴九龙、毕宝启又同其他发掘人员一起打开了棺盖。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墓主尸骨早已腐烂，性别难以确定，但从棺内残留的木枕、漆奁和一面铜镜均在棺的南头来推断，可知墓主是以头向正南的方式入葬的。至此，银雀山一号、二号古墓全部发掘完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出土器物的整理、保护与研究，并尽快弄清两座古墓的年代、性质、墓主是谁、具有何等身份，以及神秘的竹简都记载了什么内容等。

从总体上看，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以及残损之严重，都是十分罕见的。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通过对竹简认真释文并加以分类校勘，将其重点内容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周秦诸子

1。《六韬》十四篇

2。《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简本只得十篇，包括《墨子》《管子》等篇）

3。《晏子春秋》十六篇

4。《孙子兵法》十三篇

5。《孙子》佚文五篇

6。《尉缭子》五篇

第二部分佚书丛录

1。《汉元光元年历谱》

2。《孙膑兵法》十六篇

3。《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

4。《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

5。其他之类（如算书、相狗、作酱法等）十三篇

银雀山两座汉墓一次性出土类别、字数如此之多的先秦古籍，这是自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经盗墓贼不准（fǒubiāo）盗掘的那座古墓出土《竹书纪年》等大批竹书之后的近1700年间，最为重大的一次发现。

据史载，汲冢出土的古籍，大部分又重新散失。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大部分得到了整理与保存，特别是大批兵书的出土，其意义当更为独特和重大。自宋之后的1000多年来，学术界许多大师、巨擘都曾把《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晏子》等古籍，统统说成是后人假托的伪书，压根儿不能当作真正的学术著作来研究。

银雀山汉墓发现的大批竹简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批古籍至少在西汉早期就已存在并开始广泛流行的事实。尤其是失传长达1700多年之久的《孙膑兵法》的面世，使学术界聚讼千余年的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其人或各有兵法传世的历史悬案豁然冰释。

《孙子兵法》书写与墓主年代

墓葬的年代已经确定，所葬竹简产生的年代，下限究属汉初哪一阶段，学术界尚有争论。吴九龙、毕宝启执笔的《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简称《简报》）称：“根据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据此推断其产生年代，下限最晚亦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

但有学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够确切，其时间跨度太大。在这批汉简中，有105枚、计1000余字的《孙子兵法》残简。通过对这些残简的研究，可以深入思考许多问题。将竹简《九地篇》残文与传本相校，可发现汉简本作“卫然者，恒山（下缺）”，传本此句作“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前者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则可知其产生年代，非但不在武帝元光年间，而且跨越了汉景帝在位期间的16年（公元前156年—前141年），上溯到文帝刘恒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即西汉王朝开国或吕氏专权时期，这就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许多年，而这个推断似乎更接近事实本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明显的证据是，从出土竹简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又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若干年。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汉简本《孙子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叙录》《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200余年。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更接近孙武手定的原本，因而也得以让现代人类首次有机会窥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一书的真实情形。

一号汉墓出土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孙子兵法》竹简书，其整简和残简近300枚，计2600多字，超过宋代刻本《孙子》全文的三分之一。通过校释，竹书《孙子兵法》与宋本《孙子》内容基本相符，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各方面的研究结果看，竹书更符合孙子军事思想。

至于所发掘的银雀山两座汉墓的主人，由于缺乏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资料，考古发掘者与汉简整理小组人员，都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图5-3出土耳杯的杯底刻有“司马”二字，似乎传达出墓主人的信息

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吴九龙、毕宝启等估计，这个“司马”应是墓主人的姓氏，不会是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推断墓主当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

二号墓出土的陶罐上，其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据吴九龙、毕宝启推断，“召氏可能是墓主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曾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来看，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整理人员根据银雀山一号和二号两墓出土的陶器、钱币、铜器、漆木器等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等特点以及墓坑形制等分析，可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特别是鼎、盒、壶等陶器组合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推断。两座墓出土的“半两钱”及一号墓出土的“三铢钱”，更是确定这两座墓葬年代的有力佐证。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流通的时间仅为短短四年，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在这座墓葬里既出土了“半两钱”，而没有发现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铸的“五铢钱”。由此可以推断，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即一号墓的确切年代，当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

考古人员在二号墓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同样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

通过两位天文历法学家的研究，初步断定，出土的这部分残简，就是汉元光元年历谱。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六年次年，改为元光元年。这份历谱，即汉武帝建元七年。

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考古史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历谱中还附记了与农事有关的节气时令征候等，它较《流沙坠简》著录的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历谱，要早70余年。有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作为标志，年代上限应断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即银雀山二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18年，起始年代比一号墓晚了6年。

在此之前，对汉代太初以前所用的历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实例，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银雀山汉墓《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为建元六年尚未改元时，所制翌年（公元前134年）的实用历，不但可以校正以往推算的历史年代，千年来沿袭之谬误，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古六历的重要实例，对研究整个古代历法，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价值。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和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批文化瑰宝里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不仅对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人类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术巨擘，也无缘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