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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第1页）

砰

1972年—宾夕法尼亚州乡间的一家精神病院。

罗伯特的卧室是一间狭窄的隔间，有一扇小窗和一张古旧的军用折叠床。空气里医院消毒剂的气味很重。他坐在床边，盯着墙面上剥落的油漆和褪色的地板砖。随后他拿起笔记本，开始写：

第一日

我以为混进一家精神病院会很困难，但是我进来了。当我来到住院处时，心里忐忑不安。我以为自己肯定是要暴露的。其实我没必要担心。当时的交谈大致是这样的：

主治医生：“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我听到声音。”

“声音？什么样的声音？”

我直视他的双眼，看起来尽可能地真诚。“一个男性的声音。”我暂停了一下以加强戏剧性的效果，“他说‘砰’，有时说‘空’。”

他与我对视了一会儿，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移动。我担心他不会相信我，但是随后他拿起笔，在一本便笺簿上写下了一段笔记。我猜他相信我了。

“‘砰’和‘空’。”他重复道。

“是的。偶尔说‘空无’。”

他点点头，好像这说得通一样。

“声音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三周以前。”

“你觉得这个声音很打扰你？”

“我自然感到担忧。”

“你和哪位医生聊过这事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认得这一片的任何医生，但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个不错的医院，所以我决定直接来这里。”

他再次点了点头。对话换了话题。我们聊了一会儿我的家庭生活。我告诉了他实情。比起父亲，我和母亲更亲近，但是和父亲的关系在改善。他觉得这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就了解到，我被安排入院了。就是这么简单！

对医院的第一印象：干净但简陋，墙边缘都腐坏了。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会在这里待多久？几天，几周，几个月？我突然紧张了起来。我让自己陷入什么样的境地了？

不远处一扇沉重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罗伯特抬起头来。从走廊尽头传来脚步接近的声音。声音在他的房门附近停了下来。随后一名护理员的声音尖厉而嘲讽地响起：“关灯了，混蛋们！”

突然间，所有灯都灭了。罗伯特叹了口气，靠回到**，听着规律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他松开了拿笔记本的手，本子滑落到了地面。“砰。”他说，然后大笑起来。然后他又说了一遍，但是这一回说得更轻，也没有笑。“砰。”

大约在1970年的某个时刻，斯坦福大学的大卫·罗森汉教授给他几个朋友打电话，向他们力荐了一个疯狂的点子：嘿，让我们都装作疯了，混进精神病院吧，然后我们可以弄清医生能否看出我们和真病人之间的差别！这一建议得到的回应大致是礼貌的静默或者得体的回避—这主意很有意思，大卫，但我有点儿忙。然而，罗森汉继续争取—来吧，这会是一场冒险！最后他说服了他的朋友。他们想：毕竟，干吗不呢？这是20世纪70年代—每个人都在做疯狂的事！

用欺骗手法混进精神病院并不是新念头了。多年来，士兵们一直这么做来逃避战争。军医管这个叫佯病。1887年，记者内利·布莱为了调查纽约布莱克韦尔岛女性精神病院的条件，装疯混进了医院。她的卧底工作的结果发表在《纽约世界报》上，引发了一桩丑闻，并导致陪审团调查了该精神病院。1952年，人类学家威廉·考迪尔为了研究精神病院的社会结构，装作病人，进入了耶鲁精神病学研究所。但罗森汉的目的略有不同，而且比那些早期尝试更加雄心勃勃。他对躲避服兵役并不感兴趣，不想公开某个特定医院的条件，也不想开展人类学研究，他想曝光的是整个精神病学的实践本身。

反精神病学运动

时间到了1970年，对精神病学专业的不信任已经流行并累积了一段时间。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捍卫个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不扮演约束性社会角色的自由，以及只要你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但是整个社会运动似乎与精神病学擦肩而过。躲在四周围满了高墙和铁丝网，建筑渐渐腐坏的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学家，开始越来越像某个已逝年代—诸如15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2]—的古旧事物一样。很多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现状的守卫者而已，是“正常”行为的执行者。解放你的思想？这些“思想警察”—作家肯·凯西这样称呼他们—要是有话说可就没指望了。

凯西所写的1962年的畅销书《飞越疯人院》将这一反精神病学的感受传递给了广泛的受众。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性自由的罪犯兰道尔·帕特里克·麦克墨菲的故事，他由于相信精神病院的生活会更好过，为了从监狱的劳改农场转移到精神病院而装作精神失常，但是一到了精神病院，麦克墨菲就发现患者的神志看起来比工作人员和医生要清醒得多。小说以悲剧式的调子结尾。医生给麦克墨菲做了额叶切除手术，摧毁了他的反抗天性。