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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惊魂马王堆（第5页）

第四，汞、砷与酒精的应用。中国古代应用水银、砷以防尸体腐败的记载甚至多于香药防腐，而仅次于玉、金等物质。史载秦始皇陵墓地宫就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0世纪70年代的考古钻探证实了文献记载，说明秦始皇的丧葬用了大量水银。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在地下历经两千多个寒暑，肌肤、内脏、形体、颜色仍十分完好。达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经过发掘之后的化学鉴定，在尸体处理上的明显特点有二：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因为这座墓棺液沉淀物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物，而棺液中硫化汞等在尸体的防腐固定上的作用也是较明显的。马王堆女尸之能完整保存，与汞的保护作用是分不开的。

另外，出土的尸体还有一个不同于随葬品的特殊保存条件，即本身居于椁和四层套棺保护之中，棺内空间远比椁室空间小。尤其内棺是密闭的，尸体又为棺液所浸泡，如果没有一个密闭的墓室，随葬品中大量有机物必然很快腐烂，棺木也会腐朽，最后尸体也难免烂掉。因此，尸体入土以后得以长期保存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与深埋地下的密闭的墓室与密闭的棺具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可能使入土前保存在棺内的尸体，在入土后得以继续保存下去。

当一号汉墓的白膏泥层被捅开之初，曾经有气体喷出，燃烧试验时呈蓝色无烟火焰。这就证明了墓室中积聚了大量可燃性气体，也就是平时习称的“火洞子”墓。

类似这样的“火洞子”墓，历史上多有记载。王充在《论衡·死伪篇》中记叙王莽时“改葬元帝傅后，……发棺时臭闻于天，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从藏中出，烧杀吏士数百人”。王充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指出：“臭闻于天”，系“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造成洛阳丞之死，“未为怪也”。“火出藏中者”“非丁后之神也”。“见火，闻臭则谓丁、傅之神误矣。”可见在汉代，王充对火坑墓之形成已经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已发现的汉代前后的墓葬中，较少使用白膏泥密封者，则只有残缺的椁底板而找不到一点骨骼了。至于根本没有使用白膏泥的墓葬，所有纤维物质都已腐蚀殆尽，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湖南方面或盗掘，或正式考古发掘的四千多座较小的楚墓、西汉墓、东汉砖室墓，以及两晋、南朝、唐、宋墓，凡未用白膏泥者，尸体均已腐蚀无存，个别墓的棺上的漆皮也只能见到一点痕迹了。其他竹、木、漆、皮革、丝织物几乎全部腐烂，甚至连痕迹也**然无存，随藏的一般性铜器也一触即破。这个奇异现象，在考古人员后来发掘的马王堆三号墓中也得到了确切的反映。

由此可见，使用白膏泥密封，加上深埋和填土夯筑紧密，以保护好棺椁，这是保存好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女尸历千年而不腐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发掘二号墓

马王堆从外表看上去，只有两个大土包，也是历史上流传的“马鞍堆”“双女冢”等的原因。发掘之后，才知此处有三个墓冢。考古人员把一号墓身旁不显眼的墓冢编为马王堆三号，而离一号墓稍远些的那个明显的大土包，则编为二号。从一号墓打破三号墓地层关系推断，三号墓的筑造和入葬年代应早于一号墓。

图8-19一、三号墓打破关系剖面图

经过发掘，发现二号墓尽管屡遭盗掘，但仍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件器物散落于棺椁之间。再细心胆大的盗墓贼，也不会将墓中的一切器物全部盗走，除了时间上的仓促，还有一些器物，是盗墓者认为没有多大价值而舍弃的。

1974年1月10日傍晚，正当考古人员在椁室中四处寻找和提取零散的器物时，阴沉的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至后半夜，雪越发大了。到11日清晨，大雪已呈铺天盖地之势，远山近丘，荒野田畴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此时朔风骤起，雪花飞扬，气温突降到零下四至五摄氏度。这是长沙多少年来未遇到过的大风雪天气。

雪水浸泡的污泥中，那鎏金的嵌玉铜卮、错金的铜弩机，那银质或铜质的带钩，精美灵秀的铜鼎、玉璧、漆器、陶器等，在考古人员耐心寻找下先后出土。

眼看又一个黄昏将至，被融化的积雪浸泡过的墓壁，已出现裂痕，说不定哪一刻整个墓壁就要崩塌，危及考古人员的性命。面对险情日重的突**况，站在风雪飘零的墓坑之上负责指挥的李振军决定立即调来起重机，将棺椁吊出墓坑。同时将墓室中的污泥浊水全部装筐装桶用起重机吊出。同棺椁一并装入卡车，拉回省博物馆再做清理。

当从墓中挖出的污泥全部被淘洗完后，考古人员特别是发掘领导小组成员，心情稍感轻松的同时，不禁悲从中来。想不到这个从外表看去令人充满信心与希望的庞大墓葬，几乎是腹中空空。不但未见到一点骨渣，就连期望中的器物也没有一件出土。

面对此情此景，王冶秋、李振军怀揣着复杂的心境在省博物馆一楼大厅内来回踱步。可以想见，他们同样于心不甘。就在这众人感到沉闷、压抑﹑悲苦之时，李振军像想起了什么，急忙来到考古队员身边说：“将那些破碎的椁板也抬来冲洗一下，说不定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一提醒，众人尽管觉得有些道理，但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几个人无精打采地将椁板抬到水龙头前，开始冲洗起来。随着哗哗的水流声，椁板上的污泥被一点点冲除。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奇迹出现了。

就在椁板底部的污泥中，考古人员何介钧﹑胡德兴等人发现了对整个马王堆汉墓发掘至关重要的三颗印章。经鉴定，一颗是玉质私印，盏顶方形，长宽各2厘米，上刻阴文篆体“利苍”两字。另两颗是铜质明器官印，龟纽鎏金，长宽各2。2厘米，分别刻阴文篆体“轪侯之印”和“长沙丞相”字样。

三颗印章的发现，在确切地证实了墓主人是西汉初年轪侯、长沙丞相利苍的同时，也揭开了千百年来蒙在马王堆汉墓之上的最后一层面纱。它以无可争辩的铁证向人们证实，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正是轪侯利苍一家的葬地。

这一非同凡响的发现，使所有考古发掘者都忘却了连日的艰辛，精神为之大振。回想当年，在一、三号汉墓发掘之后，虽然墓中随葬器物上写有“轪侯家”的物主标记和封有“轪侯家丞”的封泥，但仍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器物是轪侯一家送给长沙王的礼品。更有人依据文献记载，坚持认为是汉代的“双女冢”“二姬墓”以及“长沙王妃”之墓等。

正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此次三颗印章的出土，使一切的争论和猜测都不辩自明，烟消云散，也使二号墓乃至整个马王堆汉墓的规格和考古价值大大地得以提升，当之无愧地列入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墓主家族关系初断

既然二号墓中出土了至关重要的标志着马王堆三座汉墓同系一个家族葬处的三颗印章。那么，这个家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二号墓出土的“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苍”三颗印章，无疑是马王堆利苍一家墓地的确证。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利苍是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被封为轪侯的，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由此可知此，墓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

图8-20一、二、三号墓平面分布图

弄清楚了马王堆三座墓葬的年代，那么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一号墓与二号墓东西并列，都是正北方向，两墓中心点的连接线又是正东西向，封土也几乎同大，这正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的形式。利苍葬在西边，女尸埋葬在东边，正符合当时“尊右”习俗。因此，一号墓墓主，毫无疑问就是第一代轪侯利苍的妻子，她比利苍晚死大约20余年。

三号墓紧靠一号墓的南方，即利苍妻子的脚下，两墓墓口相距仅4。3米。据鉴定，一号墓女尸的年龄为50岁左右，三号墓墓主人的遗骸为30多岁的男性，二者相差20多岁，当是母子关系。三号墓的墓主应是利苍的儿子。

当轪侯家族的世系被弄清之后，马王堆汉墓发掘者和研究者接着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及人生命运。关于马王堆二号汉墓墓主人轪侯利苍的生平，历史上没有专门的传记流传于世，只有《史记》和《汉书》分别在功臣表中做了简单的提及（前文已述），且《史记》《汉书》两家在记载上又有抵牾和参差之处。因此，只有将这些零散、简单的材料综合起来加以校订和研究，再根据考古发掘的旁证材料加以推测，才能对轪侯家族不同人员的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有一个基本符合史实的了解。当然，几乎所有的考古人员和研究者都感到，要追寻已逝去两千多年的利苍的踪影，就无法绕开同轪侯家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汉高祖刘邦与长沙王吴芮。

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自己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帝位，国家名义上得到了统一，看来已是万事大吉了。但是，刘邦深知，国家初建，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首要的问题出现在国家内部。当年自己起兵反秦以及在和强敌项羽的争霸战中，凭借一群梦想着称王称帝的乱世枭雄和政治野心家的支持与妥协，才有了后来这个局面。既然霸业已成，而江山是大家共同打下的，胜利的果实自然要大家来分享。所以，在垓下会战胜利之后，刘邦不得不把大片国土分封给往日那些与自己共赴生死的弟兄。他先后分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故韩王信为韩王、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张耳为赵王以及后来取臧荼而代之的卢绾等8位异姓王。就当时西汉所占有的版图看，太行山以东几乎都成了各诸侯王的封地，宛如战国末期残存的东方六国，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与西汉中央王朝形成了对峙的政治格局。这些分封的诸侯王表面上对刘邦的中央政权表示臣服，骨子里却依然残存着非分之想，并潜伏着向朝廷发难的危势。除此之外，另一个最为严重和棘手的问题是来自外部的“胡越之害”。胡是指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越是指秦末在百越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南越国政权，这个政权在东南沿海一代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势力。《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从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百越所包括的势力范围，应是广东、广西、越南、福建等广大地区。假如这个庞大地区的割据势力联合起来向西汉中央政权发动进攻，其后果自是严重和可怕的。

利苍是何人

为什么中央政权或者说刘邦本人选中了利苍，又为什么偏偏将他派往长沙国而不是其他诸侯国？结合史料和考古发掘，研究者曾做了这样几种推测，那就是利苍本人——

第一，来自苗族。

做这个推测的理由是：（1）“T”形帛画上画有苗族关于“九个太阳”的传说。（2）墓主没有穿裤子，随葬衣服中也没有裤子，数以百计的木俑也没有穿裤子。下身不穿裤子而只穿裙子是苗族自古以来的习惯。（3）苗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蛋生的。一号墓出土一箱鸡蛋，是与墓主人的民族习俗有关。（4）苗族人死后忌用生前的银器、铜器随葬。马王堆汉墓没有用金银铜器随葬，是与苗族习俗相吻合的。（5）一号墓主蓄有苗族的发式。（6）用大量食品随葬也是苗族的风俗。另外，研究者还认为利苍在封为长沙丞相之前很可能就是当地苗族部落的首领。

图8-21女墓主的发式

第二，来自侗族。

认为墓主是侗族的理由是：（1）《汉书》称利苍为“黎朱苍”或“朱苍”，这是侗语对利苍的称呼。轪侯夫人“辛追”也属于侗族习惯的名字。（2）汉族是夫妻合葬，而侗族是母子合葬。一、三号墓是母子同葬一个山头，而二号墓利苍葬在另一个山头，正符合侗族的葬俗。（3）黑地彩绘棺上画的是侗族的神话传说故事。（4）墓中引魂幡作衣形，遣册也称它为“飞衣”，显然是侗族以衣招魂习俗的反映。（5）帛画中有许多鸟，反映了侗族偏爱鸟的习俗。（6）轪侯夫人辛追用的木梳和鹊尾鞋，也符合侗族妇女的穿着习惯，并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在沿用。（7）墓中出土的乐器等保留了侗族古代葫芦笙的原始形态。（8）轪侯家用牛肉掺米粉腌制的“牛白羹”反映了侗族特有的饮食习惯。

认为墓主是越族的理由：（1）长沙王吴芮曾“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有功封王。故长沙王吴芮的丞相利苍也是百越中的头目之一。（2）从氏族看，“利苍”即“黎朱苍”。黎姓的远祖是传说中的“九黎”，即后来的“三苗”，也就是百越。又黎人即俚人，《隋书·南蛮传》说俚人“古所谓百越也”。（3）墓主人梳的是越人的发式。（4）墓中遣册食谱中多狗肉，这是越人爱吃狗肉习俗的反映。（5）从葬制看，也是采用越人惯用的土坑竖穴墓。（6）三号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多带迷信色彩，反映墓主“好巫术”和“信鬼神”。轪侯一家信奉的神是祝融和蚩尤，这些也是越人习俗的反映。

第四，来自楚地。

认为墓主利苍一家是楚人的理由：（1）据《姓解》记载：“利，《左传》‘楚公子食采于利’，后以为氏。”则利氏在当时是只有楚人才有的姓。（2）利豨（xī）是楚人的名字，因“楚人谓豕为豨也”。（3）利扶失侯放归老家江夏郡竟陵，而利苍封侯的封地在江夏郡的轪县，江夏郡是楚地，即今天湖北省汉水南岸的潜江，因此，利苍一家为楚人。

从以上推测看，不论是来自苗族、侗族、越族还是楚地，利苍的出生地应在汉水或长江以南地区。根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平皋炀侯刘它栏中记载的“功比轪侯”四个字来看，利苍与刘它的经历必有近似之处。汉高帝年间，曾对列侯18人做了位次的排列，到了吕后二年，又由丞相陈平主持，对当时的列侯137人进行了位次的排列，当时利苍被排在第120位，而跟利苍功劳相比的刘它，被排在了第121位。从刘它的经历看，其本名项它，原为项羽部下的一名将军，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曾提到过此人。刘、项垓下决战前夕，项它被刘邦手下大将灌婴俘虏于彭城。此后，刘邦对“项氏枝属”采取宽容收买的政策，赐姓封侯，授以高位。若干年后，汉中央政权将刘它与利苍的功劳相提并论，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利苍与刘它有相同的经历，很可能利苍本人原来也是项羽的部将，在刘、项大决战的前后，弃项投刘。从利苍的籍贯看，他原来作为项羽部将的可能性也极大。此外，在利苍墓中发现一件错金的铜弩机，上刻铭文“廿三年私工室……”从文字的风格和铭刻的款式看，它当制造于秦始皇二十三年。按照古代事死如事生的思想推理，这件铜弩机当是利苍本人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兵器，并有可能陪伴利苍度过了颇为不凡的戎马生涯。这也是利苍有可能先在项羽、后在刘邦部下为将的一个间接证据。

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到利苍赴长沙国任丞相前他的这一段经历到底是怎样的，史料无载，也没有旁证或发掘实物可供推测。但从刘邦对他的信任程度来看，他似应在中央政权任职。不论做怎样的推测，利苍作为刘邦的亲信和中央政权信赖的人选赴长沙就职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众多的诸侯国中，为什么要把利苍派往长沙而不是别的地方，刘邦及中央政权的谋臣为此做了怎样的考虑？要弄清这一点，还应看一看长沙以及其他诸侯国当时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